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一 方法与内容
笔者自2004年开始关注子弟书这一研究课题，并着手准备子弟书文本的著录、整理与研究工作。十余年来，曾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台北以及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和地区专门访查子弟书文献资料，举凡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以及欧洲莱顿大学等重要藏馆中收藏的子弟书文本，都曾一一目验、对比和著录。在此基础上，笔者与黄仕忠老师、关瑾华博士一起，先后完成了《子弟书全集》和《新编子弟书总目》两种文献整理著作。在《子弟书全集》和《新编子弟书总目》出版之前，学界所知的子弟书篇目，不过400种左右。《子弟书全集》一共达到520种，新增加的篇目部分，大部分来自编者在查访资料中新发现的稿本、抄本和从之前并未引起重视的石印本中发掘的新篇目。可以说，《子弟书全集》和《新编子弟书总目》是目前子弟书最为全面、集中的成果。借由私藏书籍近年来陆续归入公立图书馆，图书馆馆藏书目的进一步整理与编制，网络编目检索功能日趋完善等有利条件，一批稀见、珍本文献得以为研究者所见，成为子弟书研究迈入新一阶段的契机。
子弟书是俗文学史、清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俗文学史、清代文学史上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作者、演出者和观众主要是旗人子弟，文本有满汉兼、满汉合璧等满语、汉语夹杂的形式，在俗文学的各类形式中独树一帜。[77]由于清代社会及旗人身份的特殊性，子弟书从创制直至消亡的发展过程，还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等诸多交叉学科方面的问题。本书从内外两个角度对子弟书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从内部而言，是对子弟书这一个艺术形式从萌生到消亡整体过程的考察，涉及其渊源、名称、作者、题材、演出等问题；从外部而言，是将子弟书置于清代文学的整体环境之中，考察其与清代文学政策，旗人社会生活、旗人文士阶层的出现与创作，旗人文学作品的整体状况等问题的关联。综合来说，是在已经充分掌握文献资料并完成相关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希望对子弟书这一艺术形式展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子弟书相关文献考证。
作者考证。子弟书的作者，多在曲文中嵌入“松窗”“小窗”“芸窗”等代称，刻意隐去真实姓名。探求子弟书作者的身份和生平，是子弟书考证的重要问题之一。本书将根据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对子弟书作者的身份提出新的证据与推断。
目录订正。《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子弟书总目》是子弟书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目。限于编撰时子弟书文本收藏的分散和编撰时间的短暂，两部目录的编者未能目验原书，导致著录间有错漏瑕疵。本书对自清代以来的子弟书相关重要目录，都做出了详尽的考订。
版本考证。笔者在文献搜集的过程中，发现了子弟书大量的新篇目，主要为清代、民国时期的稿本、刻本和石印本，本书将对这类新发现篇目的版本进行考证，并讨论北京、天津和沈阳三地子弟书的刊刻情况及其特点。
第二，子弟书文学艺术相关问题研究。
子弟书的名称。子弟书以“子弟书”之名为世所知，但在其盛行与传播期间，亦曾被冠以“段”“书段”“子弟段”“清音子弟书”“子弟书词”等称谓，本书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子弟书”是否为此种说唱的最早称谓；这一称谓起自何时；源自何处；有何含义；在其近200年的发展过程中，含义有何变化。
子弟书的文体体制。子弟书的文体界定，是子弟书研究中首要之问题。本书在这一方面讨论的问题包括：在清代书坊著录及明确表明为子弟书的文本之外，如何判断现存文本曲词是否归属于子弟书；子弟书文本体制与音乐体制在何时正式形成；子弟书的文本体制在子弟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存有何种变化；子弟书在逐渐衰亡之时，子弟书的文本为其他艺术形式所借鉴、袭用，又如何加以判断和区别；此外，子弟书的音乐与演唱虽然已经消亡，但是，其音乐风格派别各有何特点；派别分野以何为依据。
子弟书的创制渊源。子弟书是旗人在观剧实际体验中的创作收获，它萌生于旗人对当时流行的诸种声腔的不满，又受到禁入戏园，禁止观戏、演剧等日趋严厉的相关政令的促进与激发。子弟书与戏曲的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曲调、文本都承自戏曲，又有着旗人独特的演绎与改编。它起先是戏曲的一种替代形式，但实际上并没有取代戏曲，而是成为戏曲文本创作或者舞台表演的延伸。无论是经典文本，还是当红剧目，都可在子弟书中找到经过转化的，由另一种艺术形式进行的全新表述与阐释。
子弟书的题材来源。子弟书多从当时社会流行的小说、戏曲故事中取材。我国小说、戏曲作品成于众手、“世代累积”的特点，使得子弟书题材来源，难以指向某一具体、特定的文本。子弟书作者对故事题材的选择，对情节的着重删节，对人物的分析重塑，都反映了作为小说与戏曲作品接受者的观感与评价。本书将从接受史的角度，对此问题再做探讨。
子弟书的作者、交游与结社。在考证子弟书作者身份与生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他们的职业、生活情状与创作意图。自子弟书创立之初，作者和演出者已经致力于结社交流。通过结社，子弟书作者之间也有充分的交流。本书讨论了子弟书作者的结社活动及其对子弟书创作的促进作用。
