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边疆学术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历代史书中有关边疆民族之史料记载和考证研究。广袤边疆地区及民族文化的存在，大量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积累，都为中国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近代以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基本上属于舆地之学，不成建制和体系，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更难言学科之构建。一百多年来，中国边疆学之构筑，从思想到实践，均已蔚然可观。但诸说并存，歧见纷出。既有论述，大多乃学理讨论，缺乏对近代以来边疆学科构筑的长时段回溯，对相关问题的见解，也往往秉持学科本位立场，较少跨学科的理解和同情(1)。因而学界对构筑边疆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上具有不少共识，但在学科性质与构筑路径上则存在诸多分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即边疆的内涵与特征；二是中国边疆学是否为独立学科；三是中国边疆学与一般边疆学的关系；四是中国边疆学与依托学科的关系。这些分歧可能还会长期持续下去。我认为应有更加理性和兼容的态度，在和而不同中寻求更多共识。一方面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在渐进局部解决的基础上逐步寻求整体解决，同时也要处理好外来主义与本土学情的关系(2)。

今时虽不同往日，但都从往昔中来。我们有必要回溯历史，寻访过去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探查与思索。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被迫多次割地赔款，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边疆研究受到许多学者关注。徐松、沈垚、龚自珍、俞正燮、张穆、何秋涛、魏源、徐继畬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大多讲求经世致用、潜心研究边疆史地，撰写了不少边疆史地著作(3)。20世纪初期，列强继续蚕食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日本1931年侵占东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外敌觊觎和入侵边疆，国内出现关注边疆和边政的热潮。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迁徙西南，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成了“民族复兴”基地和“抗战建国”大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各学科学者倾注精力研究边疆问题，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各类边疆刊物相继出现(4)。

在目前学界公认的近代中国两次边疆研究高潮中，晚清时期只是初具规模，民国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才算众声齐鸣。正如时人观察，在20世纪前30年相对冷寂的边疆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5)。

1941年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教间之融洽》案、《边疆施政纲要》后，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注意边疆问题的人员逐步增多，“专家学者之前往边地考察者相望于道，边疆研究，一时成为风尚”(6)。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边疆研究，最近已获政府机关的扶植，与一般社会之赞助”，“我们应加紧努力，迎头赶上，才能配合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需要”(7)。

正如《边政公论》编者所言：“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毋庸赘述。惟于边疆建设的步骤与方法，则尚未能与目前的需求相配合，而待讨论的地方正多”，“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编者特别强调该刊发行之目的在于，“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的研究，一方阐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做参考基础，一方与实际融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以共谋边事的发展”(8)。边疆问题研究要与边疆政治相配合，在学术上为边政开路，为消泯民族偏见，增进边政改良而发出学者的声音，发挥类似今日所谓“智库”功能，对当时很多学者来说应是一种学术自觉。

在时贤眼中，“西学”往往就是“新知”的代名词，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即在传播并借鉴“西学”(9)。一方面，很多西方学科进驻中国，另一方面，很多读书人走出国门。1920年代以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本属“西学”的学科开始在中国生长，为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学理和方法层面的支撑。边疆地区成为这些学科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区域。尤其是在1930—1940年代，这些学科的成就大多在边疆地区取得，其研究对象就是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和宗教等。而留学归来的一批学人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尤其是那些有着人类学、社会学学术背景的学人，成为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主体力量，并提出了边政学、边教学、边疆社会工作学等学科创建的构想。

各个学科学人的汇聚，高校院系与学会团体的存在，使民国时期边疆学术具有组织与合作的群体性特征，使边疆研究行为经常化和组织化。柯象峰就指出，“我国边疆之研究范畴，既如是之广，绝非一二专家或少数之士所能应付，亦非一二学术机关或大学所能担当”。他建议组织全国性的边疆学会，统筹兼顾相关研究工作，可“将全国边疆划分为若干区域，分由各大学或其他学术团体任研究之专责”，“分配之标准除地域之上接近关系及交通便利外，可再斟酌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人才之专长及设备之内容以为调整之依据”(10)。

