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子弟书研究之回顾与总结

清代中叶之后，子弟书在北京盛行一时，其流行之盛况，存有一个极好的佐证，即早在嘉庆二年（1797）由金台（今北京）人氏顾琳撰成的《书词绪论》。此书是现今所知成书最早的子弟书研究论著，分为“辨古”“立品”“脱俗”“传神”“详义”“还音”“调丝”“立社”等8章，内容涉及子弟书的源流、作者、技法、音乐、结社诸多方面。作者顾琳与评点者李镛俱为子弟书的爱好者，皆能演唱此种曲艺。因此，他们的论述多为对子弟书的直接认识与体会，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53]

子弟书的研究，以目录编撰为其开端，随着学界对文本的收罗整理与日益熟悉，逐渐延伸至作者生平考察、子弟书渊源体裁考证和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分析等深入层面。20世纪30-40年代，刘复、李家瑞编撰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傅惜华编撰的《子弟书总目》，最早披露子弟书的篇目与版本，至今仍是子弟书研究的必要参考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近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子弟书研究，迄今已逾80年，按时间先后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有其重心和特点。

其一，20世纪20年代之后，随着民俗学研究的蓬勃开展，作为民间曲艺的子弟书，开始得到了相关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是对“子弟书”和某一具体篇章的介绍。

其二，50年代至90年代间，子弟书研究在日本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都有长足的进展，研究者开始集中对子弟书的作者、渊源、题材、版本等相关问题进行考述。

其三，20世纪末以来，由于子弟书文本资料的不断刊布和新研究资料的陆续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子弟书、研究子弟书；研究范围从文学艺术拓展到史学、文字学、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多个领域。

下文笔者将简要评介各阶段的代表著作。

20世纪20-40年代之间的子弟书研究论文，主题集中于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子弟书此种艺术形式的总体介绍。如傅惜华《子弟书考》（1939）。

（二）对子弟书某一具体篇目的介绍研究。如李家瑞《子弟书〈鸳鸯扣〉唱本》（1936）、阿英《〈刺虎〉子弟书两种》（1944）等。尤其是“满汉兼”的子弟书，由于其特殊的形制，丰富的文化内蕴，引起了诸多关注。有关“满汉兼”形式子弟书的论文包括关德栋《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1947）、《“满汉兼”的子弟书》（1947）、郑振铎《“螃蟹段”满汉兼子弟书跋》（1947）等。

（三）子弟书作者的考证。如贾天慈《子弟书作者鹤侣氏姓氏考》（1947）、休休《子弟书作家鹤侣》（1948）等。

（四）子弟书故事来源的考察。如傅惜华的系列文章：《明代小说与子弟书》（1944）、《明代戏曲与子弟书》（1947）、《清代传奇与子弟书》（1948）及《〈聊斋志异〉与子弟书》（1948）等。

20世纪50年代之后，大陆地区的学者主要延续传统，继续进行子弟书源流和子弟书作者等相关问题考证。东北地区学者，较为集中探讨子弟书的形成渊源问题；子弟书作家的研究，则集中于代表作家韩小窗、鹤侣氏的生平和作品上。代表性的论文，有高季安《子弟书的源流》（《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胡光平《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文学遗产》增刊第12辑，1963）、任光伟《子弟书的产生及其在东北的发展》（《曲艺艺术论丛》第1辑，1981）和张政烺《会文山房与韩小窗》（《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等。1984年，启功发表长文《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文史》第23辑，1984），披露了作者幼年期间聆听子弟书演唱的相关情况，并对《忆真妃》子弟书曲文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另外，天津学者刘吉典有《天津卫子弟书的声腔介绍》（《曲艺艺术论丛》第3辑，1982）一文，披露早年从卫子弟书名家杨芝华处得到的卫子弟书曲谱三种。但其刊布的《十八半诗篇》、《秋景黄花》和《八和诗篇》3篇曲文乐谱，观其形制文词，均不似子弟书，并未见于百本张等清代书坊目录及《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子弟书总目》之著录；故子弟书声腔之研究，仍有待资料的进一步发现。[54]

