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黄金换钢铁
1913年，一战爆发前夕，德国马克、英国先令、法国法郎和意大利里拉的价值几乎相同，其中任意一种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均是1:4～5。但到了1923年年末，无论是1先令、1法郎或1里拉都可以兑换高达1万亿德国马克，实际上当时已不会有人再愿意用任何东西去兑换德国马克。贬值了1万亿倍的德国马克已经名存实亡，这一过程只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德国马克的陨落是渐进式的。在一战期间（1914-1918），德国马克的外汇价值几乎腰斩，到了1919年8月，又再次跌去一半。从1914年到1920年年初，尽管生活成本上涨了约9倍，德国马克的海外购买力却只剩下了原来的四十分之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德国马克的价值一直在令人不安地上下波动，随后，它以不断加速的趋势一路狂跌，随之而来的是满目疮痍的社会和动荡不安的政治。直到1923年，可以说在苦撑多月后，德国马克终于越过理性的悬崖边缘，紧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后尘，堕入深渊，甚至摔得比两者还要惨。
1923年是通货膨胀飙涨的一年，德国的金融部门陷入了癫狂状态，经济灾难席卷了数以百万计的德国民众。这一年德国见证了各种天文数字、“手推车通胀”[3]以及各种前所未有的金融乱象。1923年11月德国马克的寿终正寝，不失为一种仁慈的解脱，因为先前8个月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注定了旧德国马克早已无力回天，这些事件还预示了德国将不得不经历异常严峻的金融重建过程，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重建使数千家企业破产、数百万人失业，让人们陷入无望的境地，还间接地让全世界都不得不为之付出更为可怕的代价。
1923年的通货膨胀是如此荒诞离奇，又结束地如此突然，以至于往往被当作历史奇闻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当然，作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具有长久影响力的一系列事件的高潮部分，这次通胀无疑是载入史册的。魏玛时期发生的这次通货膨胀，其成因在许多方面都是绝后的，当然这一点并不重要；政治环境不同了，金融混乱能再次演变到这种地步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或需要认识到的是，通货膨胀，不论起因如何，对一个国家和它的政府、人民、官员以及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影响。社会对物质享乐越崇拜，通胀带来的伤害可能就越严重。如果人们能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战败的同盟国的遭遇吸取任何教训的话，那就是货币是自古以来世人所接受和信赖的交易媒介，人们用它来衡量价值，用它来彰显社会地位，用它来建立安全保障，用它来存储劳动果实。而正因为此，货币崩溃的过程会伴随着贪婪、暴力、痛苦以及源于恐惧的仇恨，没有任何社会能历经这一过程而毫发无损。
当然，1922年和1923年不光让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遭遇了灭顶之灾，还给更多的普通民众带来了饥荒、疾病和贫困，偶尔甚至带来死亡。任何挺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都无法平静地描述那场灾难。对这几个国家的人民最为致命的打击在于这段时期仍然只是一个虚假的顶峰，而实际上，真正难以想象的各种压力在未来几年才会一一显露。经济上，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终极的灾难始终近在咫尺，每当人们认为它们已如期而至时，总有更大的灾难紧随其后。各种讲话、报纸文章、官方记录、外交电报、信件和日记经年累月地宣传着记录着糟糕的局面即将过去，而事实却总是事与愿违，每况愈下。1921年的人们想象不到1922年还会有更多的噩运。而伴随着下一年的到来，总会发生更糟糕的情况，令之前的灾难相形见绌。
把笼罩在这些国家的绝望完全归咎于通货膨胀，显然会造成误导。1918年冬到1919年春，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在经历了战时的匮乏和军事惨败之后，都爆发了政治革命。因此，即使和平条约允许战败国以十分缓慢的进程重新恢复经济，面对此时的形势，只有以复仇为出发点的措施才能提振民众的士气，而且这种情况也会持续较长时间。我们并不总是清楚哪些事件——哪次民众集会引发的骚乱、盟军最后通牒或政治暗杀——导致了通货膨胀恐慌；也不清楚哪些事件本身是由货币的不断贬值和生活费用的上涨直接或间接造成的。
但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加剧了局势的恶化，毁掉了这些国家复兴或个人成功的所有机会，并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左右两派的极端分子发动民众反对国家，挑起阶级矛盾、种族矛盾，让家庭反目、夫妻不合，让行业敌对、城乡对立。通货膨胀破坏了本来可以用简单的愿望或需求就可以提振的国家决心。由于通货膨胀天然具有的歧视性，它暴露了人性中最坏的一面——实业家和工人、农场主与佃农、银行家和商人、政治家和公务员、家庭主妇、士兵、手艺人、矿工、放债人、退休人员、医生、工会领导人、学生、游客——尤其是游客。通货膨胀让那些经历过恐惧和不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它助长了仇外心理，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的蔑视和对法律与秩序的颠覆。它让腐败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领域，出现在本不该出现的地方。它为几年之后的大萧条以及其后发生的一切拉开了最糟糕的序幕。
