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民族社会主义的成功，元首的横空出世，在德国历史上从无先例……这些历史事件和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德国人由于倾向于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也就是秘教，才终于以这种方式理解民族社会主义为何会成功。”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941(1)
“恐怖总是潜伏于魔法世界的底层，‘神圣’始终混合着恐怖。”(2)
——恩斯特·谢尔特的秘术著作《魔法：历史、理论和实践》（1923）希特勒在某一页的这句下方划了线
“纳粹主义尽管披着纯粹世俗的外衣，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就是20世纪现代政体的恶的化身，是异教信仰在欧洲基督教社会的回潮。”
——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3)
在《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2011）这部大受欢迎的影片中，一名纳粹军官进入挪威的一座小镇，寻找古老的遗物“宇宙魔方”（Tesseract），凡拥有此物者，就能拥有无限的力量。我们很快发现这名军官——约翰·施密特身上已经注入了由边缘科学家亚伯拉罕·艾斯金研制的“超级战士”血清。本来是想让施密特拥有超人的体能和灵活性，结果却导致了可怕的变异，把这名纳粹军官变成了一个疯子，还让他的脑袋变成了一个血红的脑壳。艾斯金逃到了美国，在那儿完善了血清，把98磅重的小瘦子斯蒂夫·罗杰斯变成了一个超级英雄。美国队长还没来得及磨练出自己的战斗技能，就和“红骷髅”（Red Skull）以及邪恶的秘教“九头蛇”（Hydra）遭遇了，而后来发现“九头蛇”正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幕后主使。
《美国队长》包含了大众心目中纳粹超自然主义的所有元素：和神秘力量的关联，疯狂的科学家，奇异的武器，超自然的“优等种族”，对异端宗教的担忧，还有可以让纳粹拥有无限力量的魔力无穷的古物。从二战时期已有的漫画到《狼穴》（Castle Wolfenstein）之类的21世纪电子游戏，从诸如《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和《纳粹狂种》（The Boys from Brazil）之类的经典科幻小说和冒险电影到《死亡之雪》（Dead Snow）之类的当代恐怖电影或《美国队长》之类的超级英雄电影，流行文化充斥着纳粹超自然的影像。
当然，这些漫画书、电影或电子游戏没有几个是基于可靠的一手资料。纳粹主义最流行的表现形式，即便是纪录片的形式，也未能研究第三帝国的超自然思维与政策及实践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4)相反，最为流行的电视“纪录片”通常要么是基于有限证据的夸大其辞，要么是揭露关于来历不明的知识分子或项目不为人知的历史，而这些人或项目在第三帝国的影响充其量是令人生疑的（这是一种危险的接近于神秘学实践的方法）。
讽刺的是，表明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存在重要关联的证据从没有如此之多。(5)1920年代中期，希特勒几乎肯定读过恩斯特·谢尔特的超心理学著作《魔法：历史、理论和实践》（Magic：History，Theory，Practice），还在“撒旦是个战士，既可滋养，也可毁灭和建设”和“如果他体内没有恶魔的种子，就永远无法孕育一个新世界”这样的句子下划了线。(6)几年之后，约瑟夫·戈培尔聘请了著名的魏玛恐怖小说家汉斯·海因茨·尤尔斯，让他完成一些重要的宣传任务，为夺权铺平道路。
在1933年2月26日晚的一场降神会上，传说拥有透视能力的埃里克·哈努森（和纳粹冲锋队走得很近）“预测”了次日国会大厦有大火，以此表明纳粹实施戒严的做法完全合理。1930年代中期，希特勒的二把手、副元首鲁道夫·赫斯赞助了占星术、“宇宙生物学”（cosmobiology）和其他深奥的医学实践。希特勒的党卫军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在奉行类似的“边缘科学”（Grenzwissenschaft）学说，鼓励对圣杯、巫术和中世纪的魔鬼崇拜（“路西法主义”）进行研究。
诚然，有数百份档案文件表明纳粹也在努力对故弄玄虚的骗术和假定的“科学神秘主义”之间做出区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希姆莱的党卫军和戈培尔的宣传部都雇用了占星家和摆锤探测家（pendulum dowsers）来获取军事情报，发动心理战。盖世太保担心这会惹恼希特勒和德国民众，甚至禁止专业揭发者揭露“魔法”背后的秘密。
这段时期，希特勒和希姆莱赞助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理论，名为“冰世界理论”（World Ice Theory），该理论假设历史、科学和宗教可以通过史前时期撞击地球的冰月来解释。甚至在1945年，第三帝国濒临崩溃的时候，纳粹还拼凑出了一支纳粹“狼人”游击队来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作战，后者反过来被逃离苏联的德裔人士说成是敲骨吸髓的吸血鬼。过去十年里，我发现了丰富的文献，有许多这样的和其他类型的故事。
基于这样的证据，我认为没有哪一场群体政治运动像纳粹那样有意识地或持之以恒地使用我所谓的“超自然想象”（神秘主义和“边缘科学”、异教、新纪元以及东方宗教、民间传说、神话和其他许多超自然学说），以吸引一代德国大众去寻求新的灵性形式，并对介于科学可验证性和传统宗教的陈腐真理之间的世界做出新奇的解释。(7)当然，没有哪个走大众路线的政党一旦掌权做出过类似的努力——无论是在科学或宗教、文化和社会政策领域，还是在走向战争、帝国和种族清洗——进行监管或分析，更别提挪用这样的学说并使之制度化了。若是不了解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无法充分理解第三帝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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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成立仅几年后，人们就意识到了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存在深厚的亲缘性。早在1920年代，知名的神秘主义者就声称，纳粹的意识形态、象征手法和政党机关都来自奥-德秘术界。(8)无数批评家对纳粹主义的超自然起源也同样肯定。卡尔·荣格将希特勒比作“一个真正神秘的医者……一个灵性的载体，半神”，说此人设法操控了“7800万德国人的潜意识”。(9)被免去圣职的纳粹分子赫尔曼·劳施宁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将希特勒的成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德国人都有一只脚踩在亚特兰蒂斯，想在那儿寻找一个更好的祖国”。(10)德国政治学家埃里希·沃格林将希特勒比作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法老推翻了旧有的多神信仰改尊一神，“以使自己成为通往诸神秘境的向导”。(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相信纳粹主义具有超自然根源的观点开始流传开来。1940年，慕尼黑新闻学教授格哈特·什琴斯尼发表了一篇论文，将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和德国中产阶级的神秘主义思潮连接了起来。(12)火箭科学家威利·莱伊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第三帝国利用了德国人这方面的倾向，即“诉诸魔法和一些荒谬的信仰，再设法通过歇斯底里和武力来使这种信仰合理化”。(13)
像党卫军情报局（SD）局长瓦尔特·舍伦贝格和希姆莱的私人占星师威廉·武尔夫这些完全不同的人也同意这种看法。两人都提到了秘术思想在纳粹党最高层中很流行。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样的左翼作家到纳粹帝国的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从西奥多·阿多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洛特·艾斯纳这样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到托马斯·曼、戈特弗里德·本恩、恩斯特·荣格这些较为保守的作家，数十位艺术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超自然思维为纳粹上台铺平了道路。(14)
认为纳粹主义和超自然思维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看法从未局限于德语世界。1940年，英国记者刘易斯·斯宾塞出版了与人合著的《当今战争的玄学根源》（The Occult Causes of the Present War）一书，将纳粹的外交政策归因于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和异教传统。(15)数年之后，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说第三帝国就是一段“野蛮部落和原始迷信……的历史”，并重点讲了很多关于纳粹党最高层信奉占星术和秘术的故事。(16)
