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写道，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人在晚年也应燃烧生命，怒斥光阴的消逝。读这首诗时我还未到老年，认为这些诗句毫无意义。当时，衰老于我而言只意味着身心的退化，甚至精神的缺憾。我目睹祖父饱受疼痛的折磨。他曾十分敏捷，尤为自立，可年至六旬后，连锤子也挥不利索了，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Triscuit牌薄脆饼干盒上的标签。而祖母时不时忘记要说的话，在她最终想不起今夕是何年时，我落泪了。

再看看职场中那些几近退休年龄的人。他们眼中的光已然熄灭，笑容中已感受不到希望，他们掐指算着何时才能完全脱离职场的苦海，但对今后该如何度过大段空闲时光（整日清闲，日日如此）却无明确规划。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并与行至生命最后1/4的时光的人相处更长的时间后，我已经感受到衰老不同的另一面。我的父母已接近85岁高龄，但仍然同年轻时一样积极地投入生活。他们乐于人际交往，富有精神追求；他们去远足，亲近大自然，甚至开拓了全新的专业领域。他们的容颜已然衰老，但精神面貌与50年前并无差别，这令他们十分振奋。纵然有些能力确实衰退了，但他们却发现了绝妙的补偿机制——情绪和心态的积极转变，丰富的阅历带来的独有优势不时延缓着机体退化的过程。诚然，比起年轻人，老年人处理信息的速度也许更慢，但是，老年人能靠直觉整合岁月积累而来的信息，并基于数十年从错误中习得的教训做出更明智的决定。人老去的好处有许多，其中之一便是不再那么惧怕灾祸，因为老年人在过去早已经历不少挫折，且成功挺了过来。这个群体深知，他们本人及同辈的韧性是其可以仰仗的品质。同时，对可能即将面临死亡的事实，他们也能泰然处之。并非他们希望死去，只是他们不再害怕死亡。他们积极生活，将每一天都当作获得新体验的机会。

脑科学研究者猜测，老年人的大脑发生的化学变化使其更能接受死亡——从容面对死亡而非惧怕死亡。身为神经科学家，我在思考为何有些人似乎衰老得更体面。这是基因、人格、社会经济地位所致，抑或只是运气使然？老年人的大脑里在发生什么，才促成了这些变化？我们该如何遏制衰老引发的认知水平和体能的衰退？许多人年至耄耋仍意气风发，而有些人则似乎逃避生活、身体虚弱、心力交瘁、与世隔绝、郁郁寡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衰老的结果，而衰老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早已注定的呢？

结合发展（认知）神经科学与个体差异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解读该如何看待人生最后的几十年。借鉴多学科理论，本书认为衰老不仅仅是一个衰退阶段，还是一个如婴儿期或青春期一般的独特发展阶段，也有其独有的需求和优势。

本书将阐明能否康乐晚年取决于两大平行因素：

在工业化社会，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本书提出的争议性观点将极大地变革个体、家庭成员以及公民对晚年生活的规划。本书为人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让您在耄耋之年（甚至更年长时）依然能保持思维的活跃。我们无须佝偻着、蹒跚着、顺从地走入那个良夜，我们可以将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

我大学时期的两位老师，一个八旬老人和一个九旬老人，现在依旧思维活跃、聪明利落。其中一位是现已87岁的刘易斯·R.戈德堡（Lewis R. Goldberg），被誉为现代人格科学概念之父。人格是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和特征，且对人生有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人格可以改变：人们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提升自我，如变得更有责任心、更讨人欢心、更谦逊等。他提出的观点出人意料，颠覆了人们数十年想当然的推测。传统观点认为人格特质永远保持不变。［想想电视剧《消消气》（Curb Your Enthusiasm）中脾气暴躁的老顽固拉里·戴维（Larry David）。］但另外，人格特质也易受影响，可被塑造。而人们所处的环境及为提升自我付出的努力会影响固有人格特质对行为的塑造。

只可惜，人格可塑性的负面影响在于，某些遭遇和环境会让人格变得恶劣。要康乐晚年，很重要的一点是学会避免对人格有消极影响的特定环境、习惯以及刺激因素。了解到晚年时人格也具有可塑性是十分重要的。无可奈何的是，人格消极化在现实世界太过常见。我们总能看到越老越苦大仇深、与人疏远、抑郁低落的人。

