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脉络

中国第一篇新闻史论文诞生于前新闻学时期的1834年1月[6]，是发表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纸略论》。而更多学者认同方汉奇教授的观点，认为中国新闻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873年《申报》上发表的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

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陆续有一些同类文章发表，但远不足以使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此后，随着外国传教士的不断涌入和中国国门被逐渐打开，部分国人开始用英语写作并用外来新思想看待和研究中国新闻史，同时有不少在华外国人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作品逐渐涌现。1924年，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的兴起》在美国纽约以英文形式出版，成为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报业发展过程的新闻史著作。1927年3月，蒋国珍将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的单行本『支那に于ける新闻発达小史』译为《中国新闻发达史》，由世界书局刊行于1927年9月，成为第一本中国新闻史译著[8]，被方汉奇教授称为第一本中国新闻通史，开了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先河。两个月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9]

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间，中国新闻事业都处于为生存而奋斗的境地，中国新闻史研究则处于徘徊状态，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初步成长阶段。这段时期虽有不少论述与专著，包括中国新闻史和外国新闻史在内的国内外新闻史研究著作达59种，但少有戈氏般的力度与广度。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新闻史研究处于观望休整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时间，中国新闻史研究发展曲折，鲜有佳作。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那段时期的新闻史研究主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报刊以及史料为研究对象，成果有《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等，比较有名的史料辑录性作品是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和赖光临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等，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研究的后续开展奠定了基础。

从1978年至20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思想逐渐拨乱反正进而自由开放，新闻史研究逐渐恢复并焕发活力，进入新的开拓期。经过多年积累，到1981年，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和组织者方汉奇教授出版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这部57万字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巨著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向前跨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浩如烟海的新闻通史研究著作中，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可谓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是所有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者必读的两本著作。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革新，国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随着新闻业和新闻史研究的不断发展，新闻史的学科地位和现实意义不断凸显，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呈现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从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组织来看，1992年6月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迎来一个有组织、有规模并相对成熟的史学研究新局面。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以京沪两地为主，但其他地方的高校新闻院系对新闻史的研究新成果也值得注意。此外，包括新加坡卓南生教授和我国台湾郑贞铭教授在内的海外、港台专家学者们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均成绩斐然。从研究成果来看，除了戈公振和方汉奇“两座高峰”，还有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主持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中国新闻事业史》以及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等佳作；人物史、地方史、断代史、史话类通俗读物、纪念文集与论文文集等不同领域、不同著述体裁方面都涌现了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作品。

与此同时，学者开始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型发展，从“范式”“框架”“路径”到“视角”“方式”等一系列专业术语的提出，均可以看出学者对此进行的大规模创新研究。但这样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有的学者重复劳动，沦于“学术内卷化”怪圈；有的过于热衷热点话题，静不下心来坐冷板凳研究真正的史实；有的不敢越雷池半步，一心为史学做注释；还有的缺乏主体意识，将新闻史学与其他史学混为一谈。[10]

（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特点

新闻史研究特点，指进行新闻史研究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研究者及其背景、研究对象及其背景、研究方法的运用、研究角度的切入、作品表现形式的延续和创新、作品的影响力等。

研究方法既指研究方法或方式，即研究的程序与操作方式，也指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使用的工具、手段和技巧。[11]方法论包含实证主义方法和人文主义方法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其中，人文主义的方法包括直觉、想象、抽象和比较、归纳、演绎；实证主义具体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两种。

定量研究具有明显的特征，内容上多出现具有一定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和新闻实践结果，研究手法上运用科学规律的测量手段，如调查、实验、模型、表格、统计等，对其进行数字化的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主要包括社会调查、内容分析、控制实验法。[12]定性研究则无明显特征，但在人文类学科中运用得较为广泛，主要是根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及其自身的其他知识储备，从而对研究对象进行认识分析，包括观察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13]

丁淦林教授指出：“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14]

传统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根据研究脉络的不同分为纵向研究、横向研究、“新新闻史”研究三大类。纵向研究就是编年史研究方法，即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对历史事件进行记录。编年史是中国各类新闻通史和地方新闻史著作中最常用的编写方式，以陈述史料知识为主，辅以其他各方面的资料。横向研究，即以某个时间点为中心，探索一个历史剖面中所体现出的分散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人物、民族、地域为中心展开研究，或进行跨学科研究，新闻与社会关系中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的互动关系，都是新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新新闻史”，就是以当下为立足点，面向历史，综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和叙事学的叙述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并未突破前两种以时间为线索进行新闻史研究的性质。

从“范式”角度来讲，中国新闻史研究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范式：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所代表的，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范式，是一种“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15]，以新闻为主体，包括广告、运营、新闻法规等方面；另一种是“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16]，该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相比戈氏的“新闻主体”，该范式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兼及新闻事业的整体发展进而形成一种“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的新闻史观。[17]

随着新闻史研究的不断创新，不断有学者试图进行创新研究，吴廷俊教授力图借用“媒介生态”理论来解读中国新闻史；蔡斐提出大历史视角、本体性视角、互动式视角等“三个视角”[18]。此外，在各种中国新闻史的学术研讨会议上有不少新理论提出，如丁淦林教授提出的每个时期应围绕一个突出的中心来重点记叙，而报刊史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始终贯穿中心思想；除了研究通史，还要研究具体领域，如少数民族报刊、革命报刊的作用；要写报纸业务，要写著名报刊活动家和著名报刊，要写报刊干部培训等。时期上的细分亦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争议，如2007年，黄瑚提出新闻史应该跳出中国历史分期方法的禁锢，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重新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而丁淦林也认为，应将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多年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分别为建立全国新闻制度的选择时期和两种新闻制度的形成与角逐时期。[19]

无论是新闻研究范式还是新的时期分类，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影响，依旧局限于参照革命史的分期法为基本思路来展开资料搜索和研究。虽然国内新闻学研究风生水起，但仍限于对中国自身新闻发展的历史性研究，虽有少数学者通过早期外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间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新闻史，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中国新闻史，但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丰富史料依旧被忽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社会急速变革的内忧外患中，外来传教士试图将西方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中国，新型报刊萌芽；外国政府和商人企图在中国这片未开发的大地上占领土地、攫取金钱，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新思想的不断冲击下和腐朽无能的政府的影响下自发在挣扎中前进，开始学习传教士办报，意图从思想上武装国人，拯救中国于水火。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开启了中国新型报刊的发展和变革之路，他们虽然努力挣脱但仍难以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鲜有能力和精力来回顾和总结中国的新闻史，更难以用西方的以实证研究为主、体现物理科学的学术思维和方式对新闻事业进行研究。而西方报纸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兴盛，其报业的特点，影响着西方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

20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汉学研究热开始兴起，其主要阵地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研究者们开始对中国新闻的发展进行一系列的实地探索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期，紧张的中日关系将大批外国记者引入中国，随着抗战的持续，大批外国记者驻守中国，根据麦金农的研究，在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一大波美国人涌入中国，他们的背景和来中国的动机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传教士、冒险家、激进分子和记者；他们或是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来到中国，或是因为工作被调来中国。无论是正式的新闻报道的撰写、科研成果的出版还是私人性质的游记、日记的写作，他们都为中国新闻史的史料积累和研究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