除了这些说法之外，还有被第三帝国流放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进行的许多实证研究。(17)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战后对魏玛电影进行批评研究的重要著作《从卡利加里到希特勒》（1947），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知识前提定位在魏玛共和国非理性、超自然注入的“集体心理”中。(18)同一年，克拉考尔的同事西奥多·阿多诺出版了《驳神秘学》（Theses Against Occultism）一书，认为神秘学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复兴——“愚人的玄学”——使纳粹主义的崛起成为可能。(19)
几年后，电影批评家洛特·艾斯纳在《闹鬼的银幕》（The Haun-ted Screen，1952）一书中认为，“德国人总是很愿意去相信神秘主义、魔法及黑暗力量，在面对战场上的死亡时便会大行其道”。艾斯纳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力量“在表现主义的末世论教义中”达到巅峰，“一种诡异的愉悦感……使恐怖……偏爱黑暗形象”。(20)1960年代，这些说法得到年轻一代移居他国的历史学家的详尽阐发，尤其是弗里茨·斯特恩和格奥尔格·摩瑟，他们认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非理性哲学，包括神秘主义在内，都为希特勒上台掌权、发起惨无人道的运动，创建一个种族纯洁和强大的德国扫清了道路。”(21)
1960年代和1970年代见证了一个新的作坊似的行业的诞生：纳粹神秘主义的秘史。以路易斯·保维尔斯和雅克·贝尔吉耶的《魔法师的早晨》（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以及特雷弗·拉文斯克罗夫特的《命运之矛》（The Spear of Destiny）为代表的许多著作（有时作者本人就有神秘学倾向）普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如神秘阴谋小团体、魔法符文以及奇迹物品，这些理论引领了第三帝国的诞生。(22)其中一些著作内核是基于真实的，有一手资料，也有目击者的叙述。但大多数显然都很不可靠，而且没有事实依据，缺乏准确度，没法加以引用。(23)
研究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关联的最好且最细致入微的著作是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的《纳粹主义的神秘学根源》（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一书。(24)该书1985年首次出版，1992年再版，探讨了名为“雅利安智慧学”（Ariosophy）的神秘学学说对189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出现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影响。古德里克-克拉克令人信服地表明雅利安智慧学反映并且折射了纳粹主义内部的许多意识形态元素。尽管如此，他的结论仍然是雅利安智慧学对1933年之后的纳粹思想或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尽管《纳粹主义的神秘学根源》一书做了许多努力，但它并没有试图分析影响纳粹主义的一系列神秘学或超自然现象。而且正如书名所示，该书对第三帝国本身也着墨不多。(25)
我们发现，在《纳粹主义的神秘学根源》一书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学界出现了一股趋势，那就是“走向神秘主义并与纳粹主义脱钩”。(26)依据科琳娜·特莱特尔和马科·帕西等历史学家的说法，德国神秘主义本质上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形并无任何渊源关系，也并非完全缺乏文化内涵。相反，我们如今不屑一顾地斥之为秘术或“伪科学”的实践方式其实极具现代性、可塑性，而且也是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应对现代性的洪流的内在方式。面对马克斯·韦伯“对世界祛魅”的说法，以及投身有组织的宗教的热情大减，德国人和其他许多欧洲人一样，也在寻求别的形式的知识——无论是占星术、透视术、招魂术，还是“自然疗愈”。(27)这些学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由“不断升级的敌对”而非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来界定的。(28)
这些具有修正论性质的著作对早期强调“特殊道路”（Sonderweg）的文本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纠正作用，毕竟早期文本过于强调德国文化内部固有的反现代化和缺乏文化内涵的倾向。这些新的学术成果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突出了神秘学、异教、边缘科学理论在中欧德语区颇为流行、持续存在的特质。
但修正主义研究本身也有盲点。德国的神秘主义并不像许多修正论学者所说的普遍具有进步性，它们和科学的关系也并不紧密。(29)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许多自然科学家、记者、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已经被神秘学和边缘科学触怒，他们认为这些伪科学极具破坏性。因此，说什么德国国内外专业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业余的“灵魂科学家”一样都倾向于神秘想法是没有用的，尤其于事无补的是它不能避免主流科学家和“边缘科学家”之间就神秘学是否招摇撞骗所进行的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修正论者的说法也往往低估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民族社会主义即使是在批判神秘主义时，也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任何大众政治运动更关注和依赖于各种超自然理论和秘术实践。
过去十年左右，有些后修正主义学者，包括我在内，均再次开始认真思考纳粹主义的超自然根源。德国和美国的好几位学者都对1890年代到第三帝国时期盛行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这样的神秘主义学说的历史进行了批评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的还有近期对超心理学和“冰世界理论”之类的边缘科学所做的一些个案研究。(30)另一群学者就纳粹的民间传说体系，以及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专著。(31)最后，我们还注意到了对1890年至1945年间的种族主义（Völkisch）宗教和异教信仰的一波新的研究浪潮。(32)我在写作《希特勒的恶魔》一书时，从这些著作中借鉴良多。
但这波研究针对的是第三帝国的宗教和（边缘）科学的个别层面，对纳粹主义和超自然之间的关系并未进行全景式的研究。《希特勒的恶魔》是第一本阐述从纳粹党的起源到二战结束期间这种丰富、很有意思且相当独特的关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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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行的纳粹神秘主义修辞习以为常的读者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选择写“超自然”，而不是“第三帝国的神秘史”。理由有两方面。首先，“神秘”（occult）从定义来看，通常是指某种秘密的精英化的普遍晦暗不明的东西。但是，正如修正主义学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本书中讨论的吸引了普通德国人和纳粹分子的理念和实践方式的许多东西是极具公共性，很受大众欢迎的。(33)这种现代的大众消费主义导向的“神秘学”市场与表面上精英化的、反动的、晦暗不明的秘术实践可谓泾渭分明。(34)事实上，推广这些理念的组织和出版商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是兼收并蓄的，其中很可能既有性改革者、新纪元导师，也有新浪漫主义者或持种族论的保守派人士。(35)
其次，20世纪初期的神秘主义尽管纷繁多样，但仅有少数信仰和实践方式出现在宽泛的德国超自然想象之中。(36)当然，在神秘主义的大标题下，我们可能还会把众多的实践（占星术、透视术、占卜、超心理学等）、信仰（巫术、鬼神学）以及调和两者元素的学说（神智学、人智学、雅利安智慧学）囊括进去。然而，对神秘主义的研究仍然倾向于将诸如“冰世界理论”，纳粹对“奇迹”技术、民间传说和神话的研究以及种族主义宗教的方方面面等重要的“边缘科学”排除在外。
确实，大量的研究文献中，既有关于纳粹的宗教狂热的，也有民间传说和人种学的，这些研究文献是独立于神秘学的历史发展出来的。我们不会在这里详细论述有关“政治性宗教”的种种讨论，只是要指出研究法西斯主义的许多学者都强调了纳粹主义核心中的宗教-神话因素。(37)照那些学者的说法，纳粹主义“试图通过仪式和节日、神话和符号这些能够具体地体现普遍意志的东西，吸引人民过来参与到民族的神秘感之中”。(38)
他们认为民间传说和神话有利于法西斯主义，这些东西能产生“民族神话、符号象征和模式化的观点，可以使许多人来直面人生的重负：透过这种过滤器，得以感知现实”。(39)审视这种“对神话的渴望”，这种对新宗教和灵性体验的渴望，对理解第三帝国的超自然根源、特点和遗产至为重要。(40)