子弟书的演出情况。子弟书演出之记载存留极少，现存的两篇子弟书作品《子弟图》和《弦杖图》，是由旗人创作的关于子弟书演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子弟图》主要记载了旗人演出子弟书的情状；《弦杖图》则主要以子弟书演出后期的瞽人表演者为描写对象。《弦杖图》之作者洗俗斋，出身贵胄，自幼生长于北京，对戏曲曲艺颇有钻研，曾创作子弟书、牌子曲，又改造过子弟书的演唱，并且教授过盲艺人。他对于盲艺人学艺和演出的记载，是弥足珍贵的。以此两种文献为基础，本书探讨了子弟书演出所历经的四个阶段和各自特点。
子弟书的文本流动。子弟书等说唱文学的文本，很难说存在一个恒定的最终版本。以子弟书来说，流传于世的以抄本为主，刻本、石印本出现得比较晚。书坊刻本，可以视为文人的改定本。他们对原有的曲文加以文字的润色、情节的丰富，并且加以评点，清末民国时期，甚至有文人对子弟书文本进行戏仿创作。经由书坊抄本、刻本至文人改本的演变，可以看到子弟书逐渐进入书斋，不断被雅化、被文人墨客赋予道德教化的意义。
第三，子弟书与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研究。
清朝旗人的文化政策一直游移、变化。清初旗人文士一方面积极学习、吸收汉文化，与汉族文士结交，延请文坛巨擘为西席，尝试诗词文赋创作；另一方面，他们着眼于巩固民族根本，致力于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建立新的文化传统。他们在诗词内容上着意塑造满族和旗人的形象，更希望在文体上有所创新，创造出符合旗人审美心理的文学艺术形式，并努力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子弟书的创制，即是旗人文士努力的结果。子弟书是探讨清代历史与文化的一个绝佳角度。
子弟书是满汉文化互相吸收、交融贯通的产物。它是旗人借鉴戏曲、俗曲等艺术形式创制而成，虽不脱中原文化的印记，却也显现出满族文化的鲜明特色。对子弟书文本曲词的细读，有助于了解清初、中叶旗人的生活情态和文化意趣；更可看出满、汉两种语言如何由泾渭分明转为浑然一体，满、汉两种习俗如何由抵触至影响、吸收，最终合流。
二 特色与价值
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笔者希望能够折射出子弟书研究在以下几大研究范畴中的独特地位与价值。
1.雅俗文学
中国文学中的雅俗之别，由来已久。从《诗经》风、雅、颂之别，至“词为诗余”之说，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始终有着分明的对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更在学界牢牢奠定“俗文学”之概念与范畴，谓：
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的，称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78]
郑振铎此一定义，将民间、大众之“俗”文学与文人、士大夫之“雅”文学截然对立。俗文学后又以“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等各式名称并举，成为学界一度显赫之支脉。“俗文学”概念的定义，及其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在义界上之关联与区别，早有前贤反复加以商讨。[79]
无论雅、俗之间如何壁垒分明，雅俗之间的转换，也早就有古人为证。国风采自民间，但作为经典引用；李清照提出“词别为一体”，为词体正名。“不登大雅之堂”和“不为学士大夫重视”之类的既定评价，已不能成为“雅”“俗”之界限。即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之作中，亦以《诗经》为其开篇。然而，对子弟书这种艺术形式而言，辨明雅俗更有其独特之处。一般而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雅俗文学的转换是从俗到雅的，采风之后，方响于庙堂；词曲本勾栏之技，后流于文人墨客之笔。但是，子弟书却是先由士大夫创造，唱响于高门大宅之后，方传播至民间大众耳中。
2.民族文学
关德栋在《子弟书丛钞》中开宗名义，谓：“子弟书是我国满族曲艺。”[80]子弟书被誉为满族文学的瑰宝，在任何一部满族文学史的著作中，都占有显要的地位。[81]根据民族文学的定义，民族文学是由各民族人民自己创作的文学，应该具有民族特点，表现在作品的题材、语言、独特的表现形式上，特别是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气质上。[82]据现有的文献材料及相关考证，子弟书最早由旗人创制，早期主要的作者、演唱者和欣赏者多为旗人中的满族人；发展至后期，仍然成为满族人消遣娱乐的重要方式。[83]子弟书的创作，有满汉兼和满汉合璧两种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它与满族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作为入关百余年后创制出的艺术样式，子弟书亦为满族文化逐渐融入汉文化之后的产物。子弟书的文本，多据汉文化中流行之戏曲、小说故事改编；其文本体制受弹词、鼓词影响；音乐体制则受到昆曲和花部戏曲的影响。
在我国民族文学史上，元杂剧和子弟书，最能反映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对于这个问题，曾有学者指出：
从子弟书的作品看，它的内容不是以反映满族生活为主，用“满汉合璧”写法写的篇子也不多，大量作品是汉族文学传统题材。内容如此，表现形式、手法、语言，也是传统的诗词曲的继续。从有关记载的关于它曲调的说法来看，也反映出它是接受了汉族戏曲声腔乐调影响而成的。再就其所写出来的具有文人色彩较浓的情趣、文笔来看，我认为不能笼统冠以“满族民间曲艺”来给它规定性质。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由满族八旗子弟创作、掌握的具有文学传统特色的一种新的体制，一种新的曲艺样式。[84]
3.说唱文学