国民政府时期，学术研究机关与学术文化团体有了长足之进展(11)。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边疆研究团体外，不少全国性边疆研究团体也应运而生，如禹贡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边疆问题研究会、中国边政学会等。各类“民族研究之团体在此时期内极发达，重庆一地即有8个单位，其他大都市间，每处必有一二团体之组织”(12)。众多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边疆研究刊物及出版机构的出现，使边疆研究成为一种学人抱团合力而又相互竞争的事业，成为国家边疆开发与建设的“计划政治”(13)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学术活动迅速开展、研究成果较快发表的热门领域(14)。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清代后期都有重大突破。言其广度，表现在学者们推出了一批整体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著作，视野更加宏阔，不再局限于某一地之自然与人文的介绍。同一时期从整体上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论文数量更是不胜枚举。针对具体某一边疆地区的相关论著亦复不少。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逐步打破了既往西北研究独尊的格局，在关注区域上较为均衡。作为传统学术的边疆研究，一般以与邻国接壤之区为限，如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均为边疆研究之主要对象。西南各省，过去学人甚少措意，但在民国时期这一景况明显改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边地成为国人的关注中心，相关研究成果层见叠出。言其深度，则表现在许多边疆研究成果突破了区域的局限性，转向了专题研究的广泛性，在边疆研究的各个方面，如边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都推出了专门著述，而且往往兼顾叙事与说理，有着很强的学理性，而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则较多叙事，学理层面的辨析较为缺乏。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注意边疆自然到关注边疆人文，从调查客观存在到寻求主观方略的过程。这体现了近代以来国人对边疆地区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也就是从了解是什么，反思为什么，到思考怎么办，最终为边疆建设服务。多学科深度介入是民国时期边疆学术最为重要的特征。如《边政公论》发刊词所言，边政研究“使命十分重大，工作亦十分艰巨，兹当草创伊始，切盼我国内从事边疆工作和注意边疆问题的贤达，以及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民族、语言、史地等等学问的鸿博之士，予以多多的鼓励指示和帮助，俾本刊能尽到上述的任务，以贡献于边政”(15)。

上述若干看法，散见于笔者既往的相关论著中。近些年来，笔者所从事的工作或许可以定位为近代中国边疆学术史，也就是对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研究。从机构、学人、论著、期刊、学科等多个维度去审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离开了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的主体，而空论知识和思想，无疑是聚沙成塔。但是如果回避了知识和思想，只是关注生产机构与传播平台，所见也就有骨无肉了。能够牵串两者的最佳视角，自然是学人。学人既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者，也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还是各类学术机构和传播平台的创立者和运营者，他们组织了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的全过程。所以他们的经历与思想，与他们所奉献出来的精神产品，具有最为直接的关联。如果不能知其人，论其世，我们也很难设想，我们是否能真正体会其创制的知识及表达的思想，是否能体察其字内真意和言外之意，是否能走入其内心世界并看到其所处时代很多人的内心世界。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传记本是底蕴深厚的文体，然而，随着20世纪“国族主义”的兴起，“人的专史”逐渐被“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说”取代。20世纪前叶，梁启超与钱穆都曾提出过“回归史传”的倡导，却很快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16)。王铭铭近年来关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及学人的人生与学术，推崇“人生史”这个概念。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却宣称“我的追求是历史方面的”，并以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17)。

这番表述对于从事学科、学人与学术等课题的研究学者，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遥遥呼应了历史学家钱穆关于“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18)的治史名言。近年来近代史学界著名学者罗志田和王汎森都指出了学术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人的隐去”或“人的消失”的问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9)。不信东风唤不回。这种持续的呼吁，理应受到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并得到积极回应。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启超专门谈到人物的专史研究，提出“伟大人物是作专史的主要对象，但所谓伟大者，不单指人格的伟大，连关系的伟大也包在里头”(20)。所言关系，可以理解为联系。关系有多“伟大”，联系就有多密切。其实质是强调人物与社会、国家及世界等外在空间的关联；这种关联越是交错密切，其人生就越具有超越个体和区域的特征。人生史研究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可以有效连接社会科学研究三个层次的空间单位（个体、社会和世界），可以在呈现人生与文明间相互表达关系的同时，为社会科学突破民族—国家内部整合的约束力提供内在动力(21)。

本书论及的边疆学者，如顾颉刚、李安宅、于式玉、杨成志、徐益棠、张廷休等，不似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人在学术和思想界甚至在政治史上都有重要影响，亦不及他们的“关系伟大”，但更能代表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的学术选择和思想路径。他们在政学两界都有较高的活跃度，其“朋友圈”或者交游范围相当宽广，他们的学术话题并非仅仅关涉学术，而与民族国家建设及边疆社会发展有着直接关联，从而使其人生角色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丰富的关系，与诸多话题都有牵连，他们完全具备梁启超所言“专史研究”的“伟大人物”标准了。

由学人而知学术，延及学人所处之时代及其同时代人之研究，应为今人研究学术史的基本轨则。如果仅仅依据文本解读，而忽视了文本创制者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历程，就会使我们的研究缺乏“温情与敬意”，可能也会导致对文本的误读。如果我们对思想者及其“朋友圈”和他们所受时代的约束及对社会的观感有深入的体察，或许对其思想的经纬及暗隐的心曲能有更多意会。