文化因素在此也产生着巨大影响。在我成长的20世纪60年代，许多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将老一辈挤出历史舞台。我们伍德斯托克一代（1946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虽然推崇包容、和平与爱，但也很轻易地就边缘化父母一辈。我们高喊着，“不要相信任何超过30岁的人”，我们可能也高呼过，“千万不要在意任何年过七旬的人”。何许人合唱团（the Who）的罗杰·达特里（Roger Daltrey）在歌词中尽显对老人的讥讽——“我宁死勿老。”我那些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朋友曾向我提起我这一代人对他们抱有的种种轻蔑、偏见、不尊重。

正如数百年来媒体与大众对衰老的认知，老去意味着身心的痛楚，在多数情况下，老年人还会被社会排斥。随着身体逐渐虚弱，老年人的智力随之衰退，恶化的视力及听力让他们无法像以往一般与人交际，投入生活。令人叹息的是，退休意味着人生目标的终结，似乎也加速了人生的终结。

我的祖父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医学院毕业，最后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第一批放射科医生。然而，正是在自己成立的医院部门里，我的祖父遭到了排斥——仅仅因为他当时已经65岁了。以现在我们对放射诊疗学的认知来看，65岁时的祖父在完成工作方面可能比年轻时更出色，因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大脑对规律模式的匹配，而经验越丰富，这一能力越强。与祖父在职场中感受到的边缘化和无用感截然不同，家人们都十分爱他、敬他，在他67岁去世时，我们悲痛欲绝。一场手术带走了祖父，在术前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医院的不尊重让他十分难过。我总是怀疑，这种尊重的缺失影响了祖父的耐力、韧性和心情，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手术并发症也能夺去他的生命。

接下来我将明确指出人们感到被拒绝或未被赏识时大脑做出的反应。人体在应对身心侮辱时会分泌压力激素皮质醇。如果人体需要做出战斗或逃跑反应（如有老虎要攻击你），皮质醇的用处极大。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长期的心理困扰，如不被人尊重，那么皮质醇的作用便很有限。皮质醇引发的应激反应会降低免疫力和性欲，影响消化系统。因此，压力大可能诱发肠胃不适。皮质醇引发的压力有利于做出战斗或逃跑反应，因为此时人体需要暂时调动所有资源以应对眼下的威胁。但是如果人际关系冲突导致的心理压力未能解决，那么人体会处于数月甚至数年的压力之下。而与此相反的是，当我们积极投入生活，对人生充满激情时，人体会分泌更多改善情绪的激素，如5–羟色胺和多巴胺，且N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T细胞（T淋巴细胞）的数量也会增加，由此增强人体免疫力和细胞修复机制。如果祖父未曾承受社交压力，那么也许他便能陪伴我的祖母、其他亲人和我更长时间。25年前身为商人的我父亲在62岁时被强烈建议退休养老，让位给更年轻的人。和他的父亲一样，他感受到被排斥，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父亲的社交圈缩小了，身体也开始恶化，人也变得抑郁。但那时是1995年，形势已然改变。社会和雇主们开始意识到东方人对老人态度的重要性：老者不仅有其价值，且有十分优越的价值。父亲尝试教学，并受聘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马歇尔商学院（USC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一门课程。紧接着他便每学期教满四门课程。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最近父亲续签了一份为期4年的教学合同，将任教至89岁。学生们爱戴他，因为他能将年轻教授缺乏的实战经验传授给他们。并且，他的抑郁和身体疾病在找到这份有意义的工作后立即得到了显著改善。

◈

诚然，在晚年时期寻找保持活跃、投入状态的方法并非易事，而且这无法完全弥补生理衰老。但是，医疗水平的新进展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转变能帮助提升我们对生活的成就感，而这也许是前几代人无法达成的愿望。

我大学时期最爱戴的教授之一是约翰·R.皮尔斯（John R. Pierce），他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任负责人、卫星通信的发明者、作品丰富的科幻小说家；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功发明了晶体管，他也是晶体管的命名者。教授80岁时我曾拜访他，他那时正处于第二轮退休期，在学校教授与声音和振动有关的课程。他邀请我到他家吃过一次晚饭，我们从此成为朋友，会时不时一起出去吃饭。大约在教授87岁时，他开始抑郁起来。读书是他最爱的消遣活动之一，但他彼时的视力逐渐下降。我给他买了一些大字号的书，这令他振奋了好几周，但大多数他想读的书，如技术书籍、科幻小说，都没有大字号的版本。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尽可能念书给他听，也安排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一些学生给他念。但他的身体还是在持续恶化，随后被诊断为患有帕金森病。身体的颤抖困扰着他，他的记忆力也逐渐衰退。他曾经喜爱的事物也无法让他提起兴趣，而且他的大脑越发混乱，逐渐令他迷失方向。