我们必须把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再次放回其历史背景中。试图将通货膨胀与历史背景相脱离很有可能是不明智的。毕竟，没有人会笃定地认为德国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大萧条，甚至也没有人认为它单独催生了纳粹德国（Nazi Germany）。但毫无疑问，通货膨胀使前者变得更加难以忍受，而作为一个促成因素，使后者的到来更加容易。然而，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的目的不是通过类比，来预测任何处于严重通货膨胀中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是否会遭遇类似命运，而是通过讲述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提出一些证据，来说明通货膨胀可能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以及人们由此而造成的互相伤害。
魏玛时期的德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是根本性的，是不可避免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即使在战争期间，德国的金融政策也允许其国家银行系统出现最严重的货币过剩，这最终使战后的通货膨胀变得无法控制，而协约国（the Entente）战争赔偿金的要求，鼓励了德国开动印钞机，从本质和方式上完全排除了其他更理想的政策的可能。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德国的工业家们无情地把德国政府赶上了货币末日之路。
然而，大多数德国人、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的自然反应——事实上，就像任何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一样——不是认为他们的钱不值钱了，而是认为他们购买的商品在绝对意义上变贵了；不是认为本国的货币在贬值，而是认为他国的货币在不公平地升值，因此提高了每一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通货膨胀刚开始时尤其如此。他们相信这种观点就如同有人相信太阳、星星和月亮是一起在围绕地球旋转一样。
多年后，在与赛珍珠（Pearl Buck）的一次长篇采访中，埃娜·冯·普斯陶（Erna von Pustau）（她的父亲是汉堡的一个经营鱼市的小商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我们过去常说‘美元又涨了’，而实际上，美元根本没动，是我们的马克在下跌。可是，我们从来不说我们的马克在下跌，因为它的数字在不断地上升——物价也是如此——这一点很明显，所以我们意识不到我们货币的价值在下降……一切似乎都是疯狂的，它让人们失去了理智。”
换句话说，德国的政治家和银行家们当然也没有意识到，马克贬值的原因与个人或民众对它的反应无关。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最后时刻后，大多数德国人仍然坚持使用他们所熟悉和信任的马克。他们也别无选择，但所有人都被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马克的信条”所鼓励或迷惑——不管是纸的还是金的，马克就是马克。如果价格上涨，人们不是要求帝国银行稳定马克的购买力，而是要求得到更多的马克，来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于是，更多的马克被印刷出来，越印越多，越多越好。当旧政权被推翻时，通货膨胀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为伴随魏玛共和国诞生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再增加了一个新的、压倒性的变数。
尽管德国革命起源于针对无能的军队领导人的军事哗变，目的在于摆脱给国家带来军事灾难的军官阶层，但它也带有明显的经济原因。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德军每个部队单位都成立了士兵委员会（the Soldiers’Council），经历了个人财务灾难的士兵及其家人大力支持这些委员会的成立。1918年春天，一群经验丰富的反战宣传者来到前线，作为肆虐全德国的工厂罢工的领导人，他们的摇唇鼓舌加剧了士兵们的沮丧情绪。彼时，德国与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该条约中无情的吞并条款是又一个政治错误，类似的错误还包括将美国卷入战争的无限制潜艇战，以及将列宁送回彼得格勒，这些都是由德国总参谋部（the Great German General Staff）造成的，而其领袖德皇（the Kaiser，威廉二世）自认为是战争的主宰。整个1918年夏末，失败主义和厌战情绪蔓延开来；当德国终于战败时，德军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受雇的职业军人，另一派是应征入伍的军人。
德国最高统帅部（the Supreme Command）忙于为自己开脱战争失败的责任。德皇逃到荷兰，而鲁登道夫则逃往瑞典，以任何形式挽救君主制的时机都被错过了，因此签署停战协议的耻辱被牢牢地钉在了德国文官的头上。1918年12月，埃伯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迎接军队回国时说：“从战场归来的不屈不挠的士兵们，我向你们致敬。”