子弟书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说唱文学中，一直是以“高雅”的姿态独秀于林的。作为曲艺艺术，子弟书首先的功能是演唱。然而，因其演唱久已失传，其文本曲词之优美雅致，更为学者所推崇与赞叹。对于子弟书的文本特色，傅惜华曾如是说：
子弟书之价值，不在其歌曲音节，而在其文章。词句虽有时近于俚浅，妇孺易晓，然其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极其真善美之致。其意境之妙，恐元曲而外殊无能与伦者也。[85]
子弟书文本之特殊地位，还体现在对后起曲艺的文本的影响。单弦、大鼓等艺术形式袭用子弟书之文词，使得子弟书自身演唱在消亡之后，其文词仍旧得以传承。
[1] 如：“先秦说唱本有文字存世的，最早可见《荀子·成相》篇”（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39页）。“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荀子所作《成相辞》，从内容到形式，更像一篇绝妙的曲艺唱词”（吴文科：《中国曲艺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7页）。
[2] 启功：《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文史》1985年第23辑，第239页。
[3] （清）缪东霖：《陪京杂述》，清光绪刊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9-35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第640页。
[4]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存清光绪三十二年刊本。此处引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与（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合刊，第94页。
[5] （清）震钧：《天咫偶闻》，存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此处引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排印本，第175页。
[6] 转引自傅惜华《子弟书考》，收入《曲艺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第95页。
[7]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第4954页。按：徐氏此书乃择摘前人之文所成，“子弟书”一条，与上文所引震钧《天咫偶闻》文字相类。
[8] 得硕亭著，描写京城夏日消闲之情形。引自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第151页。
[9]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商务印书馆，2006，第2页。
[10] 齐秀梅、杨玉良：《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第431-432页。
[11] 王季思：《安阳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重大发现》，《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3页。
[12] 关于车王府藏曲本的具体情况，详参黄仕忠《车王府藏曲本考》一文，载《俗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研院史语所，2006，第229-271页；后收入黄仕忠《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黄仕忠卷》，大象出版社，2017。
[13] 金台三畏氏：《绿棠吟馆子弟书选》序，稿本，藏首都图书馆。据李振聚考证，“金台三畏氏”为满族人蕴和，又署“富竹泉”（参见李振聚《〈绿棠吟馆子弟书选〉编者考》，《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蕴和的绿棠吟馆中藏书甚丰，编有《绿棠吟馆书目》稿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影印本。
[14] 据笔者考察，其所录抄本之主体部分归马彦祥，因其中多种篇目今未见传本，故马氏所藏子弟书亦多属孤本。惜马氏藏书今亦不见，无法一一对照核实。详见后文。
[15] 天津图书馆藏《子弟书目录》和《子弟书约选日记》的基本情况，参见崔蕴华《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17-134、140-147页。按：笔者认为，萧文澄所编选之子弟书文本，与天津此无名氏收集之曲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详见后文。
[16] 刘复：《中国俗曲总目稿》“序”，刘复、李家瑞编《中国俗曲总目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1页。
[17] 顾颉刚：《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续），《孔德月刊》1927年1月15日第5期，第67页。此问题最早由黄仕忠拈出，可参黄仕忠《车王府藏曲本考》。又，丁春华对此问题有详细分析，可参其《车王府曲本专题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8] 孔德学校购得之车王府旧藏曲本，为两批分别购得。第一批后售赠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批后归首都图书馆。此为学界一般认同之说法。黄仕忠老师考察北京大学、首都图书馆藏本后认为，孔德学校分两批购入的曲本，仅将顾颉刚先生目录所录移交北京大学，剩余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归入首都图书馆，并非以购入之时间先后分属两馆（参见《车王府藏曲本考》一文）。又，丁春华考察顾颉刚为孔德学校编撰车王府旧藏曲本目录始末后认为，车王府旧藏戏曲曲艺曲本为孔德学校一次性购入，顾颉刚之目录为未完之稿，其目录著录部分归入北大，未录部分归入首图。