我建议教授询问医生能否服用百优解（Prozac），这种药在当时比较新，仅针对和教授一样有衰老问题的人（百优解有助于提高大脑中5–羟色胺的水平，后者即前文提到的一种改善情绪的激素）。百优解给教授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转变。尽管这种药并未显著改善他的帕金森病，但他的心态变了。他感觉自己更年轻了。他重新开始举行晚宴，重操一年前已经放弃的事业，再次给学生授课，大脑中简单的化学变化令他重获新生。教授享年92岁，他人生中最后5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充满了欢乐和满足感。那段时间我也一样——仿佛重新得到了一次与早逝的祖父相处的机会。

教授92岁去世前两周我与他见面，他那时正兴奋地计划着想做的新实验。可谓老当益壮。

我刚认识教授时还很年轻，完全未曾思考过总有一天自己也将老去。但是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渐渐感受到自身情绪的转变，与许多科研同事和医生交流后，我看清了前路：在未来，我们可以提前规划，避免衰老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未来，我们可以利用神经可塑性的知识编写我们生活的理想新篇章；在未来，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抗抑郁药等药物的推广使用能缓解甚至逆转抑郁症等情绪变化带来的影响，而这类情绪波动一直被认为是衰老过程中不可逆转的一部分。此外，医疗科学和治疗方案的创新成果必将面世。

例如，与影响睡眠的化学物质和神经元波形变化有关的最新发现为睡眠这一最基本的人类活动带来了新的启示。在任何年龄阶段，睡眠不足都不利于身体健康。睡眠不足可能诱发孕期糖尿病[1]、新手父亲的产后抑郁症[2]以及任何年龄段的躁郁症。相信大家应该读到过这样的观点：“老年人”不需要像年轻人那么多的睡眠，每晚睡四五个小时便足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最近反驳了这一观点：并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所需的睡眠就会减少，而是衰老的大脑使得老年人难以获得自身需要的睡眠时长。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老年人睡眠不足直接导致其认知水平下降，而且他们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随之增加。我的祖母忘记自己把眼镜放在哪里，并非因为年迈，而是因为睡眠不足。沃克的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阿尔茨海默病现在是美国的“第三大杀手” [3]。这是否已然成为一种流行病，或其是否由有害的环境因素导致？我们尚无法得出结论。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阿尔茨海默病常见于老年人；医疗水平的进步延长了人类寿命，长到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出于我们尚不了解的原因，这种疾病呈现出了性别差异。65％的患者为女性，女性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大于其患乳腺癌的概率。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约2/3 [4]由基因决定，1/3与环境因素（如是否患有抑郁症或头部是否受伤）有关。在环境因素方面，童年经历可能在数十年后产生影响。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环境刺激因素、行为和运气都与该疾病有关，这将贯穿本书的全部内容。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很容易识别出萎缩的海马（储存记忆）和大脑皮层（负责复杂的思维和动作）外层。也许有读者听说过淀粉样蛋白，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便发现了淀粉样蛋白沉积。特殊蛋白质β–淀粉样蛋白（beta-amyloid）会先破坏突触（大脑神经元连接之间的空隙），然后聚结成斑块导致神经元死亡。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同事斯坦·普鲁西纳（Stan Prusiner）指导过神经科学家戴尔·布雷德森（Dale Bredesen），后者针对上述因素开展了30年的研究。他以“布雷德森治疗方案”为主题撰写了一本《纽约时报》畅销书。布雷德森认为，要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有五大关键手段：饮食应富含蔬菜和优质脂肪；适度运动，增加血液的氧气含量；进行脑部训练；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以及基于血液和基因检测，开展针对个人的补充剂疗法。“布雷德森治疗方案”仍处于验证的初期阶段——该概念的初步验证仅基于对10位病人的研究。适合研究的患者必须处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阶段。而且由于这一治疗方案才刚面世，没有一位患者使用过上述任何手段超过5年。该方案是否奏效尚且无法定论，但至少前四大手段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我们对补充剂实在所知甚少。鉴于这些手段的有效性最终可能得到验证，对于多数人而言，现在开始遵循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未尝不可。