此后，“背后一刀”的流言（即一些懦弱的德国政客和背信弃义的知识分子在军队背后捅刀子的说法）被大肆传播，以至于动摇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根基。这给新的文官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新政府毫无准备，和刚出炉的宪法一起被扔进了民主制度的深渊。政府发现自己不仅要为一场毁灭性的失败承担责任，而且缺乏人力和物力，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金融和财政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纯粹的、傲慢的军国主义者遗留下来的，他们所操控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排斥在外的。
现在，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还背负着军官团（the Officer Corps）的仇恨，左翼在俄国革命后的煽动已经让政府难以招架，这还导致了右翼长久的不满和破坏。德国革命和奥地利革命一样，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事件。虽然，当停战委员会（the Armistice commission）完成其任务时，柏林正处于叛乱之中，忠诚的军队随时都会加入革命阵营。同时，早在德皇宣布退位之前，全部22个较小的德国皇室就已经被废黜，巴伐利亚（Bavaria）的路德维希三世（Ludwig III）带着他的四个女儿和一盒雪茄，从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s）的宫殿仓皇出逃，在一片大雾中开始了流亡，而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宣布继承他的王国。但除了驱逐旧秩序之外，革命并没有其他目标。既没有路障，也没有炮火。
因此，直接的骚乱只发生在贵族和军官团内部，军官团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德皇的逃离，自己将会地位不保。军官们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当时也仍然可以不受民事法庭的管辖，他们认识到德国革命是一场暴行，国家的战士被他们所保护的人所抛弃和侮辱。他们认为德国已经濒临混乱，他们为之奋战的社会制度正在崩溃，到处都是无序、沮丧、饥饿和匮乏。更糟糕的是，一直活跃的德国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似乎正在接管这个国家。在亚琛（Aachen）、科隆（Cologne）、埃森（Essen）和其他许多地方，他们和德军发生了冲突。在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当士兵和工人委员会（the Soldiers’and Workers’Council）在迎接一个从前线归来的轻骑兵中队时，骑兵们因为内心的愤懑而骑马冲撞了欢迎的人群。
德军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停战协议签署前的几小时。斯巴达克同盟（the Spartakists）——后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的德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在柏林的街道上集结。文官政权（以埃伯特总统为首）担心民主政府已经时日不多，于是与以格勒纳将军（General Gröner）为首的德国最高统帅部（the German High Command）达成协议，合作镇压德国布尔什维克（Bolshevism），恢复秩序，并约束军队纪律。这件事拯救了德军。共和政府，严格说来，是革命政权指示士兵委员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的军官，在3个月内，魏玛国民议会（the Weimar Assembly）就在军方的保护下召开了。
对于一个因其战略野心和失败，使德国的地位一落千丈的社会团体来说，德军恢复其特权地位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尽管保护魏玛会议和镇压3月份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的还是自由军团（Free Corps）的志愿军，但到了1919年5月，德军本身才完全重组，拥有400000名接受过武器训练的士兵。
然而，德国并不仅仅是在战场上遭遇了失败。这个早于其他所有国家学会了视战争为美德，军人凌驾于所有其他职业之上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必然会寻找替罪羊。德军在战场上的不败神话之所以被相信，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愿意相信它，而且是因为在同等条件下，军事上的失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兴登堡（Hindenburg）冷静地称之为“战争的可悲结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错，那么从逻辑上讲，它就一定是某个人或其他事情的错。然而，当战争结束，人们开始追责时，最高统帅部似乎真的没有想到，战争机器——这个由武器、士兵和士气组成的复杂综合体——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因为在整个1918年夏天，他们将文官政府蒙在鼓里，使其对战争的真正前景一无所知。
1914年，德国人毫不怀疑，并真心地希望和期待着，德国经过一场短暂、激烈的战争，能迅速取得胜利。再加上能够从协约国那里得到的战争赔款的愿景，这些可能成了德国罔顾已知的金融法则而采取暂时性的、甚至是激进的金融自由的理由。征服的战利品很可能会超过短期内实行自给自足的损失：德国的确曾公开表示要接管法国的殖民地。然而，当战争显然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时（财政部门可能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而且在和平到来之时以及此后的几年里，同样的货币政策都没有做出过任何重大的调整。这一事实证明德国的通货膨胀是始于临时的权宜之计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虽然，纸币自1910年以来一直是德国的法定货币，通货膨胀也的确因它而起，但是通货膨胀既是德国军方渴望战争、一意孤行，也是联邦议会（Federal Parliament）权力有限但又必须为战争筹款的自然结果。