[19] 按：仇江、张小莹《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一文统计为300种（参见《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185页）。300种中，《阴告》一种为重收，即为《阳告》；陈锦钊先生已将其中误收之《打登州》、《草船借箭》、《削道冠儿》、《碰碑》、《赤壁鏖兵》、《舌战群儒》、《血带诏》和《淤泥河》等8篇快书拈出；详可参见陈锦钊《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曲艺讲坛》1998年第4期，第39-44页。故此，车王府旧藏子弟书实为291种。
[20] 关于车王府曲本的来源、收藏和流向等问题，黄仕忠《车王府藏曲本考》一文考之甚详，可参。有关车王府旧藏抄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具体篇目，详可参仇江、张小莹《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一文。
[21] 吴书荫：《吴晓铃先生和“双棔书屋”藏曲》，刊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3年第14卷第3期，中研院文哲所出版。此文亦为《绥中吴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前言，学苑出版社，2004。文中对吴晓铃先生藏子弟书介绍说：“据傅惜华《子弟书总目》著录，公私收藏子弟书有四四六种（可能还不止此数），而绥中吴氏就藏有一百多种，可以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傅惜华旧藏）、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鼎足而立。其中绝大多数是百本张的抄本，有早期作者罗松窗的代表作《红拂私奔》，以及裕文斋梓行的韩小窗《得钞嗷妻》、别野堂钞本《陈齐相骂》（齐、陈二字误倒，应为《齐陈相骂》，笔者注）、三盛堂梓行的《崇祯爷分宫》等，都是不经见的珍本，至于《三皇会》、《干鲜果菜名》，更不见著录和收藏。”按：吴氏藏子弟书，笔者在2004年曾逐一翻检著录，其中《干鲜果菜名》一种实非子弟书，应为时调小曲；吴书荫先生当据首都图书馆著录致误。可参本书附录。
[22] 吴晓铃：《绥中吴氏双棔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第150-156页。
[23] 据《北平图书馆音乐戏曲展览目录》，刘复尚藏有其他数种子弟书抄本，惜目前未知下落。
[24] 首都图书馆藏吴晓铃先生旧藏书籍中，有吴氏所作书跋，提及马彦祥旧藏书籍中有一部分流出坊间的情况。
[25] 阿英：《〈刺虎〉子弟书两种》，载《阿英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第574-578页。
[26] 见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档案。转引自王汎森《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载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第124页。
[27] 王汎森：《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第124页。
[28] 王汎森：《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第131-133页。
[29] 李家瑞：《北平俗曲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1988年，中国曲艺出版社据此再版。
[30] 如李豫教授在2006年领衔编撰之《中国鼓词总目》，即称“夹注‘已毁’字样，是表示这种版本原属于解放前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后来这批民间文学遗产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其从南京运往云南途中沉没江中，全部毁灭”（参见李豫、李雪梅等编《中国鼓词总目》“凡例”，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第 3-4页）。
[31] 关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的俗曲资料的情况，详见俞大纲《发掘中研院所保存的戏剧宝藏》，载《戏剧纵横谈》，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曾永义《中研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载《说俗文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曾永义《俞大纲先生与史语所俗文学资料》，载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32] 关于傅斯年图书馆藏俗文学文献的情况，可参汤蔓媛《话说从头——傅斯年图书馆的俗文学资料》一文介绍（《俗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
[33] 见内藤湖南《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载钱婉约、宋炎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第 4、23-25页。