与异教信仰和神话的兴起相对的是，19世纪末，德国的“边缘科学”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41)“边缘科学”包罗万象，从超心理学、宇宙生物学、射线探测(42)这些传统神秘学科，到“冰世界理论”和其他“以大量不符合新型科学知识要求的理论”挑战“学界学者……”的学说，不一而足。照克里斯蒂娜·韦瑟里的说法，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方式“既像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宇宙学，又像是一种整体而全面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en］，它们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明显不同，都担心纯粹的唯物主义、抽象科学会导致文化衰落”。(43)或许正是因为数百万德国人接受了令人生疑的边缘科学，修正主义学者才对主流科学和“边缘”科学之间存在一条明确界限的观点持批评态度。(44)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界限都是确实存在的。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对科学的构成和边缘科学的构成这样的认识论问题做出回答。(45)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许多已被弗洛伊德、阿多诺、爱因斯坦这样的知识分子强烈摒弃的边缘科学理念当时在德国仍然广受欢迎，而且被纳粹党加以利用。(46)修正主义学者如果想要拯救神秘主义、新纪元宗教或边缘科学，使之不受后人鄙视，可能会谴责阿多诺及其同道对超自然思维的敌视态度。但是，我们没法通过在主流科学和边缘科学之间划上虚假的等号来公平合理地对待那个时代。夸大当代知识分子没有能力辨别科学和超自然之间、实证论和信仰之间的区别，或者模糊这样的区别可能会导致的潜在有害的社会政治后果，都是没有用处的。(47)
简言之，我们必须避免认为德国落后的那些过时的刻板观念，即认为标准的“现代”文化和社会的出现同迷信或神秘主义的持续存在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才导致德国的落后。(48)不过，我们同样应该警惕一种辩证论的进路，它假定现代社会所主张的理性或进步本身固有非理性的特质。(49)超自然无论是相对衰落，还是繁花似锦，无论是对世界的祛魅，还是对世界的复魅，都和社会、政治、历史背景的变化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而与现代性的此消彼长无关。(50)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现在都会同意的一点是，19世纪末，神秘学、边缘科学和宗教思想的各种新形式呈爆炸性增长。问题在于，这些类型的思维方式究竟是如何对纳粹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方式产生了影响，以及是否产生了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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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将这个庞大的超自然思维库，即本书涵盖的无数理念、论述和实践，看作“超自然想象”。学者们经常使用“想象性认同的概念”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力。(51)但“超自然想象”这个概念和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对“社会性想象”的定义最为相似。
对泰勒而言，社会性想象“是指人如何想象自己的社会存在，如何让自己和他人相融，以及更深层的规范性观念又是如何影响这些期望的”。泰勒认为，虽然政治意识形态“通常由一小撮人获得”，社会性想象“则是由整个社会或大规模的群体共享的；理论是用理论性术语来表达的，想象则是由图像和传说来描述的；想象是一种共同的理解，它生发出可能的平常行为和一种在所有人中间共享的合法感”。(52)照泰勒的说法，社会性想象“永远无法以清晰明了的学说形式充分表达，因为它具有不受限制和难以确定的本质。这也就是此处讲的是想象而非理论的另一个原因”。(53)
泰勒的“社会性想象”和本书所使用的“超自然想象”概念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泰勒将“社会性想象”的出现和后启蒙时代对世界的祛魅关联起来，认为那是对“某种类型的宗教或神性不再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回应。(54)鉴于泰勒认为社会性想象“驱逐了超自然力量的世界”，我们采用的前提条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超自然思维发生再造和转变，从基督教变成了神秘主义、边缘科学和另类宗教。(55)
近期的研究显示，当个体相信自己正在和“神圣的价值”打交道时，超自然的解释最容易取代公共生活中的理性和工具性的推理。(56)无论是煽动宗教狂热，还是法西斯主义，只要人觉得自己完全融入了一个由自身神圣价值来定义的群体，政治上的危险点就会出现。(57)
法西斯主义透过有意识或潜意识地使用集体实践、仪式、神圣的符号、“关系网”，使“经典的二分法——理性和非理性，左和右，革命和反动，现代和反现代——变得相对化”，从而使社会政治的现实变得合理。(58)纳粹分子通过借鉴和诉诸一系列超自然的理念，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内，现存的观点——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抑或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都会被推翻、替换或省略，从而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以贯之，而这在其他情况下是不存在的。
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不仅在选举政治方面有效，在1933年1月纳粹夺取权力之后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上也很有效。通过将犹太人、共产党人和共济会成员同吸血鬼、僵尸、鬼怪、魔鬼、幽灵、外星寄生虫和其他超自然的怪物联系起来，第三帝国就能证明对“不遵从相同文化符码的敌人”采取过火的反应是合理的。(59)
对大多数纳粹分子和许多德国人而言，这些种族和政治上的“怪物”就成了“差异的化身……杂交生物”，这些生物“诡异地长着人形，却极为恐怖，错得离谱，不得体，不自然，令人厌恶……犹如妖怪，很邪恶”。莫尼卡·布莱克说这些“怪物”“并不是用一整块布做出来的”，而是“通过已然存在的超自然想象中那些已知的表现形式重组而成的”。(60)这样一来，超自然想象就能提供一个意识形态的和不着边际的空间，纳粹主义的敌人就能在这个空间内被非人化，边缘化，并被形象地转化成需要从肉体上消灭的怪物。
非裔加勒比作家弗朗茨·法农在讨论一个相信“超自然的神奇力量”的殖民地民众导致的暴力后果时，很有可能就是在说德国。法农认为，通过接受这种超自然思维，“殖民者的权力被无限缩小，身上被打上异族血统的标记”，并被“神话打造成了可怕的敌人”。“象征性的杀戮、离奇古怪的劫杀，想象中的大规模杀害”，所有这些幻想都进入了殖民者的脑海。法农继续写道，“再往前走一步，你就完全着魔了”，沉浸于字面上的和比喻性的“着魔和驱魔的法事”，最终将你的敌人视为“吸血鬼……妖怪［和］僵尸”。(61)
许多德国人，当然绝大多数是纳粹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把自己看作被殖民的民族，认为种族和政治上的他者能随心所欲地毁灭他们，而所谓的他者就是指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斯拉夫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者短暂占领鲁尔地区的北非军队。(62)这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对生物政治层面的不安以及领土丧失的感觉，再结合有关种族和空间的超自然幻想，为在国内外政策中针对各种“怪物”采取暴力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
与此同时，“超自然想象”还创造出了一种话语，在这种话语中，可能会引发效仿和“非法认同”的幻想。(63)除了对犹太人及斯拉夫人进行字面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的“妖魔化”之外，超自然想象还有助于为纳粹与巫术及异教信仰、泛雅利安种族的兄弟情谊、第三帝国和日本的结盟提供合理性。(64)
在这样的语境中，对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南亚人民或中东人民表达同情，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纯粹的宣传，也不能认为那是纳粹的“殖民幻想”，预示着对非欧洲世界的帝国主义规划。(65)可以说，这些对印度-雅利安人的热情指涉，反映出了超自然想象在批判“西方”价值观时纳入神秘主义、东方宗教和边缘科学的种族理论的能力。(66)因此，除了对“怪物般的”种族或政治上的他者进行定义外，纳粹的“超自然想象”还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可以协商德国的对内和外交政策，以证明对种族、宗教、性行为采取看似世界主义或非传统的态度是正当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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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类型的非学术出版物太多，因此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我的资料来源和方法论。从参考书目就能看出，我尽可能地基于数百份纳粹党的文件和私人文件来论述，其中包括政府文件、手稿、报纸以及出版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直接从柏林的德国联邦档案馆（BAB）、科布伦茨的档案馆（BAK）以及弗赖堡的档案馆（BAM）提取出来的。私人文件和出版的一手资料都存放在慕尼黑现代史研究院（IfZG）、弗赖堡的边缘科学研究所（IGPP），以及弗赖堡东德民间传说档案馆（IVDE）内。最后，我还查阅了德国和美国各大研究中心图书馆的数百份公开出版的一手和二手书籍以及发表的文章。本书的主要研究大多都在德国进行的，不过，我也使用了大量英语资料，在有些情况下，还使用了法语和荷兰语资料。