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发生在1915年至1917年财政部国务秘书（State Secretary for Finance）卡尔·赫费里希（Karl Helfferich）主政期间。1914年之前，帝国银行的信贷政策一直受《1875年银行法》（the Bank Law of 1875）的约束，根据该法，不少于三分之一的纸币发行必须由黄金作为担保，其余的纸币发行由3月期的贴现票据提供充分的担保。1914年8月，一方面为了支付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国家的黄金储备，德国采取了相关措施。为了实现后一个目标，德国暂停了用黄金赎回帝国银行的纸币。前一个目标是通过设立贷款银行来实现的，贷款银行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印钞机。贷款银行向企业、各联邦政府、市政当局和新成立的战争企业提供信贷；此外，贷款银行还为战争公债的认购提供资金。贷款银行的票据，其面值从1马克到50马克不等，被视为法定货币；帝国银行没有接收的票据也被立即投入流通。然而，为未来埋下最大隐患的措施，是允许帝国银行将3月期的国库券纳入其发钞担保，这样就可以再贴现，获得无限量的纸币。
为了给战争提供资金，德国政府这样轻率和简单地制定了方案——军费来源不是通过税收，而是通过借贷；通过印钞机放水，源源不断地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和私营企业日益增长的信贷需求。在1916年之前，税收成为满足战争开销方面的最小来源。协约国对同盟国的封锁，使半个世纪以来已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贸易国的德国，只能完全依赖本国的资源来打这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这些资源将不可避免地被白白地消耗掉：问题是战争何时会进行清算，该由谁来为此买单。
德国的战争开支总额为1640亿马克，但由于马克的购买力在战争期间不断下降，这一金额只相当于战前的1100亿马克（55亿英镑）左右。“马克就是马克”的信条已经成为一句空话。战争公债是这笔军费最重要的来源，八期公债提供五分之三的军费。其余的由愿意接受国库券的银行（战争结束时，帝国银行之外的其他银行仍持有近300亿马克的国库券）和税收来弥补。
最后这一点似乎还是不合常理。实际上，赫费里希在1915年3月就对德国国会（the Reichstag）宣布，战争经费将完全由借贷提供，因此，为战争而征收的税收数量不大，甚至在1917年也还不到80亿马克，首先征收的是战争利润税和营业税，继而开征煤炭和运输税。这一金额不仅不能满足通货膨胀造成的额外开支，甚至不够支付战争公债的利息负担，于是，战争开支不出意外地超过了收入。1917年增加的流通的货币是1913年的5倍。虽然生活必需品日渐匮乏，但用于购买它们的钱却随着战争暴利的到来——战争利润税不失为一种政治上的小恩小惠，但却如同空中楼阁一般，远非一种严肃的财政创新——银行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力也相应地下降了。即使没有输掉战争，德国在1918年后也会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重新理顺它的财政状况。
后来成为帝国银行行长的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博士，不仅替魏玛共和国火中取栗，还掌管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财政大权。他这样描述赫费里希的错误：
随着昂贵的战争机器隆隆地向前推进，局势和政策交织在一起，令德国人民在财务方面两眼一抹黑，那些损失最大的阶层尤其如此。一战期间，德国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关门了，因此帝国银行的政策对股票和股份的影响是不为人知的。此外，德国政府不再公布外汇汇率，只有那些在阿姆斯特丹或苏黎世等中立市场有联系的人，才能猜测到汇率走势。人们不清楚，国内价格的急剧上升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措施和战争造成的物资短缺，而不是通货膨胀造成的，甚至这些价格的相关性，也因为黑市汇率的大幅上升而变得模糊。直到一战结束，随着协约国的继续封锁和审查制度的面纱被揭开，所有明眼人都明白了，德国已经陷入了一场几乎与其军事失败一样令人震惊的经济灾难。
和平到来后，德国人的忍耐告一段落，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困难和不公可以瞒天过海。投机商人的活动只是社会不满情绪渐增的原因之一。工资差异的旧有模式被打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两年后，《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在1921年8月发表了这篇“后见之明”的文章：
换句话说，即使在打仗的那几年，通货膨胀也在影响着国民的士气。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中，一位年轻士兵说：“总有人要靠战争来获取利益。”小说最后几页中，苦涩地评论：“德国的工厂主倒是已经变得富有了，而痢疾拉得我们的肠子都快化掉了。”《福斯日报》把责任归咎于一些人：