[34] 可参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收书遍历》，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琉璃厂后记》等文，载《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一书。
[35] 为《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文库目录》第17辑，1999。
[36] 黄仕忠：《日本藏中国稀见戏曲丛刊》“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黄仕忠又撰文介绍长泽规矩也先生藏书过程及内容，参见《双红堂文库藏戏曲文献考》，发表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7年国际文献学研讨会”。
[37] 黄仕忠：《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之子弟书考察》，日本创价大学编《创大中国论集》第5号，2002。
[38] 康保成：《滨文库读曲三则》，《艺术百家》1999年第1期。
[39] 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第12册，上海生活书店，1935-1936；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影印本。
[40] 《世界文库》“编例”，第1册，第4页。
[41] 参见关德栋《现存罗松窗、韩小窗子弟书目》，载《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第127-139页；陈锦钊《六十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第312-320页；黄仕忠《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载《车王府曲本研究》，第413-457页。
[42] 按：首图整理本存目297种，其中《灯草和尚》因文字猥亵，存目而未收曲文，故实收296种。中大整理本实收275种。因中大过录本抄自孔德学校第一批藏本（现均收藏于北京大学），藏于首图的二函十六种车王府藏子弟书文本，中大没有过录本。此外，《灯草和尚》《升官图》《拿螃蟹》三种，前两篇因内容不雅未收。又有《骨牌名》、《续俏东风》和《俏东风》等三种，为中大整理本所缺。或过录时未抄，或未收录。尚未知原因为何。
[43] 刘烈茂、郭精锐：《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前言”，第1页。
[44] 参见《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之“辑校凡例”，第5页。
[45] 陈锦钊：《论〈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王梦鸥教授九秩寿庆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1996，第215-227页；《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曲艺讲坛》1998年第4期。
[46] 齐秀梅、杨玉良：《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第431-432页。
[47] 按：《救主盘盒》子弟书在其他版本中确有分别独立成篇的情况。
[48] 《廊会》一篇，五回本残存第二至第五回，但与四回本文词迥异，实为一别本。
[49] 〔日〕波多野太郎编《子弟书集》，横滨：《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6篇，中国文学第6号，1975；《中国语文资料汇刊》第4篇第1卷收录，东京：不二出版社，1994。按：其后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又择其中收录之取材于《红楼梦》之子弟书，编成《红楼梦弟子书》（按：“弟子”二字误倒）影印出版，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7。
[50] 按：《俗文学丛刊》第384册子弟书部分目录共著录309条。“三国子弟书词八种”条，含《关公盘道》、《古城相会》、《孔明借箭》、《借东风》、《火烧战船》、《华容道》、《甘露寺》和《子龙赶船》等子弟书词8种；“全西厢”条，即“西厢记子弟书词六种”，含《红娘寄柬》、《莺莺降香》、《红娘下书》、《花谏会》、《双美奇缘》和《拆西厢》等子弟书词6种；“珍珠衫·烟花楼·玉天仙痴梦”条实含子弟书词3种；“沈阳景致”条实含《沈阳景致》、《何氏卖身》、《怕老婆滚灯》、《王天宝讨饭》、《吃洋烟叹十声》、《打秋千》和《富公子拜年》等子弟书词8种。又，其目将《投店》、《投店三不从》分两条著录，此二种实为《投店三不从》之前七回与后六回，故实为1种。又，其399册收录之《八仙庆寿》与《群仙庆寿》实为同一种，文词略有差异。综上，《俗文学丛刊》共收录子弟书326种。又，虽《中国俗曲总目稿》将子弟书词悉数著录为子弟书，其篇目是否完全归属于子弟书，俟考。
[51] 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新编子弟书总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中已经对傅斯年图书馆藏子弟书逐一做了详细考订。
[52] 陈锦钊：《子弟书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2020，第23-24页。
[53] （清）顾琳著，李镛评《书词绪论》，稿本，关德栋藏，载关德栋、周中明编《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817-832页。