20世纪70年代曾永义为傅斯年图书馆藏俗曲编目时，陈锦钊为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研究生，作为成员之一参与这项工作。也因此种机缘，他以其中的子弟书为研究对象，写成博士学位论文《子弟书之题材来源及其综合研究》[55]，为第一部子弟书的专门研究著作。该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六章为子弟书题材来源之研究，将子弟书的题材来源，分为取材于通俗小说、戏曲、当时生活及风土人情、吉庆及通俗故事及其他故事四类；下编七章为综合研究，内容涉及子弟书的名称来源、渊源、作者作品、演变影响和“满汉兼”“集锦”两类特殊形制的子弟书，以及近人所撰之子弟书目录。此论文首次全面、系统考察和讨论了子弟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惜一直未正式刊行；且因限于当时条件，未能查阅大陆所藏资料，所论尚不够深入细致。其后，陈先生将其中部分章节修订后发表，计有《子弟书之作家及其作品》（台北《书目季刊》第12卷，1978）、《子弟书名家韩小窗其人及其作品之研究》（台北《台北商专学报》1982年第12期）、《子弟书名家鹤侣氏其人及其作品之研究》（台北《台北商专学报》第25期，1986）等论文多篇，对博士学位论文中所论有所增补改订。

在日本，波多野太郎另发表有多篇子弟书相关专著和论文，如《子弟书研究——景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解题识语校释》（《横滨市立大学纪要》164号，1967）、《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正》（《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4篇，中国文学第4号，1973）等，对“满汉兼”形式的子弟书钻研颇精。泽田瑞穗之专著《中国庶民之文艺》[56]，研究中国歌谣、说唱和演剧；中有《子弟书一夕话》一文，介绍《宁武关》、《刺汤》、《刺虎》和《黛玉悲秋》四种子弟书，追溯故事本事，分析曲文。

此外，西方汉学家也纷纷开始了对子弟书的研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以傅斯年藏大鼓书和子弟书为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俄罗斯学者斯别施涅夫（司格林）研究中国曲艺艺术，有《快书体裁及其艺术特点》和《谈谈清代子弟书问题》等论文。俄汉学家李福清编撰《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书目补遗》，收录见俄藏子弟书四种：《阴功报》、《长板坡救主》、《樊金定骂城》和《姑嫂拌嘴》。其中《阴功报》一种，题《阴功报/贯串清音子弟书/新刻书段》，为《子弟书总目》所未收者，藏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57]查《中国俗曲总目稿》第236页著录铅印本《阴功段》一种，未题曲目类别及刊刻处，首二行曲文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星辰日月盖吾眠。甚么人无端撒下这名利网，是怎么富贵贫穷都不一般。”傅斯年图书馆将其归入“大鼓书”类，未知与李氏所著录者是否同一曲本。又，傅图另藏有《阴功报》大鼓书一种，五本，言唐狄仁杰进京赶考之事，其第五本题《新刻阴功报》。未睹曲文，俟考。

1990年11月2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北京燕山出版社、天津艺术研究院、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和天津市图书馆联合举办了“首届全国宝卷子弟书研讨会”，北方曲艺学校出版的《曲艺讲坛》第4期编辑了“子弟书研究专辑”，收录与会学者论文4篇：任光伟《论子弟书作品的思想特性及其社会性》、周中明《论子弟书对三国演义的改编》、陈笑暇《子弟书衍传与发展》和陈锦钊《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出版的有关子弟书的资料》。

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大藏馆珍藏子弟书文本的陆续出版，促成了子弟书研究的迅速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说唱文学、俗文学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多位研究生以子弟书为研究对象，或继承传统，发掘新的研究材料、考证篇目文本、作家作品；或借助西方理论，重新解读、研讨子弟书文本，从而开启了子弟书研究的新阶段。目前，大陆和台湾已有多篇有关子弟书的学位论文。笔者所见，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如崔蕴华《子弟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3），赵雪莹Cultural Hybridity in Manchu Bannerman Tales（Zidishu）（美国加州大学，2007），李芳《子弟书研究》（中山大学，2008），王晓宁《红楼梦子弟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郭晓婷《子弟书与清代八旗子弟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0），王美雨《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山东大学，2012）；硕士学位论文则以子弟书的改编为主，如藤田香《论子弟书的再创作》（北京大学，1995），姚颖《论子弟书对小说〈红楼梦〉的通俗化改编》（北京师范大学，2003），林均珈《〈红楼梦〉子弟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4），贾静波《〈聊斋志异〉子弟书研究》（北京大学，2005），周丽琴《红楼梦子弟书研究》（扬州大学，2009），刘芳芳《子弟书对小说名著的改编》（大连大学，2015），刘秋丽《清代子弟书中的英雄侠义故事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孙越《〈金瓶梅〉子弟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6），程广昌《三国子弟书研究》（辽宁大学，2017），孟慧华《子弟书对明清传奇的改编研究》（贵州大学，2019）等多篇；专题性的研究论文，如简意娟《清代子弟书四种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07），张晓阳《清抄本子弟书工尺谱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袁路兮《鼓词入辽——子弟书的传播与清代东北孝治》（沈阳师范大学，2015），曲燕然《〈子弟书珍本百种〉词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6）；学士论文1篇，徐亮《清中叶至民国北京地区俗曲研究》（北京大学，1997）。