社会史是近年来史学界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其概念界定常有专史说、通史说和范式说，各有所本。在笔者看来，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各取所需，不必为其概念所束缚。各类专门史与社会史可以贯通，比如经济史、政治史、学术史，都应注意社会史这个视角。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不是凭空出世的，都有其社会环境、氛围及影响。我们的历史研究对象，并非孤立存在，而其言行及思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处境，受制于特定的语境。我们常强调注意文本与语境的密切关联，就是要设身处地去思考其“位置”，从而有所谓“理解之同情”。我们要注意人物行事及性格的成因，要关注历史事件运行过程中社会各界的互动，要重视人物及事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要探寻其间“关系的伟大”，其实都是需要借助社会史视角的。

学术史在西方相对边缘，但在当下的中国，却可谓异军突起，方兴未艾。老辈学人的学术史研究，常与关注“重要人物”的思想史纠结在一起。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关注“一般”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思想史著述中，专注于大人物而忽视更大人群的疏漏。当前方兴未艾的社会史，关注的往往并非众人皆知的大人物，更多具有目光平视或向下的视角。学术史研究也应注意此点。梁启超认为，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必计其“思想之为良与否、为完全为不完全、为有条理为无条理”(22)。这为本书的存在提供了价值支持。无论笔者述及的这些学人，在那个时代有如何的地位与影响，但都具备“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的定位。

罗志田呼吁学术史研究重心要放在人上：学术史应该是学术的历史，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学术史离不开具体的学术文本，更当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学术史完全可以也应该是学者治学的历史，最好让读者看到学者怎样治学，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23)。

近代中国处于革故鼎新的大变局时期。梁启超在1901年指出，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停顿时代”来说，当时中国处于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语其大者，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新道德”，均未能取代旧有；言其小者，“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已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无一不体现“过渡时代”之特征。在这种时代里，当然新旧杂陈，有“老朽者”，也有“青年者”。梁启超呼唤适应过渡时代的具有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择性的英雄，但同时指出，一国之进步，还是要靠多数之国民，其所言英雄，也是“芸芸平等之英雄”(24)。他的“新史学”注重书写“国民”的史观与其对“芸芸平等之英雄”的期盼也是一脉相承的。

报人张季鸾认为20世纪前30年中国之变化，为“五千年来未有之新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已经重大之变迁。盖由帝制以至共和，由党政以至党治，由筹备立宪以至国民革命”(25)。

1938年，李安宅在《社会学论集》的“自序”中说道：“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一个关心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一面有建设科学的野心，一面又感觉到口头的科学没有用，要在活的人生里找出理论的指导线索，且使理论的知识变成活的人生，结果便流露了这么一点痕迹。”(26)

1945年2月22日，寓居成都的徐益棠在其著作《清代秘史》的“自序”中写道：“士当乱离之世，当必有所建树，或荷戈于疆场，或运筹于帷幄，生何足恋，死亦不惜！乃余避乱他乡，偷生篱间，消磨于图籍之中，俯仰于饥寒之下，掇拾败纸，辑成斯编，得不为贤者所齿冷乎？……壮者待教，幼者待养，东望故乡，又安得使余奋然投袂而起，奔赴国事者耶？他日国军凯旋，挈儿辈翩然返里，重过竹贵轩廊下，风廉凉榻，纨扇流萤，溯往事于当年，哭穷途于斯日，又得毋憬然兴感，泫然流涕也欤？”(27)

上述两位学者的喟叹，一在全面抗战军兴之初期，一在抗战胜利前夕。时势虽异，所见略同。作为学人，二人均对无法建树而感到自责。相比一直充满革命情怀的李安宅，徐益棠更多一些感时伤世。但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所处社会的动荡以及他们的无力又奋起的复杂心态。如果我们不能体验李安宅、徐益棠等学者对时势的认识，对其个人经历与时代洪流的精神联系缺乏理解之同情，那么我们在审视其文本时要做到“心通意会”，真正理解学人及其所在的时代，显然是存在困难的。这再次提示我们，过去相关学术史研究主要立足于学人论著而相对忽视学人与时势的互动以及其心境，或许对我们全面准确把握其思想与学术是有所窒碍的。

王建民、胡鸿保等学者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全面梳理了各个历史阶段学科发展的宏观情形，但对具体的学者如何投入边疆研究，取得了何许成绩，何以取得这些成绩等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28)。我们看见了他们所罗列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成果，却很难看见成果创造者的学术思想及其思想形成的过程。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不少在民国边疆学界影响很大的学者，在现今的边疆学术史论著中，大多寂静无声。随便列举一下，这个名单就可以拉得很长：吴文藻、华企云、凌纯声、柯象峰、徐益棠、张西曼、芮逸夫、卫惠林、吴泽霖、梁瓯第、马长寿、江应樑、任乃强、李有义、吴定良、岑家梧、胡耐安、胡鉴民、庄学本、张少徽、蒋旨昂……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消隐在那些泛黄发脆的纸页中。