尽管有大量文献佐证，但研究第三帝国时的一个方法上的难点在于如何使用战后回忆录。无论是著名的纳粹分子、同情者、受害者、反对者写的，还是旁观者写的，第三帝国罄竹难书的罪行以及公众对纳粹主义的无尽迷恋，都使我很难从表面上将这些回忆录照单全收。有的人显然想从其与该政权的关系中获益，所以会提供一些耸人听闻的或并不准确的说法。有的人想要做出解释，或让自己摆脱同谋嫌疑，因此会捏造证据或对某个已经作古的人编造出精心策划的阴谋论。还有些人，通常是受害者或长期以来的批评者，喜欢将第三帝国描绘得异常邪恶、疯狂或残忍，却忽视了在某些情况下纳粹之恶也很庸常。
鉴于存在这些因素，要分析第一人称叙述的准确性就很困难，尤其是那些强调纳粹倾向于超自然的叙述。举一个引用颇多、极具争议的例子，就是赫尔曼·劳施宁的《与希特勒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Hitler）一书。劳施宁是但泽参议院议长、纳粹党党员，在1930年代早期和希特勒见过十几次面，后退党，并于1936年离开德国去美国。因此，劳施宁所谓和希特勒见过百余次面的说法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话，考虑到他当时缺钱，而且又是在英美做巡回演讲，他这么做有可能是想给此书增加可信度。(68)
然而，正如特奥多尔·施耐德所言，就连希特勒人前也承认“这本书里的真话跟假话一样多”。戈培尔显然也同意这个说法。(69)虽然劳施宁的《与希特勒的对话》明显“无法作为文献来用，无法期望从中逐字逐句地将希特勒的话转录出来”，但它又确实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因为里面包含的见解都是即时观察而来”，毕竟1932年到1934年作者和希特勒有过直接的互动，并且进入了纳粹的核心圈，还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对当时的那些经历做出了思考。(70)
同样的方法论困境也出现在其他文本中，只是程度各有不同：希姆莱的私人按摩师菲力克斯·柯斯滕、希姆莱的占星师威廉·武尔夫、党卫军情报局局长瓦尔特·舍伦贝格的回忆录；修黎社(71)共同创始人鲁道夫·冯·塞博滕道夫所写的该社团的历史；超心理学家格尔达·瓦尔特的回忆录；战后对康拉德·海登和威利·莱伊这些反纳粹知识分子所做的分析；马丁·鲍曼的信件或希特勒的“桌边谈话”资料集，由鲍曼在纳粹党务部（Parteikazlei）的秘书们汇编而成。(72)尽管所有这些资料中有一部分无疑是经过美化或编辑的，但它们在日积月累后，仍然为纳粹的超自然思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库。
最后，我想对二手资料的使用说上几句。正如上文所言，我们已经有大量关于种族意识形态和右翼党派的文献，主要是英语和德语的；也有民间传说、人种学和第三帝国历史，以及纳粹对科学和宗教的态度的资料，还有神秘主义和边缘科学方面的，只是相对较少。
此外，我们还有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以及其他人的大量优秀传记，更别提还有对党卫军、盖世太保，党卫军情报局的详细研究了。彼得·朗格里希最近出版的希姆莱传记和迈克尔·卡特对党卫军祖先遗产研究学会(73)的经典研究，对第三帝国的超自然层面的分析都相当丰富。乌韦·普什纳、霍斯特·荣金格以及其他人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种族运动所做的大量研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流行的、更多是加密历史著作或伪历史著作，专注于纳粹神秘主义、宗教、科学的各个方面。虽然我有限地引用了这些资料，但我并没有依赖这些文献来获得实证性的证据。
如果实证和方法上都没问题，只是偶尔会有些耸人听闻或流行故事的历史著作，只要它们能对主题有重要的帮助，或者依赖的是真实的一手证据，我会引用它们。现举两例，希瑟·普林格尔的《主计划：希姆莱的学者与大屠杀》（The Master Plan：Himmler’s Scholars and the Holocaust，2006），维克托和维克托里亚·特里蒙迪的《希特勒、佛陀、克里希那(74)：第三帝国至今的邪恶联盟》（Hitler，Buddha，Krishna：An Unholy Alliance from the Third Reich to the Present Day，2002）。普林格尔的著作，除少数例外，几乎都是基于丰富的档案资料写成的。(75)我在处理希姆莱的研究机构和政策这些实质性问题时，多次引用过她的著作。
特里蒙迪的《希特勒、佛陀、克里希那》也是如此。有许多这种类型的加密历史著作，作者们自己也批评了这种状况。还有一些专门论述纳粹对西藏感兴趣的专题学术著作，最著名的是沃尔夫冈·考夫曼的900页论文（《第三帝国和西藏》，2009）。考夫曼说得没错，特里蒙迪颇具争议性的叙述有可能夸大了纳粹主义和藏传佛教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过，考夫曼承认，和“喜欢耸人听闻的作者相比”，特里蒙迪的著作符合基本的学术标准，即“主张历史的真实性必须经由资料证实”，因此已经“相对彻底地梳理了档案资料”。(76)我也设法对基于健全的档案资料的纯粹的加密历史和通俗历史之间进行了细微的区分，我对自己引用的所有著作都会做这样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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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恶魔》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追溯了超自然思维在纳粹党内的作用，从19世纪末的知识界一直写到1933年夺权为止。第一章《纳粹主义的超自然根源：雅利安-日耳曼宗教、边缘科学与奥-德神秘学的复兴，1889—1914》对一战前渗透维也纳咖啡馆和慕尼黑啤酒馆的神秘学、神话、“边缘科学”思想作了整体描述。第二章《从修黎社到纳粹党：纳粹超自然想象的形成，1912—1924》审视了威廉（Wihelmine）时代后期的神秘学组织，如日耳曼骑士团、修黎社和早期纳粹党（NSDAP）之间的组织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关联。第三章《发掘希特勒的魔法：从魏玛的恐怖到第三帝国的愿景》描绘了纳粹党是如何将超自然思想据为己有，求助于神秘主义者和恐怖小说作家来进行宣传，发动政治运动，以此吸引普通德国人。
第二部分聚焦于超自然思维在第三帝国头六年所起的作用。第四章《第三帝国向玄学开战：反神秘主义、希特勒的魔法师之争及“赫斯行动”》审视了第三帝国早期至中期对神秘主义者采取的政策，其中就包括我所说的“希特勒的魔法师”的论争，它对战争期间持续存在的魔法、占星术和其他超自然实践进行了讨论。第五章《星辰坠入冻土：第三帝国的边缘科学》系统地论述了许多纳粹分子推崇的“边缘科学”的应用状况，如占星术、“冰世界理论”和1933年至1941年间的“生物动力学”农业。第六章《路西法的法庭：雅利安-日耳曼异教信仰、印度-雅利安精神以及纳粹寻求替代性宗教》调查了纳粹对日耳曼异教信仰、巫术、路西法主义、东方灵性的兴趣，以期找到一种合适的雅利安-日耳曼宗教来替代基督教。
第三部分审视了超自然思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第七章《超自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外交政策、宣传和军事行动中的民俗学及边缘科学》评估了超自然想象对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概念的影响，对稀奇古怪的武器的投入以及占星术、占卜术、透视术、心灵感应术在战争中的使用所起的作用。第八章《恶魔的科学：种族重新安置、人体实验和大屠杀》阐述了科学和超自然力量在第三帝国反犹、人体实验和种族清洗的过程中是如何交叉的。最后，第九章《纳粹的黄昏：奇迹武器、超自然力量的信徒和第三帝国的崩溃》着眼于该政权在战争最后几年对“奇迹武器”、游击战、灾难性的“黄昏”意象的日益绝望甚至是徒劳的投入，为第三帝国的解体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推论。
像本书那样对纳粹主义超自然因素进行认真思考，并不意味着要复活德国“特性”的过时论点。在19世纪的神秘主义或异教信仰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特殊道路”。占星术、透视术以及超常行为、日耳曼神话和童话、异教的宗教传统和民间迷信、替代性疗法和边缘科学，所有这些文化现象和实践方式在德国都非常普遍。它们和现代性、群体政治、消费主义的许多层面都能兼容，并且从未局限于种族主义及原法西斯主义右翼。(77)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所有的法西斯运动都同样容易或同样可能受超自然思维的吸引。和纳粹相比，德国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天主教徒并不会在宣传或政策中利用“超自然想象”。
最后，比起魏玛时代的其他任何大众性政党，纳粹运动和神秘学、种族宗教以及边缘科学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果纳粹分子有时似乎不确定该如何操控超自然信仰和实践，那也是因为——尽管他们呼吁“启蒙”（Aufklärung），并且不承认科学和宗教在第三帝国各尽本分，但他们认识到了要实现他们尚无章法的种族论和帝国愿景，呼吁战后德国追求神秘、渴望超越是实用的，更确切地说，是必要的。(78)
(1)Alfred Rosenberg，as quoted in BAB：NS 8/185，pp.49-50.