前段提及的我的同事普鲁西纳因发现朊病毒蛋白而获得诺贝尔奖。朊病毒蛋白可沉积并引发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克雅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典型特征是记忆衰退和行为变化。这些症状是否似曾相识？没错，这些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症状，普鲁西纳的研究认为，朊病毒蛋白可以积聚成淀粉样原纤维，因此其导致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这项研究的前沿性在于提出了神经炎症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且神经炎症的出现远远早于临床体征和症状。这是因为只有在大脑区域真正受损时才会出现肉眼可见的症状——而我们能注意到的认知水平的变化（例如记忆衰退和情绪变化）实则反映了内在疾病已相对处于晚期。与抑郁情绪类似的症状，如对人或物失去兴趣、无精打采，常常出现得远远早于其他更严重的症状。

多个科学家团队发现，慢性炎症早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5]，这有力地揭示了将抗炎药作为治疗手段的潜力，在未来几年可能将广泛推广此类药物。当前的研究聚焦于：应该在出现症状后使用抗炎药（如布洛芬），还是必须将其作为预防手段，在症状出现前用药（答案似乎接近后者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项在进行中的研究，它针对的是一种前沿的治疗方法[6]，力求利用可从源头抑制淀粉样原纤维生成的抗体进行免疫。

寿命的定义是人存活的时间。除去意外死亡，大多数人都会死于某种疾病或器官的衰竭。人的寿命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健康期，此时身体总体而言较健康；二是疾病期，此时患病。显然，我们很有必要缩短疾病期。

例如，有一对好友（格蕾丝和埃洛伊丝），都在100岁时去世，但她们的疾病期却大不相同。格蕾丝自50岁起身体开始逐渐衰退，80岁时需要24小时看护。埃洛伊丝70岁时身体机能衰退，但是直到95岁才真正出现健康问题。想必大家都更希望拥有埃洛伊丝额外的20年健康生活，在疾病缠身前再多享受15年的幸福生活。支撑我写这本书的前提是，要达成这种愿望，改变对衰老的看法和应对措施以延长健康期，永远为时不晚。

此处提及的环境因素——我们同周遭世界的联系、个人生活习惯、心态和医疗情况——会对老年生活方式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本书聚焦的第二个方面是发展变化，而讽刺的是，发展问题要追溯到童年时期。

前文提到社会压力会降低免疫力。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无法幸免。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迈克尔·梅尼（Michael Meaney）的研究表明，母亲对子女的照顾方式会改变子女的与生理应激反应有关的基因的DNA化学组成。如果母鼠更频繁地舔舐刚出生6天的大鼠幼崽，那么后者成年后会更有安全感，且被压力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若母鼠频繁舔舐或梳理幼鼠毛发[7]，那么幼鼠在面临挑战或压力时所产生的应激激素要少于较少受照顾的幼鼠。而意料之外的是：这一现象将延续至大鼠成年。

梅尼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人类身上的类似效应，以及婴儿期被忽视或虐待的经历产生的反作用。在压力方面，人们早期的经历会影响基因和大脑结构。梅尼表示：“女性的健康至关重要[8]，对母婴互动效果来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母亲的身心健康。对于大鼠、猴类以及人类来说均是如此。”若生活贫困、患精神疾病或承受巨大压力，则父母更易疲劳、发怒和焦虑。梅尼还指出：“上述情况显然不利于亲子互动。”这将导致孩子在面对当下的挫折（甚至是未来的挫折）时，大脑化学机制受损，韧性不足。

梅尼强调称：“人脑在社会经济环境中发育，且儿童社会经济地位（childhood socioeconomic status，SES）会影响其神经系统发育——特别是影响促进语言和执行功能的系统（决定下一步的措施并付诸行动）。”研究表明，家庭环境中的孕期因素、亲子互动和认知刺激因素对促进个体神经系统的毕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应优化相关项目和政策，以减少与SES相关的心理健康和学术成就方面的差异。

童年时期父母对孩子的养育程度对其许多大脑系统的发育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海马中的糖皮质激素（GLUE-co CORT-ick-oid）受体，这是构成应激反应的主要成分，也是免疫系统中缓解炎症的反馈机制的一部分。梅尼还表示，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会影响其垂体和肾上腺功能，两者调节身体发育、性功能以及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分泌。童年时期的创伤可能影响人的一生。诚然，可通过正确的行为和药理干预手段摆脱创伤，但仍需要下一定功夫。拥抱孩子大有益处，特别是孩子正值一岁的脆弱期。父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和老师）在孩子婴儿期的育儿方式对其晚年时期的影响要比我们预期的大许多。