[54] 刘吉典谓：“可以说，这批资料基本上已把清末以来‘已成绝响’的流传在天津的子弟书西韵声腔大体上记录下来。尽管这还不是‘京子弟书’或‘东北子弟书’的原韵，但作为一种形式的源流来讲，其间除某些地方字音对曲调的抑扬起伏有些影响外，而属于这类音乐的结构、形式、音调等，总还不致相差太远”（《天津卫子弟书的声腔介绍》，第28页）。按：由此看来，他所记录之三篇子弟书文词，或为子弟书流传到天津之后新创作之文本。
[55] 陈锦钊：《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
[56] 〔日〕泽田瑞穗：《中国庶民之文艺》，东京：东方书店，1986。
[57] 李福清：《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书目补遗》，载《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第384页。按：此数种中国本土实有石印本传世。
[58] 赵敏俐：《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4页。
[59] 在子弟书的文本中，以书写之文字而论，存有“满汉合璧”、“满汉兼”和全汉文三种形式。目前未发现完全以满文创作之子弟书文本。“满汉合璧”为同一句曲文用满文和汉文分别书写，相互对照；简氏谓此种形式“满文单字意义并不一定与汉文完全相符，且多出现语意两相互补的效果”（第7页）；“满汉兼”为一句曲文夹杂有汉语和满语两种文字，“单懂满文或汉文是无法完整理解其内容”（第7页）。简氏因研究清代满汉合璧档案的学者有时以“满汉兼”来称“满汉合璧”的文献，容易混淆，故在其文中称“满汉兼”为“满汉兼写”；参其文第27页。笔者在此文中仍延子弟书研究之惯例称为“满汉兼”。
[60] 简意娟：《清代子弟书四种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第7页。
[61] 《文献》1999年第3期。
[62] 《车王府曲本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63] 《文献》2012年第4期。
[64] 《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65] 《晋阳学刊》2015年第2期。
[66]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67]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68]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9] 《艺术百家》1999年第1期。
[70] 《创价大学中国论集》2002年第5号。
[71] 《励耘学刊》2020年第1期。
[72] 《满族研究》2015年第4期。
[73] 《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74] 《贺州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75] 以笔者管见，辟专章讨论子弟书的总论、通史类作品主要有：薛宝琨、鲍震培《中国说唱艺术史论》之《清代子弟书通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第189-307页；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季永海、赵志忠《满族民间文学概论》第7章“满族说唱文学”之第一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第161-183页；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杨锡春：《满族风俗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129-131页；余钊：《北京旧事》之“子弟书与票友”，学苑出版社，2000，第 486-488页；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第 543-548页。
[76] 代表性著作有：连阔如（云游客）《江湖丛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据北平时言报社1936年初版影印；曹宝禄《曲坛沧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7] 按：子弟书是由“旗人”创制的艺术形式，主要体现出“旗人”中“满族人”的语言特色、传统风俗和文化风格。详见后文分析。
[78]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第1页。
[79] 可参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总论之“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命义之商榷”。
[80] 关德栋：《子弟书丛钞》“前言”，第1页。
[81] 《中国曲艺志·北京卷》谓子弟书是“满族曲种”，中国ISBN中心，1999，第60页。季永海、赵志忠认为：“（子弟书）是一种地道的满族曲艺形式”（《满族民间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第161页）。
[82] 吴重阳：《民族文学界定标准之我见》，载《民族文学论文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 45-46页。
[83] 子弟书为旗人所创，可由《子弟图》子弟书曲文得知，详见后文讨论；然其主要的创作者和演出者，为旗人中之满族人；本书中旗人、满族人并用，根据行文情况，所指略有不同。
[84] 李爱冬：《诗的情韵 文的包容 一代新声——〈子弟书作品选析〉前言》，《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第37页。
[85] 傅惜华：《曲艺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