(2)Ernst Schertel，Magic：History，Theory，Practice，Boise：Cotum，2009（1923），p.130.
(3)Nicholas Goodrick-Clarke，Black Sun：Aryan Cults，Esoteric Nazism，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London/New York：I. B. Tauris，2003，p.107.
(4)Corinna Treitel，A Science for the Soul：Occultism and the Genesis of the German Modern，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p.56-8.
(5)参见如，Uwe Schellinger，Andreas Anton，and Michael Schetsche，eds，Zwischen Szientismus und Okkultismus. Grenzwissenschaftliche Experimente der deutschen Marine im Zweiten Weltkrieg，in Zeitschrift für Anomalistik 10（2010），pp.287-321。
(6)Timothy Ryback，‘Hitler’s Forgotten Library’，Atlantic Monthly；http://www.theatlantic.com/doc/200305/ryback；Timothy Ryback，Hitler’s Private Library：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New York：Random House，2008，pp.159-62；Schertel，Magic：History，Theory，Practice.
(7)Nicholas Goodrick-Clarke，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London：I. B. Tauris，2003，pp.202-4；Nigel Pennick，Hitler’s Secret Sciences，Sudbury，Suffolk：Neville Spearman，1981，pp.1-2.
(8)Eric Kurlander，‘Hitler’s Monsters：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azi Supernatural Imaginary’，German History 30：4（2012），pp.528-49.
(9)H.R. Knickerbocker，Is Tomorrow Hitler’s，New York：Penguin，1942；http://www.oldmagazinearticles.com/pdf/Carl_Jung_on_Hitler.pdf；Raymond L. Sickinger，‘Hitler and the Occult：The Magical Thinking of Adolf Hitler’，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4：2（Fall 2000），pp.107-25.
(10)Hermann Rauschning，Gespräche mit Hitler，Zürich：Europa Verlag，2005，p.208.
(11)Michael Burleigh，‘National Socialism as a Political Religion’，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1：2（Autumn 2000），pp.1-26，here pp.2-3；Klaus Vondung，‘Von der völkischen Religiösität zur politischen Religion’，in Uwe Puschner and Clemens Vollnhals，eds，Die völkisch-religiöse Beweg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precht，2012，pp.30-3.
(12)IfZG：ED 386，Gerhard Szczesny，‘Die Presse des Okkultismus，Geschichte und Typologie der okkultistischen Zeitschriften’（diss 1940，Munich，under Karl d’Ester），pp.48-65，119-32.
(13)Willy Ley，‘Pseudoscience in Naziland’，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 39：3（1947），p.90；William McGuire and R.F.C. Hull，eds，C.G. Jung Speaking：Interviews and Encounte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42.
(14)Peter Staudenmaier，‘Nazi Perceptions of Esotericism：The Occult as Fascination and Menace’，in Ashwin Manthripragada，Emina Musanovic，and Dagmar Theison，eds，The Threat and Allure of the Magical， Cambridg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3，pp.26-7.
(15)Lewis Spence，The Occult Causes of the Present War，London：Kessinger，1940，pp.172-4.
(16)Treitel，Science，p.210.
(17)举几个学术质量差异很大的突出例子，参见Ernst Bloch，Erbschaft dieser Zei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62；Spence，The Occult Causes of the Present War；Siegfried Kracauer，From Caligari to Hitler：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German Fil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George 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New York：Fertig，1999（orig. pub. Grosset & Dunlap，1964）；Theodor Adorno，The Stars Down to Earth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Irrational i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1974）；Fritz 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Cary J. Nederman and James Wray，‘Popular Occultis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Exploring Some Themes in Adorno’s Critique of Astrology and the Occult’，Sociology of Religion 42：4（1981），pp.325-32。
(18)Kracauer，From Caligari to Hitler；see also Jared Poley，‘Siegfried Kracauer，Spirit，and the Soul of Weimar Germany’，in Monica Black and Eric Kurlander，eds，Revisiting the Nazi Occult：Histories，Realities，Legacies，Rochester，NY：Camden House，2015，pp.86-100.
(19)阿多诺认为神秘学“以非理性的方式将先进工业社会无法合理化的东西合理化”，“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实际的社会现状进行神秘化”，从而促进纳粹主义的诞生。Nederman and Wray，‘Popular Occultis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pp.325-32.亦可参见Adorno，The Stars Down to Earth。
(20)Lotte Eisner，The Haunted Scree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p.8-9，95-7.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1952）and then German（1955）under the title The Demonic Screen.
(21)Treitel，Science，p.25；see also 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1999；Stern，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Ellic Howe，Nostradamus and the Nazis，London：Arborfield，1965；James Webb，Flight from Reason，London：MacDonald & Co.，1971；Goodrick-Clarke，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
(22)Michael Rißmann，Hitler’s Gott，Munich：Pendo，pp.144-8.欲了解相关例子，参见Trevor Ravenscroft，The Spear of Destiny，New York：Weiser，1982；Louis Pauwels and Jacques Bergier，The Morning of the Magicians，London：Souvenir，2007；Michael Baigent，Richard Leigh，and Henry Lincoln，Holy Blood，Holy Grail，New York：Dell，1983；Pauwels and Bergier，Morning of the Magicians；Peter Orzechowski，Schwarze Magie-Braune Macht，Ravensburg：Selinka，1987；Jean-Michel Angebert，The Occult and the Third Reich：The Mystical Origins of Nazism and the Search for the Holy Grail，New York，Macmillan，1974；Francis King，Satan and Swastika，St Albans：Mayflower，1976；Michael Fitzgerald，Stormtroopers of Satan：An Occult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Robert Hale，1990；Peter Levenda，Unholy Alliance：A History of Nazi Involvement with the Occult。诺曼·梅勒撰写前言，New York/London：Continuum，2002；Dusty Sklar，Gods and Beasts：The Nazis and the Occult，New York：Thomas Crowell，1977；Stephen Flowers and Michael Moynihan，The Secret King：The Myth and Reality of Nazi Occultism，London：Feral House，2007。
(23)Rißmann，Hitler’s Gott，pp.139-40；Detlev Rose，Die Thule-Gesellschaft：Legende-Mythos-Wirklichkeit，Tübingen：Grabert，1994，pp.159-72. See also Isrun Engelhardt，‘Nazis of Tibet：A Twentieth Century Myth’，in Monica Esposito，ed.，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Paris：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coll. Etudes thématiques 22，vol.1（2008），pp.63-96；Michael Howard，The Occult Conspiracy，Rochester，VT：Destiny Books，1989；Pauwels and Bergier，Morning of the Magicians；Dietrich Bronder，Bevor Hitler kam，Geneva：Lüha，1975；Michel-Jean Angebert，Les mystiques du soleil，Paris：Robert Lafont，1971；Herbert Brennan，Occult Reich，New York：Signet Classics，1974；Alan Baker，Invisible Eagle. The History of Nazi Occultism，London：Virgin Books，2000；E.R. Carmin，Das schwarze Reich：Geheimgesellschaften und Politik im 20. Jahrhundert，Munich：Nikol，1997；Pennick，Hitler’s Secret Sciences；Paul Roland，The Nazis and the Occult：The Esoteric Roots of the Third Reich，London：Foulsham，2007；Franz Wegener，Heinrich Himmler. Deutscher Spiritismus-Französischer Okkultismus und der Reichsführer SS，Gladbeck：KFVR，2004；Franz Wegener，Der Alchemist Franz Tausend. Alchem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Gladbeck：KFVR，2006.