除了环境影响和神经系统发育，本书的第三大要点是：我逐渐开始将老年时期视为一个独特的成长期，一个有其独有特征的生命阶段，而非一个衰退期，也不意味着将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终结。

一提起衰老，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的老年问题：视力下降、听力退化、疼痛缠身。大脑和身体老化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生理变化会影响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经验？我将在本书中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内容涉及脑细胞萎缩、DNA序列损伤、细胞修复功能受损以及神经化学和激素变化。

我还将探讨一些常见但鲜被提及的衰老现象。例如，大多数人会经历新陈代谢的变化，这意味着需要改变以往的饮食方式，让体重或体形也发生变化。此外，也可能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进化因素能影响婴儿对母乳的消化，而与人们50岁时是否吃冰激凌无关。）除了乳糖不耐受，衰老过程中消化系统的变化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胀气。我们的皮肤和眼睛会越发干燥。此时，咖啡因带来的影响因人而异，有人甚至完全无法从中获益。胰腺的老化使得身体越来越难以处理精制糖。本书将向读者阐明衰老时可能出现的症状，还将解释某些读者正在经历的变化。但本书绝非“问题之书”。我希望从最前沿的医学视角为读者带来解决方案、指南和有用的技巧，帮助读者快乐、积极地生活，在人生即将谢幕时，将伴随衰老的虚弱和屈辱留在后台，从而充分体验“人生第三幕”中有意义的事物。

◈

伍德斯托克一代即将步入人生六七十岁的阶段，我们有机会改变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这样做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我们这代人便能重燃实现社会进步的理想之火：比如敬畏地球及地球家园上的所有生物；帮助不幸的人；让世界变得更宽容及更具包容性，且各不相同的人能拥抱彼此的差异，而非为差异所扰。

排斥老者，损失巨大：经济发展和艺术创作受损、家庭关系不和睦、机会减少。首先，我们可以向上一辈——父母一辈看齐，以他们的良好作风为榜样。其次，作为老者，我们可以与他人积极交往和联系，将这一状态持续至耄耋之年，甚至更久。我对晚年的看法截然不同，我们应将人生的最后几十载视为繁盛期，视为生命的复苏阶段，此时，我们不是固守于年轻时代，而是坦然接受时间馈赠的礼物。

将老者视为资源而非负担，将衰老看作人生的高潮而非结局，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意义何在？这意味着重新利用被浪费或美其名曰未被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这意味着巩固并增进所有人的家庭关系及友情，这意味着基于经验、理性和老者的睿智对个人事务乃至国际协议做出重要决策；这甚至可能意味着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富有同理心的世界。从衰老大脑的化学变化中可以观察到一种倾向：老者更能理解、宽恕、包容和接纳他人。诚然，有些老年人可能会更加固执己见，越发保守，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更能接受个体差异且更能理解他人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当今世界缺乏耐心、包容和同理心，而老年人则恰好能填补同理心的缺失。

◈

在我研究的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出现了“单打独斗”的现象。研究人员倾向于与相同领域的人交谈，而非进行跨领域交流。在过去的30年中，学界在理解有关人格、情感和大脑发育的许多核心概念上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展。但是，跨领域交流少之又少，于是我们陷入这样一个窘境：无论在专业医疗界还是普通公众间，都没有人能够利用已取得的进展为实现个人和集体目标服务。

我十分幸运，各个研究领域的导师带领我探讨相关问题，且所有导师都仍然活跃在学界——他们有的是人格心理学家［如87岁的刘易斯·戈德堡和68岁的莎拉·汉普森（Sarah Hampson）］，有的是认知心理学家［83岁的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Posner）和90岁的罗杰·谢泼德（Roger Shepard）］，还有的是神经系统发育科学家［88岁的厄休拉·贝卢吉（Ursula Bellugi）和77岁的苏珊·凯里（Susan Carey）］。导师的帮助使我得以架起桥梁，沟通两个独立已久的学科领域：神经系统发育科学和个体差异（人格）心理学。随着越发深入研究两个领域的交叉部分，我也越有兴趣探讨两门学科能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的衰老，以及我们该如何尽可能活得更久、更幸福和更富有成效。本书的核心主题在于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点及其在衰老问题上的应用，而此前未曾有相关大众科普书籍面世。

