序
马大正
2020年5月，疫情宅家，埋首撰写“大正走边书系”之《探秘边内外》，收到汪洪亮教授寄赠新著《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还有准备出版的又一新著《知人论学：民国时期的边疆学人与学术》，并恳望为之作序。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史（也可称之为中国边疆学术史）的重要内容。我曾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国边疆研究源远流长，但中国边疆研究的兴盛，则是近代以降的事。鸦片战争之后，曾出现过两次边疆研究高潮。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地主阶级学者深感大清帝国国运日落，为捍御外侮，巩固边防，乃发愤潜心于边疆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第二次，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抒发国人之爱国热诚。他们孜孜耕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那时学人辈出，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用群星灿烂形容其研究发展盛况，并不为过。
中国边疆研究史的演进历程是曲折、复杂的。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边疆研究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大批判与继承学术遗产上的简单化倾向，造成当时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边政研究采取否定、摒弃的态度，加之上半叶有相当一批中国边疆研究者都有旧政权性质不同的政治背景，这就造成这一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学术研究中鲜被提及，大量边疆研究成果或因其作者的政治身份，或因其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不是被批判，就是不再为研究者提及。迄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时处民国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研究尚显沉寂，有关论著鲜见。
20世纪90年代以降，民国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渐次引起学界关注。进入新世纪后，一批“70后”的年青才俊脱颖而出，相关研究成果迭出，一时间民国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成为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热点内容之一。洪亮小友（容我这么称呼）是“70后”研究者中的翘楚。他的成果多而精，并已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近些年对洪亮小友的论文我时有关注，收益多多。基于此，对索序之嘱，我也欣然同意，试试！
伏案细读《知人论学：民国时期的边疆学人与学术》，又览阅了他的另两部大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和《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形成了些许感悟，权充序以应命。
所谓感，即读后之感，可归之有三：
一是，研究视角独特。
从机构、论著、期刊、学科的角度对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进行综合和分析固然十分必要，但研究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对学人的研判置于从属的地位。须知“学人既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者，也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还是各类学术机构和传播平台的创立者和运营者，他们组织了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的全过程。所以他们的经历与思想，与他们所奉献出来的精神产品，具有最为直接的关联。如果不能知其人，论其世，我们也很难设想，我们是否能真正体会其创制的知识及表达的思想，是否能体察其字内真意和言外之意，是否能走入其内心世界并看到其所处时代很多人的内心世界”（“绪论”第7页）。诚如钱穆所言：“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1)洪亮小友将书名定为“知人论学”，即是此意也。研究视角的独特，所论之学术与学人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枯燥的学理注入了学人的喜怒哀乐，所述所论不仅可信，甚至还有诸多感人可读之处。
二是，谋篇布局新颖。
基于“知人论学”总目标，全书除“绪论”“后记”外，设七章，第一章“民国学人的边疆观念和边政主张”，第二章“民国学人对中国边疆研究学科构筑的努力”，是面的纵论；而第三至六章分论了顾颉刚、李安宅与于式玉、徐益棠、张廷休的边疆学术实践，实乃点的深论。第七章“余论”则历数了198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努力，并对新时代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分歧统合与路径前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新颖布局为独特视角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极好平台。
三是，资料收集丰硕且有个性化特色。
资料乃是研究赖以开展与深化的基础。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者都深知，民国时期有关边疆研究史的资料是一多、二杂、三分散，搜集十分困难。仅以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各种期刊言，搜集就难，研读更是难上加难。从本书所附之参考书目可见作者搜集资料所下之功力。除此之外，作者搜集资料还有一个特点，即得近水楼台之便，利用了不少李安宅与于式玉的个人未刊档案文献，当是十分难得。
愚以为以上三端可视之为本书的特色或优点，称之为一部有个性的、成功的中国边疆研究史学术专著，不为过。
所谓悟，即感后之体悟，也可归之有三：
一是，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必有大成。
据洪亮小友在《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后记”自述：“200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他开始“静下心来翻读半个多世纪前的泛黄的资料，寻觅当年国人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和探求边疆发展与民族文化国族化的思想踪迹”。十多个年头过去，作者始终在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这一领域笔耕不息，厚积薄发，论文、专著成果丰硕。所论已成一家之言，所著也成关注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学人和读者必想找来一读的作品。作者坚持走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研究之道，必有大成，我愿为之击掌！
二是，拓展与深化永无止境。
洪亮小友在“绪论”中痛切地写道：“不少在民国边疆学界影响很大的学者，在现今的学术史论著中，大多寂静无声……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消隐在那些泛黄发脆的纸页中……所有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总和，都不及学界对费孝通与林耀华的研究。那么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研究现状是否能真实反映本来群星璀璨的民国边疆研究及其学人群体？费、林二人能否代表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的大部分面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绪论”第12页）
基于此，本书选取了顾颉刚、李安宅、于式玉、徐益棠、张廷休等学者为代表做了“知人论学”的点的深化研究，成效可喜。但阅后掩卷，大有意有未尽之憾。
借用洪亮小友所述：“仅仅两颗星星闪耀（指费孝通和林耀华——作者注），显然并非民国边疆学术史的完整夜空。”（“绪论”第12页）民国时期的边疆学人与学术仅仅本书所述几位是不够的。
放眼当时中国边疆研究，综观全局影响至深者，诸如吴文藻、华企云当是不应忽略的。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而华企云当时身居南京，依托新亚细亚学会，在学界、政坛均颇为活跃，1932年出版的《中国边疆》，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综述边疆之沿革与现况、边疆之勘界与失地、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边疆邻接各地之对华历史与受治帝国主义之经过和边疆铁路之沿革与现状；下篇则分别论述国际角逐下之东三省、外蒙古之独立、新疆之三大问题，英人侵略下之西藏和云南之界务问题。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在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国家兴亡考虑到边事盛衰，从研讨边疆全局大势到考察边疆局部问题，从分析国内边疆问题联系到中国周边及世界格局。在论述以上诸多问题时，作者又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地理等诸多领域，并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这样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客体即被明确地推上其自身应有的独立地位，中国边疆研究成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也得到有力的证明。华企云在1930—1932年间还先后出版了《蒙古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云南问题》等专著，对这位驰骋学坛的“星星”，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史时确实不应被遗忘。当然关注边疆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吴丰培，以一册《中国经营西域史》而史坛留名的曾问吾，以及曾活跃于学界、政坛的边疆研究者黄奋生，也都是应进入“知人论学”研究视野。
洪亮小友本有续写“知人论学”的计划，我期许在研究中能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将目光瞄准那些曾经非常闪耀而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星星”，果能如此，功莫大焉！
三是，胸有全局，为中国边疆学构筑添砖加瓦。
胸有全局首先是应建立起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学术史的全局，唯此，才能有序展开从微观到宏观的专题研究，最终建立起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学术史的叙述体系，为中国边疆研究史的写作积累经验。
当然，我们还应有更大、更广的全局观。在中国边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有关中国边疆学构筑研究，学人宏文迭出的今天，愚吁请同仁关注中国边疆学构筑进程中值得重视的四个节点，并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深入研究。四个节点简言之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创新，中国疆域理论的探究，中国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依托边疆历史、面对边疆现实的责任担当。
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应是四个节点之一，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信，洪亮小友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史研究的不断深化，本身也是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种推动，诚是。
拉杂写了感之三与悟之三，与作者同议，与读者共享！
是为序！
2020年7月12日
于北京自乐斋
(1) 钱穆：《国史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