(24)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
(25)同上。
(26)Treitel，Science，pp.26，52.
(27)同上，pp.50-2。
(28)同上，pp.209-10；正如Marco Pasi所认为的，“秘术论和右翼激进主义彼此吸引，似乎有可能使秘术论的政治色彩进行重新定向，但这并非一种必须内在的结构……诸如神智学学会和黄金黎明协会之类的玄学组织为社会和文化实验及创新提供了一种虚拟的空间……这当然会和阿多诺之类的权威思想家所表达的观点发生碰撞。依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威尔的那个理念，秘术论者有必要“对普选权、大众教育、思想自由、女性解放的前景感到恐惧，可凡是研究过19世纪秘术论历史的人，他的这个理念根本就不具有说服力”。Marco Pasi，‘The Modernity of Occultism：Reflection on Some Crucial Aspects’，in Wouter J. Hanegraaff and Joyce Pijnenburg，eds，Hermes in the Academ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pp.62，67-8. See also Thomas Laqueur，‘Why the Margins Matter：Occult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3：1（2006），pp.111-35；Heather Wolffram， The Stepchildren of Science，Amsterdam：Rodopi，2009；Kevin Repp，Reformers，Critics，and the Paths of German Modernity：Anti-Politics and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s，1890-191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Anson Rabinbach，In the Shadow of Catastrophe：German Intellectuals Between Apocalypse and Enlightenmen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Frederick Gregory，Nature Lost：Natural Science and the German Theological Tradi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Anne Harrington，Reenchanted Science：Holism in German Culture from Wilhelm II to Hitl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29)Laqueur，‘Why the Margins Matter’，pp 111-35.
(30)See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Peter 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Boston，MA：Brill，2014；Eric Kurlander，‘The Nazi Magician’s Controversy：Enlightenment，“Border Science”，and Occultism in the Third Reich’，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8：4（December 2015），pp.498-522；Eric Kurlander，‘Hitler’s Supernatural Sciences：Astrology，Anthroposophy，and World Ice Theory’，in Monica Black and Eric Kurlander，eds，The Nazi Soul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Revisiting 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Elizabethtown，NY：Camden House，2015，pp.132-56；‘Liberalism in Imperial Germany，1871-1918’，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Matthew Jefferies，ed.，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Imperial Germany，London：Ashgate，2015，pp.91-110；Eric Kurlander，‘Between Weimar’s Horrors and Hitler’s Monsters：The Politics of Race，Nationalism，and Cosmopolitanism in Hanns Heinz Ewers Supernatural Imaginary’，in Rainer Godel，Erdmut Jost，and Barry Murnane，eds，Zwischen Popularisierung und Ästhetisierung? Hanns Heinz Ewers und die Moderne，Bielefeld：Moderne Studien（Aisthesis），2014，pp.229-56；Eric Kurlander，‘The Orientalist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azism，Occultism，and South Asian Spirituality，1919-1945’，in Joanne Miyang Cho，Eric Kurlander，and Douglas McGetchin，eds，Trans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Germany and India：Kindred Spirit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4，pp.155-69；Kurlander，‘Hitler’s Monsters’，pp.528-49.
(31)James Dow and Hannjost Lixfeld，eds，The Nazification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Folklore in the Third Reich，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Michael Fahlbusch，Wissenschaft im Dien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Politik? Die Volks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en von 1931-1945，Baden-Baden：Nomos，1999；Ingo Haar，Historik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precht，2000；Michael Burleigh，Germany Turns Eastwards：A Study of Ostforschung in the Third Rei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Michael Burleigh，Sacred Causes：The Clash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from the Great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New York：HarperCollins，2007.
(32)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 the Nazi Occult；Staudenmaier，Between Occultism and Nazism；Staudenmaier，‘Nazi Perceptions of Esotericism’，pp.26-7；Uwe Schellinger，Andreas Anton，and Michael T. Schetsche，‘Pragmatic Occultism i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pp.157-80；see Uwe Schellinger，Andreas Anton，and Michael Schetsche，‘Zwischen Szientismus und Okkultismus. Grenzwissenschaftliche Experimente der deutschen Marine im Zweiten Weltkrieg’，Zeitschrift für Anomalistik Band 10（2010），pp.287-321；Eric Kurlander，‘Supernatural Science’，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 the Nazi Occult；Uwe Werner，Anthroposophen in der Zei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1933-1945），Munich：Oldenbourg，1999，pp.287-336；Kurlander，‘Hitler’s Monsters’；Uwe Schellinger，‘Sonderaktion Heß’，in Viertes Hannoverisches Symposium，NS-Raubgut in Museen，Bibliotheken und Archiven，Frankfurt 2012，p.318；Rißmann，Hitler’s Gott；See Mosse，Crisis；Stern，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 See also Peter Staudenmaier，‘Occultism，Rac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1880-1940：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9：1（January 2009），pp.47-70.
(33)Michael 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A Historiographic Revie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June 2006），pp.692-716；Treitel，Science；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Diethard Sawicki，Leben mit den Toten：Geisterglauben und die Entstehung des Spiritismus in Deutschland 1770-1900，Paderborn：Schöningh，2002；Helmut Zander，Anthroposophie in Deutschland：Theosophische Weltanschau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Praxis 1884-1945，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7；Christoph Meinel，‘Okkulte und exakte Wissenschaften’，in August Buck，ed.，Die okkulten Wissenschaften in der Renaissance，Wiesbaden：Harrassowitz，1992.
(34)正如Konrad Jarausch和Michale Geyer所说，“大众消费越来越成为德国历史的宿命，成为它的避风港和救赎措施。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的出现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Konrad H. Jarausch and Michael Geyer，Shattered Past：Reconstructing German Histor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69；Bryan Ganaway，‘Consumer Culture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History Compass 1：1（2005），pp.1-5；Treitel，Science，pp.57-62，75-7；Sabine Doering-Manteuffel Das Okkulte. Eine Erfolgsgeschichte im Schatten der Aufklarung. Von Gutenberg bis zum World Wide Web，Munich：Siedler，2008。
(35)Treitel，Science，73-5；George Mosse，Masses and Man：Nationalist and Fascist Perceptions of Reality，Detroit，IL：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99-200，205-8；Dirk Rupnow，Veronika Lipphardt，Jens Thiel，and Christina Wessely，eds，Pseudowissenschaft：Konzeptionen von Nichtwissenschaftlichkeit in de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2008.
(36)神秘主义或许源于“宗教思维方式，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典时期，可视之为西方的秘术传统”。Goodrick-Clarke，Occult Roots，p.17；George Williamson，The Longing for Myth in German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289。
(37)Erich Voegelin，Political Religions，Lewiston，NY：E. Mellen，2003；Stanley Payne，Fascism：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Madison，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0，pp.3-13；Robert Paxton，The Anatomy of Fascism，New York：Knopf，2004，pp.13-15；Roger Griffin，ed.，International Fasc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Hans Maier，Politische Religionen：Die totalitären Regime und das Christentum，Freiburg：Herder，1995；Hans Maier，‘Political Religion：A Concept and its Limitations’，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1：2（Autumn 2000），pp.1-26；Richard Steigmann-Gall，The Holy Reich：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1919-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See the Discussion Forum，‘Richard Steigmann-Gall’s The Holy Reich’，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2：1（January 2007）；Michael Burleigh，The Third Reich，London：Hill and Wang，2001，pp.252-5；Jürgen Schreiber，Politische Religion.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 Perspektiven und Kritik eines interdisziplinären Konzepts zur Erforsch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Marburg：Tectum，2009；Emilio Gentile，Politics as Relig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Michael Ley and Julius Schoeps，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ls politische Religion，Bodenheim b. Mainz：Philo，1997；Claus-Ekkehard Bärsch，Die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 Sozialismus，Munich：Fink，1998；Werner Reichelt，Das braune Evangelium：Hitler und die NS-Liturgie，Wuppertal：P. Hammer，1990；Klaus Vondung，Magie und Manipulation：Ideologischer Kult und Politische Religio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71；Hans-Jochen Gamm，Der braune Kult：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Ersatzrelig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Hamburg：Rütten & Loening，1962.