从神经系统发育科学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基因、文化和机会之间的动态作用最大限度地影响了：

不论处于何种年龄段，面对基因、文化和机会带来的压力，大脑总是在不断变化。我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与此同时，随机事件及他人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我们。而是否有机遇通常是运气问题，这受许多既定因素（如财富水平、疫病情况、是否能获取干净水源、受教育程度以及法律完善度）的影响。人们的生活经历——无论是失意、恋爱、与重要人物的交往、成功、疾病、意外伤害、痛苦，还是环境毒物，都对大脑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简而言之，你的大脑会不断受到生活本身的影响。

此处还需提及关于个体差异的大量研究。人类特质的相关研究（我们了解个体差异的方式）是现代科学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其将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差异诠释为“物质”上的差异。18世纪的科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和19世纪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展开了与个体差异有关的现代研究，而加尔甚至预见了现代神经科学的思想，即大脑功能定位学说：特定的心理功能与大脑的不同部位有关。（加尔提出了颅相学，研究头盖骨隆起的程度；现代科学证明，这一学说十分荒谬，但加尔的大脑功能定位学说的主要假说如今仍然成立。）众多杰出的科研人员，如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刘易斯·戈德堡将个体差异构建成严谨的科学领域。

个体差异心理学旨在表征和量化人与人之间成千上万的差异所在。它应用包括主成分分析在内的精密数学统计工具，不仅尝试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且探寻了差异的根源。个体差异心理学的目标始终是预测他人将做出的行为——例如，若我知道你很有责任心，获悉这一点是否比完全不了解你更能预测你将如何应对某一特定情况？

◈

既然如此，该如何保持身体、思维和精神的活跃，同时接受衰老可能导致的限制呢？从那些快乐地老去，年至耄耋甚至更年长却仍然充满活力、积极投入生活的老者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的文化氛围该做出何种改变，才能满足衰老一代的需求，同时又能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经验和能动性为社会做贡献？

本书将强调一种生活理念：我们可以改变自身人格及对环境做出的反应，同时不断适应生活中的随机和不可预测事件。我称该理念为COACH原则，涵盖五大部分：好奇心（Curiosity）、开放性（Openness）、关联度（Association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和健康习惯（Healthy practices）。本书并非一本告诉读者如何做数独的书。基于对神经科学证据的严谨分析，本书将阐明衰老过程中大脑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本书有三大目标。

首先，运用知识预测积极和消极的变化，设立相应措施和体系以帮助读者顺利过渡至老年期，并将不良后果出现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相关做法可以十分简单，比如和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服用补充剂以促进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以及将钥匙藏在密码箱以防在家找不到钥匙（我曾在零下几度的情况下忘记钥匙所在，彼时我还没有密码箱，后果可想而知）。要减轻记忆力衰退、知觉丧失及社交圈缩小等衰老引发的不良影响，我们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随着衰老，我们可能逐渐兴致缺缺，囚困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完全不敢承担风险。但我们可以扭转这样的衰老倾向：借助已积累的智慧和技能，我们能成为备受欢迎的朋友，而非无人问津的老人。

其次，本书旨在激发读者从晚年的角度回首一生，思考哪些瞬间让我们感到生活美满。以前及当下做的哪些决定能最大化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且赋予生活意义？在我以前的作品中，我常常抨击对社交媒体（如Facebook）的过度使用。但请别误会，我自己也使用社交媒体，而且我认为它们能很好地帮助我们与四散各地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系。但是，相关文献预测，人之将死，躺在床上时，一般不会这样叹息：“我多希望能在Facebook上花更多时间啊。”相反，多数人会如此感叹——“我应该花更多时间陪陪我爱的人”“我应该为改变世界做出更多行动”。

最后，本书旨在帮助读者从个人、社区成员和社会的角度彻底改变对衰老的认知；希望促进一种肯定老年人才能的文化氛围，将代际互动融入日常生活中。通过研究脑科学——尤其是神经系统发育科学和个体差异心理学——本书试图引导读者转变对衰老的理解，重新书写人生故事的最后一章。

当老年人回首往事，被问及人生中哪一个年龄段最幸福时，你猜他们如何作答？也许是8岁，彼时烦恼很少？也许是青春期，毕竟那时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一定的性启蒙？也许是大学时期，抑或成家的最初几年？以上全错。关于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最常出现的答案是82岁！本书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再延长10年至20年。科学研究表明这不是空想，而我研究并相信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