当然，近些年来，情况有些微变化，部分开设民族学专业的高校在整理和追溯学术史传统的时候，也注意到传承发扬前人学术传统的必要，比如马长寿之于陕西师范大学、吴泽霖之于中南民族大学。笔者所在的四川师范大学，也有多位学者关注曾在该校工作的李安宅、于式玉。当然，就上述名单中的学者而言，所有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总和，都不及学界对费孝通与林耀华的研究。那么我们得思考一个问题，研究现状是否能真实反映本来群星璀璨的民国边疆研究及其学人群体？费、林二人能否代表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民族学的大部分面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学术地图上，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段不同区位看到诸多学人忙碌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一些重要学人在不同时空中的穿梭。仅仅两颗星星闪耀，显然并非民国边疆学术史的完整夜空。如果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目不斜视、心无旁骛，坚持干一行爱一行，研究一人即崇拜一人，而没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历史主义态度，不对同时代学术圈做更多的研究，不对学者的人生交集和思想学术异同做更多的考察，仅仅依据后见之明就牵强附会，那么学术史研究中的拔高与矮化，叠加与遮蔽，也就难以避免了。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特意将目光瞄准那些曾经非常闪耀而后来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星星，不外是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追求。

本书即是近年来所作边疆学人研究的一点尝试。全书共分七章。前面两章聚焦学人群体，探讨他们的边疆观念和边政主张，梳理他们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努力。第三到第六章则聚焦学人个体，对以边疆学人为身份标识被研究较少的顾颉刚、李安宅、于式玉、徐益棠、张廷休的边疆研究经历与思想作了初步的论述。第七章则是对当前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努力及未来的发展路径的回顾与前瞻，也对本人的研究计划做一“坦白交代”。作为群体的边疆学人既有和而不同者，也有同而不和者；作为个体的边疆学人，具有各自的生活经历与心理体验，也有对时代的一些共同的观感和认识。目前所做的研究，与笔者所主张的研究旨趣和期待的局面相比，显然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中，笔者自然会延伸相关研究领域，放宽历史的视野，关注更多的学人，同时也期待学界更多朋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成为“仰望星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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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来较为集中的讨论，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所刊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王欣《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理论体系建构的几点思考》、苗威《建构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兼谈“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之建构》、崔明德《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看法》，以及该刊2019年第2期所刊吕文利《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等文。

(2)　汪洪亮：《“问题”与“主义”之变奏：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

(3)　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89页。

(4)　汪洪亮：《民国时期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及对边疆学术之形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5)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卷第4期。

(6)　周昆田：《季陶先生与边疆》，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71年，第340—342页。

(7)　卫惠林：《中国边疆研究的几个问题》，《边疆研究通讯》1942年第1卷第1期。

(8)　《发刊词》，《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9)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0)　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11)　蒋致远主编：《第三次中国教育年鉴》第8编《学术文化》，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第1页。

(12)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发达史略》，《斯文》1941年第2卷第3期。

(13)　有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计划政治的实质，是学术政治。学术政治是政治与学术的统一，也是哲学政治与科学政治的统一”，“要有学术政治，才能有计划政治；计划政治的达成，深赖学术政治的建立”。参见严明：《计划政治的达成》，《民族文化》1941年第3期。另有人指出，所谓计划政治，就是“政府运用科学管理方法，按部就班能够实践为人民管理政事的一种科学的行政”。参见黄益中：《计划政治与专家行政》，《防空军人》1940年第1卷第7期。

(14)　汪洪亮：《民国时期边疆研究机构的兴起及对边疆学术之形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15)　《发刊词》，《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期。

(16)　刘琪：《社会科学如何在反思中重建——读王铭铭新作〈人生史与人类学〉》，《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10年12月7日。

(17)　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绪论”。

(18)　参见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8页。他在《略论中国史学》一文中也说：“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参见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13—114页。

(19)　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第11期；王汎森北大演讲：《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2016年3月30日，来源：澎湃新闻，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9813?from=timeline&is appinstalled=0

(2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21)　伍婷婷：《回归人物的人类学研究——从“人生史”想到的》，《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2)　参见《新民丛报》1902年第6号、《周末学术余议》及梁启超的“记者识语”，转引自罗志田《经典淡出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自序”第2页。

(23)　参见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第11期。

(24)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27—30页。

(25)　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天津）1931年5月22日。

(26)　李安宅：《社会学论集》，燕京大学出版部1938年，“自序”第1页。

(27)　徐益棠：《清代秘史》，铁风出版社1948年，“自序”。

(28)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