(38)George Mosse，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New York：H. Fertig，2001，p.2；Mosse，Masses and Man，pp.76-7.
(39)Mosse，Masses and Man，p.14；see also Eduard Gugenberger and Roman Schweidlenka，Die Faden der Nornen，Vienna：Verlag fur Gesellschaftskritik，1993，pp.23-4，73-97；“神话和象征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Mosse提醒我们，“20世纪刚开始，男人和女人都越来越以神话、象征之类的陈词滥调来看待自己生活其间的这个世界……对整体的渴望伴随着永恒不变的强烈冲动：风景、民族传统、历史甚至天空均应如此。这些被认为超脱于奔腾不息的时间之外，使人得以保持掌控，将神圣性引入到个体的生命之中。”Mosse，Masses and Man， pp.11-12。
(40)See Puschner and Vollnhals，eds，Bewegung；Mark Edward Ruff，‘Review Essay：Integrating Religion into the Historical Mainstream：Recent Literature on Relig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2（2009），p.311. Dagmar Herzog，‘The Death of God in West Germany：Between Secularization，Postfascism，and the Rise of Liberation Theology’，in Michael Geyer and Lucian Hölscher，eds，Die Gegenwart Gottes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Transzendenz und religiöse Vergemeinschaftung in Deutschland，Göttingen：Wallstein，2006，p.428. See also Benjamin Ziemann，Katholische Kirch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1945-1975，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2007；Benjamin Ziemann，‘Religion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1945-1990’，in Helmut Walser Smith，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German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Yet ‘Theories about fascism itself have tended to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myths and cults which eventually provided the essence of fascist politics，’ according to Mosse，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p.3；Mosse，Masses and Man，pp.77-9；Robert Darnton，‘Peasants Tell Tales’，in Great Cat Massacre，New York：Basic Books，1984，pp.21-2，50-63；Jack Zipes，Fairy Tale as Myth/Myth as Fairy Tale，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4.
(41)Anna Lux，‘On all Channels：Hans Bender，the Supernatural，and the Mass Media’，in Black and Kurlander，eds，Revisiting，pp.223-4；see，e.g.，Eric Kurlander，‘The Orientalist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Kris Manjapra，Age of Entanglement：German and Indian Intellectuals across the E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Suzanne Marchand，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Religion，Race，and Scholarship，Washington D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Treitel，Science；Wolffram，Stepchildren of Science；Alex Owen，The Place of Enchantment：British Occultism and the Culture of the Moder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Repp，Reformers，Critics，and the Paths of German Modernity；Michael Saler，‘Clap if You Believe in Sherlock Holmes：Mass Culture and the Re-Enchantment of Modernity，c.1890-c.1940’，The Historical Journal 46：3（2003），pp.599-622；Edward A. Tiryakian，‘Dialectics of Modernity：Reenchantment and Dedifferentiation as Counterprocesses’，in Hans Haferkamp and Neil J. Smelser，eds，Social Change and Modernit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78-83；Michael Simon，‘“Volksmedizin” im frühen 20. Jahrhundert：Zum Quellenwert des Atlas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Studien zur Volkskultur 28. Mainz：Gesellschaft für Volkskunde in Rheinland-Pfalz，2003，pp.147-8，n.459；Owen Davies，Grimoires：A History of Magic Boo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1.
(42)radiesthesia，用“魔杖”探测水源、矿藏的非常能力。——译者
(43)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research/projects/deptIII-ChristinaWessely-Welteislehre；see also（from the same）Christina Wessely，‘Cosmic Ice Theory-Science，Fiction and the Public，1894-1945’；Christina Wessely，‘Welteis，Die “Astronomie des Unsichtbaren” um 1900’，in Rupnow et al.，eds，Pseudowissenschaft，pp.163-93；ibid.，p.166；David 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Apocalyptic Belief and the Search for Salvatio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5，p.13；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pp.692-716；Lorraine Daston and Katherine Park，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New York：Zone，2001；Owen，The Place of Enchantment，p.25；Daniel Pick，Faces of Degeneration：A European Disorder c.1848-191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44)Treitel，Science；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pp.692-716；MitchellG.Ash，‘Pseudowissenschaft als historische Größe；Ein Abschlusskommentar’，in Alexander C.T. Geppert and Till Kössler，eds，Wunder-Poetik und Politik des Staunens im 20. Jahrhundert，Berlin：Suhrkamp，2011，pp.422-5，457-8.
(45)最近30年，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内都能看见“关于科学进步的实证主义叙述已不再吃香”。照这种新范式来看，边缘科学只不过是“非霸权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形式，其价值和其他任何形式并无二致。参见‘Gesellschaftliche Innovation durch “Nichthegemoniale” Wissensproduktion. “Okkulte” Phanomene zwischen Mediengeschichte，Kulturtransfer und Wissenschaft’，1770 bis 1970；http://www.uni-siegen.de/mediaresearch/nichthegemoniale_innovation。正如Anna Lux提醒我们的，无论当时还是如今，科学“不仅在科学实践的舞台上被确定，也在公众中得到了确定”；Lux，‘On all Channels’，p.224。
(46)Adorno as cited in Denis Dutton，‘Theodor Adorno on Astrology’，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9：2（1995），pp.424-30；阿多诺认为，这些“半瓶子醋的”玄学家“受自恋的驱动，想要证明自己优于普通人”，但又“无法进行复杂而超然的智力活动”。See also Egil Asprem，The Problem of Disenchantment：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Esoteric Discourse 1900-1939，Leiden：Brill，2014；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7)See Michael Hagner，‘Bye Bye Science，Welcome Pseudoscience?’，in Rupnow et al.，eds，Pseudowissenschaft，p.50；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许多人会觉得大开眼界的是，“许多受过不同教育的人如果觉得事实和别人想要他们相信的东西起冲突……他们似乎就会忽视事实”；可是，许多学者已经开始用科学方法表明，“人们用事实心态而非宗教心态来思考证据的时候，其处理证据的方式截然不同”。C.H. Legare and A. Visala，‘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Accounts of Explanatory Coexistence’，in Human Development 54（2011），pp.169-84；C.H. Legare and S.A. Gelman，‘Bewitchment，Biology，or Both：The Co-existence of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Explanatory Frameworks across Development’，Cognitive Science 32（2008），pp.607-42。
(48)See Mosse，Crisis；Stern，Politics；see also Peter Laslett，The World We Have Lost，New York：Routledge，2004；Peter Fritzsche，Stranded in the Present：Modern Time and the Melancholy of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H. Stuart Hughes，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The Reorientation of Social Thought，1890-1930，New York：Vintage，1961；Mark J. Sedgwick，Against the Modern World：Traditionalism and the Secret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Russell Berman，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New York：Scribner’s，1971；Robert Darnton，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49)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有科学脾性的人而言，操控现实时思想上的任何偏离……都毫无意义，而且是在自我毁灭，这和魔法师踏出为咒语而绘的魔圈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违反禁忌会使违反者遭受沉重的代价；对自然的掌控便绘制了一个圆圈，在这圆圈之中，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会使思想令人着迷”。As quoted in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hilosophical Fragment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9；ibid.，p.5；Staudenmaier，‘Nazi Perceptions of Esotericism’，pp.49-50。
(50)‘Dort sollte ein Weg gefunden werden，um archaisch-religiöse Weltbilder mit der “Modernen” zu kombinieren：Bauernromantik und Grossindustrie，die Rückkehr der Götter und technische Hochleistung，Magie und Wissenschaft’，in Victor and Victoria Trimondi，Hitler，Buddha，Krishna，Vienna：Ueberreuter，2002，p.17；see also Saler，‘Modernity and Enchantment’，pp.704-5. Christoph Asendorf，Batteries of Life：On the History of Things and Their Perception in Modernity，trans. Don Reneau，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Erik Davis，TechGnosis：Myth，Magic，and Mysticism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New York：Harmony，1998；Erik Larson，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Murder，Magic，and Madness at the Fair That Changed America，New York：Crown，2003；David Nye，Electrifying America：Social Meanings of New Technology，1880-1940，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Vanessa R. Schwartz，Spectacular Realities：Early Mass Culture in Fin-de-Siècle Pari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Barbara Maria Stafford and Frances Terpak，Devices of Wonder：From the World in a Box to Images on a Screen，Los Angeles，CA：Getty，2001；Robin Walz，Pulp Surrealism：Insolent Popular Cul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51)George Steinmetz，“想象的认同这一概念也可以和奇思异想这一无所不包的精神分析概念相关联，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以及亲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从中获益匪浅。奇思异想这种情况表达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希望。现象的认同就是为这种充满渴望的场景而设的”，参见其著作The Devil’s Handwriting：Precoloniality and the German Colonial State in Qingdao，Samoa，and Southwest Africa，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60。
(52)Charles 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3-4。泰勒的“想象”这一概念和雅克·拉康的概念有一些重要的相似点，他所牵涉的点更多，而且明显超越了儿童早期发展的“镜像阶段”。See Jacques Lacan，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The Psychoses（Book III），New York：Norton，1997，pp.143-60。
(53)Taylor，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p.25.
