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西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汉学研究中，是其一个重要的分支。“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以“中国”作为对象而展开的研究，其包括了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文学、哲学等研究，也包含了对海外华人的研究。
20世纪以来，世界汉学研究在西方的主要阵地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其中，德国的新闻学的建立和发展又有其独有的特点，这也影响到其新闻史研究。
汉学家的圈子无疑很小，毕竟在各自所属的文化圈里，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要深入主流学界并非易事。因此，汉学家们倾向于将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认作“同行”，他们的著作也常常互相指涉。但在表面的同一下，看似可以共享的理论背后，其实都分别蕴藏着各自领域的知识的“汪洋大海”，汉学家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之间实际上是“不对等”的，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研究领域，因而在对其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再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非常有必要。
（一）美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美国的汉学研究不同于欧洲大部分基于理论的传统研究，它夹杂了很多现实观照、传教关怀和国家利益的成分。正如费正清所言，美国东方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
从美国的中国学角度来看，对中国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进入“新式新闻事业”时期，随着第一批新闻学院的创立以及包括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采写原则、编辑学以及行业规范等分支学科的构筑，其学科体系逐渐建立完善，现代新闻学在欧美渐次形成。在欧美现代新闻事业奠定基础之际，西方新闻家开始周游世界并考察各国报业，其中亦包括中国。1832年《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创办以及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的成立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步入正轨。其间，1838年由马礼逊编写的《京报分析》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业与美国学者最初的相遇。此外，亚禄克的《京报》和梅尔斯的《京报》等均涉及不少评价《京报》的文字，他们认为《京报》在本质上只是《邸报》在民间的翻版，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新闻价值。[20]研究显示，美国对新闻史的研究在 20 世纪初期就已具备了初步的世界意识，但这些对国外因素的分析更多的是出于国内问题分析的必要，而不是出于真正的自发的世界意识、全球意识。
20世纪20年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掀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浪潮。伦敦《泰晤士报》的北岩爵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世界报界大会的创始人威廉博士、世界报界联合会之新闻调查委员会会长格拉士等欧美新闻家连续访华，引起了中国新闻界的强烈反响。这些欧美新闻家访华引导汪英宾、赵敏恒等中国报人赴美留学，促进了中国报人的参与。在世界报界大会和新闻活动的引导下，更多的欧美新闻家考察中国报业，帕特森、聂士芬、白瑞华以及费正清等著名汉学家，在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对中国新闻史发展中的各个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又独到的分析。
20世纪末，随着中国文化的走出去，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研究者开始将目光集中到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2005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专门举办了一场名为“日常媒体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的民国报纸，1911—1949”的研讨会。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从未停止，并充满了美式研究的实证主义特点。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不只能够左右美国人对中国新闻史的认识，甚至可以帮助中国人从一个更新的角度去了解自己，既为美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带去了第一手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
（二）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
欧洲，是世界汉学研究的又一重镇。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 世纪以前的简单接触和19世纪后逐渐深入的研究。欧洲的中国研究具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淀，在中国传统的积淀和沉淀中，欧洲汉学研究也体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平。
其中，德国的汉学研究独树一帜。德国汉学家们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是在德国汉学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具有世界性影响。
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国热进入德国社会，在联邦各州以及许多大学，新的中国研究项目或活动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在中国学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开始在其他领域任教，呈现跨学科交叉研究态势。由于德国新闻学研究兴起时的特点——在19世纪，一些著名国民经济学家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展开研究，如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卡尔·毕歇尔、阿尔伯特·舍费尔以及卡尔·克尼斯等，他们身兼经济学家和新闻事业实务工作者，结合经济学发展规律，对新闻业的逐渐发展壮大及其过程中所日益显露的弊端有着亲身的体验与思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充满了国民经济学家和汉学家的独特视角。
1962年秋冬学期，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成立汉学系，这是德国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分别由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德博（Günther Debon，1921～2005）和瓦格纳（R.G. Wagner，1941～2019）担任主任教授。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行汉学学习和汉文化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
论及德国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影响，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罗文达的《中国宗教报刊》，收集了罗文达自1936年以来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宗教报刊的各种研究论文，是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资料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宗教报刊最为全面深入的一本学术著作。20世纪60年代，毛富刚（Wolfgang Mohr，1903～1979）的《中国现代报刊》为后来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德国学者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梅嘉乐、燕安黛、费南山、叶凯蒂等多位在汉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齐聚一堂，组成一个名为“中国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发展”的研究小组，为德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梅嘉乐的教授资格论文，燕安黛、费南山两人的博士论文，瓦格纳对申报馆的出版物《点石斋画报》的研究，叶凯蒂对晚清上海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等均将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视角。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不仅因其拥有优秀的专门研究小组和卓越的研究成果，更因其独有的研究方式。汉学家们大量研读报刊原始文本、中外文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有力地提出了不少挑战以往史著中关于早期中文报刊的通行看法，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及报刊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料和视角，颇具启发意义。
本书以20世纪著名的德国以及美国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学者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研究，选定的研究文本特指在“20世纪”产生、以德国和美国的学者为主要作者、以研究（叙述或介绍）中国新闻史为目的和内容的“新闻史研究成果”，而不是单纯指研究“20世纪新闻史”的成果。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史比中国的新闻历史更丰富、更漫长，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史研究比中国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研究空间。
[1] 单波：《中西新闻比较与认知中国新闻业的文化心态》，《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
[2] 七刊史学图书评论联合工作小组编《史学新书评（1998～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74页。
[3] 蔡斐：《从“两范式”到“三视角”：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以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为例》，《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4] 方汉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新闻纵横》1985年第3期。
[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页。
[6] 李秀云：《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到底何时刊出？》，《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7]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8] 虞文俊：《沟通东亚中国新闻史研究第一人：〈中国新闻发达史〉译者蒋国珍初考》，《新闻界》2015年第15期。
[9] 王海涛：《从〈中国近代报刊史〉谈新闻史的研究视角》，《青年记者》2011年第18期。
[10] 吴廷俊、李秀云：《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2004—2014）述评》，《新闻春秋》2015年第1期。
[11] 刘尚正：《15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透视》，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4。
[12] 张振亭：《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165～166页。
[13] 张振亭：《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第180～182页。
[14]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15] 阳海洪：《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8。
[16] 阳海洪：《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8。
[17] 阳海洪：《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8。
[18] 蔡斐：《从“两范式”到“三视角”：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路径创新——以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为例》，《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9] 刘宗义：《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态势：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0] 《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第147页。转引自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