战争使德国经济糟糕透顶了。首先是停战协议，然后是和平条款，动摇了德国经济的根基。1918年11月11日，德军在法国贡比涅（Compiègne）投降时，大家预料中的条件包括从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撤军和立即撤出比利时和法国。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是德国必须交出其在非洲的殖民地，让协约国占领莱茵兰[4]（Rhineland）地区。然而，对德国人民打击最大的是，条约规定对同盟国的封锁将持续到和平条款的达成并签署。据估计，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到了战前的一半左右。11月7日，慕尼黑（Munich）爆发了第一次街头游行，10万人因为一升啤酒的价格涨了6芬尼（德国硬币，为一马克的百分之一）而走上街头，这说明失去耐心的不仅是被征召的士兵们。
1918年10月，随着鲁登道夫突然宣布，不惜以几乎任何条件达成停战协议，德国的军事独裁统治终结了。在德国国会中坚持了两年之久的多数社会民主党（SPD）、进步党和中央党的联盟发现自己真正掌握了政权，因此有责任收拾残局。在当年秋天的无政府状态下，这个临时政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战战兢兢地承担起自己的新角色——革命政府，但它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对左翼而言，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因社会民主党一再投票支持战争公债而与之疏远，而斯巴达克同盟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不相信议会统治。对右翼来说，他们不喜欢共和主义，况且，不管怎么说，停战协议是由德国中央党领导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hias Erzberger）签署的，这使他不可能被接纳。
1919年1月，国民议会举行了自1912年以来的首次选举。3000多万选民（占合格选民的80%以上）选举出了联合政府，该联合政府将面对协约国提出的和平条款。新成立的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是8月份完成的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根据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1的描述，1919年的德国人民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失去了进一步抵抗的能力。
《凡尔赛条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s）中的条件无疑是这种仇恨的火种。协约国在事先没有与德国进行重大协商的情况下就提出了这些条件，但德国政府在面临进一步的严厉制裁的威胁下，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前，德国一直抱有这样的幻想：和平将以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为基础，而民族自决原则将塑造欧洲的未来格局。人们认为，旧政权的倒台本身就能确保德国的敌人提出合理的条件，但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法国人出于恐惧的复仇欲望或追求报复性正义的决心以及防止德国复兴的心理。
《凡尔赛条约》不仅剥夺了德国的殖民地，还将其战前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七分之一的领土以及十分之一的人口划了出去。根据其条款，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了法国，法国还将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拥有萨尔（Saar）地区15年的煤炭开采权，15年后将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萨尔地区的未来，而东部的上西里西亚[5]（Upper Silesia）地区也将面临相似的情况。
这些条件对德国经济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把德国军队缩减到其规模的四分之一的要求也是如此，因为这意味着又有超过25万名被解散的士兵要被扔到劳动力市场上。德国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他们找到工作，至少当时大家是这样以为的。让德国遭受灭顶之灾的条款是德国必须对战争负责，以金钱和实物的形式进行巨额赔款、承担协约国的战争费用。1945年的情形再次证明，德国人此前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战争的罪责。1919年5月，当和平条款在柏林公布时，德国人才开始有所反应。内阁垮台了，而新的内阁最终屈服于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尽管第一届魏玛议会（the first Weimar Parliament）又让德国苟延残喘了一年，但条约仿佛山体滑坡一样，摧毁了德国经济复兴之路。
因此，在停战后的几个月内，工业化国家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货币崩溃就出现了。德国的工业资源和人力资源2严重缩减，并无可奈何地背负起了难以承受的、永无止境的赔偿金。德国必须在自己制造的、如同陷入流沙般的困境中重新站起来，于是就有了赫费里希的金融和财政安排。
与此同时，马克的状况已经成为衡量国际社会对德国的信心和德国民众绝望程度的晴雨表。一战之前，1英镑可兑换20马克。1918年12月，一战结束时，1英镑可兑换43马克。在1919年6月德国接受《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之前，1英镑可以兑换60马克。但当12月再次到来时，1英镑已经可以兑换185马克。战时平均每年约20%的贬值率已经趋于稳定。
注释
1.《权力的复仇女神》（麦克米伦，1953），第1部，第1章（vii）——原注，下同。
2.除了被没收领土上的劳动力，德国在战争中有160万人死亡，350万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