(54)同上，pp.185-187。
(55)同上。
(56)照T.M.Luhrmann的说法，“神圣的价值观甚至会在大脑中有不同的神经标志”，‘Faith vs. Facts’，The New York Times，18 April 2015。
(57)‘Faith vs. Facts’，The New York Times，18 April 2015.
(58)See Martin Baumeister，‘Auf dem Weg in die Diktatur：Faschistische Bewegungen und die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Demokratien’，in Dietmar Süß and Winfried Süß，eds，Das ‘Dritte Reich’：Eine Einführung，Munich：Pantehon，2008. p.31.
(59)Steinmetz，Devil’s Handwriting，pp.62，66；see also Uwe Puschner and Hubert Cancik，eds，Antisemitismus，Paganismus，Völkische Religion/Anti-Semitism，Paganism，Voelkish Religion，Munich：K.G. Saur，2004；Christina von Braun，Wolfgang Gerlach，and Ludger Heid，eds，Der ewige Judenhaß. Christlicher Antijudaismus，Deutschnationale Judenfeindlichkeit，Rassistischer Antisemitismus，Berlin：Philo Verlag，2000；Olaf Blaschke，Katholiz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m Kaiserreich，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97；Adolf Leschnitzer，The Magic Background of Modern Antisemit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6；Wolfgang Heinrichs，Das Judenbild im Protestantismus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Pulheim：Theinland-Verlag，2000；Walter Stephens，Demon Lovers：Witchcraft，Sex，and the Crisis of Belief，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Daniel Pick，Svengali’s Web：The Alien Enchanter in Modern Cultur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纳粹知识分子惯于援引北欧众神的力量来对抗“外国恶魔”或者对国内外敌人的神话妖魔化。Gugenberger and Schweidlenka，Die Faden der Nornen，pp.112-13。
(60)由于怪物“是社会焦虑的化身，人们也会谈论那些焦虑。怪物每次出现的时候都会展现一个新的特定形象，以表达那个时代的焦虑感”。Monica Black，‘Refugees Tell Tales’，in History & Memory 25：1（Spring/Summer 2013），pp.97-8。
(61)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2004，pp.54-7.
(62)See Jared Poley，Decolonization in Germany，Bern：Peter Lang，2005.
(63)Steinmetz，Devil’s Handwriting，pp.59-61.
(64)比如，在关注巫术审判的时候，希姆莱和党卫军研究者会再三哀叹中世纪教会野蛮屠戮女性的行为，以此表达出另外一种以自然和民间传统为基础的世界观。See Wolfgang Behringer and Jurgen Michael Schmidt，Himmlers Hexenkarthotek. Das Interess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an der Hexenverfolgung，Bielefeld：Verlag fur Regionalgeschichte，1999；Hugh Trevor-Roper，ed.，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1941-1944，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Young，1953；Felix Kersten，The Kersten Memoirs 1940-1945，New York：Howard Fertig，1994；Hugh Trevor-Roper，ed.，The Bormann Letter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54；Wilhelm Wulff，Zodiac and Swastika，New York：Coward，1973。
(65)See Susanne Zantop，Colonial Fantasies：Conquest，Family，and Nation in Precolonial Germany，1770-1870，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66)See Russell Berman，Enlightenment or Empire：Colonial Discourse in German Culture，Lincoln，NB：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8.
(67)Matthew Gibson，Dracul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New York：Palgrave，2006；Wilfried Kugel，Der Unverantwortliche. Das Leben des Hanns Heinz Ewers，Düsseldorf：Grupello，1992；Poley，Decolonization；Zantop，Colonial Fantasies；Andrew Zimmerman，Anthropology and Antihumanism in Imperial German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Sara Friedrichsmeyer，Sarah Lennox，and Susanne Zantop，eds，The Imperialist Imagination，Ann Arbor，MI：Michigan，1998；Lutz Mackensen，Sagen in Wartheland，Posen：Hirt Reger，1943.
(68)Theodor Schieder，Hermann Rauschnings ‘Gespräche mit Hitler’ als Geschichtsquelle，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72，p.16.
(69)同上，p.18。
(70)同上，p.62。
(71)Thule Society，又译图勒社团、遒力会等，是德国秘密社团、纳粹党的前身，原名“日耳曼古典研究会”。——译者
(72)特雷弗-罗珀对希特勒的餐桌谈话的英文翻译有些地方有问题，这份谈话由Martin Bormann编辑（trans. Trevor-Roper，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在使用时，我找到了经Picker文本的德文原件证实的段落：Henry Picker，ed.，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Munich：Propyläen，2003。
(73)Ahnenerbe，也译作“祖先研究院”，其目的是研究雅利安人种的文化历史和特征，以证明他们是神灵般的高级人种。——译者
(74)字面意思为“黑色的神”（黑天），通常被认为是毗湿奴神的第八个化身，是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译者
(75)Wolfgang Kaufmann，Das Dritte Reich und Tibet，Ludwigsfeld：Ludwigsfelder，2009，pp.87-8.
(76)Wolfgang Kaufmann，Das Dritte Reich und Tibet，Ludwigsfeld：Ludwigsfelder，2009，pp.82-5.
(77)Treitel，Science，pp.24-38，243-8.
(78)Williamson，The Longing for Myth in Germany；for more exampl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ernatural and racial or ‘imperial imaginary’，see Steinmetz，The Devil’s Handwriting；Gibson，Dracul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Poley，Decolonization；Zantop，Colonial Fantasies；Zimmerman，Anthropology and Antihumanism in Imperial Germany；Friedrichsmeyer，Lennox，and Zantop，eds，The Imperialist Imagination；Norman Cohn，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Redles，Hitlers Millennial Reich；Anton Grabner-Haider and Peter Strasser，Hitlers mythische Religion. Theologische Denklinien und NS-Ideologie，Vienna：Böhlau，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