其中，崔蕴华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作者修订后，以《书斋与书坊之间——清代子弟书研究》为题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崔著共分五章，第一章“子弟书概述”着力厘清有关子弟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子弟书的名称、渊源、体制和作者；第二章和第三章为“子弟书文本研究”，分别从子弟书的内容和叙事方式两个方面阐释了子弟书的文本；第四章为“子弟书艺术活动研究”，分为演出场地、伴奏乐器、音乐曲调、演出的艺术功能、演出过程和票友与票房等五小节，详细考证、还原子弟书昔日的演出状况；末章“子弟书版本及流传”，分京、津、沈三地，对各自的特色和刊印做了介绍。崔著在总结前人观点之余，颇有新论。如子弟书的渊源说，将前人所述汇为四种，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末章之天津子弟书的资料发现，系其首次拈出，于后来者研究卫子弟书的版本状况极有帮助。然其书对首次披露之资料，如天津无名氏编《子弟书目录》、萧文澄《子弟书约选日记》等，亦有待深入探讨与研究。

郭晓婷的博士学位论文后以《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为题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作者力图“从清代旗人社会的角度对子弟书进行互动式的系统研究”。本书“从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入手探讨子弟书生成的文化生活之源，从子弟书中看旗人的社会状况、娱乐生活、市井百态、家庭生活、人物形象。再从题材来源的角度探讨子弟书对汉族艺术的吸收，子弟书的语言艺术与八旗子弟的文化修养。从而将一门艺术的生成、发展、衰落与一个民族的兴盛衰亡的历史水乳交融般地融合在一起”。[58]作者后又与冷纪平合作出版《子弟书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一书，逐篇考证现存子弟书的题材来源。

硕士学位论文中，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简意娟之《清代子弟书四种研究》值得特别注意。对于研究者而言，子弟书中的保存有满语成分之篇什，对了解子弟书的创作和清代满汉文化交融，最富有价值。但学者碍于语言障碍，所论只存于表面。以往仅见日本波多野太郎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Mark.C.Elliott（欧立德）教授因通晓满文，所论较为深入。简氏论文指导教授之一，为台湾满文研究专家、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庄吉发教授，故其选取满汉合璧之《寻夫曲》，满汉兼之《螃蟹段儿》[59]和以汉文书写、含有满语译音词汇的《厨子叹》《灯谜会》四种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将针对曲本之相关特性从事个别分析”，“再透过比较、综合归纳等方法，来突显满汉两族的文化交流，以及双方融合的进程，并依据上述方法归纳出子弟书的时代意涵”。[60]其论文最具特色与价值部分，在于逐字解释《寻夫曲》和《螃蟹段儿》之满语文本的部分，并由此探讨旗人入关后之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文化接受等问题，所论持之有据，令人耳目一新。

在子弟书的满语语汇问题上，王美雨的博士论文《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以车王府藏子弟书中的词语资料为基础，对车王府藏子弟书中的方言词语和满语词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由此揭示其对于词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车王府藏子弟书叠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对子弟书中的各式叠词做了详尽的分析。

20年来，子弟书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以往有明显的发展。陈锦钊曾对大陆整理出版的子弟书文本，以及整个子弟书的研究状况，做出了回顾、总结和评介。除前引《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出版的有关子弟书的资料》一文外，尚有《六十年来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论〈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载《王梦鸥教授九秩寿庆论文集》，台北，1996）和《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世纪回顾》（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86期，2003；亦载《满族研究》，2003年第4期）等篇。此外，尚有《论现存取材相同且彼此关系密切的子弟书》（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0卷第2期，2000）、《现存清钞本子弟书目录研究》（载《2003年两岸说唱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2003）等论文。陈氏还将研究范围从子弟书扩展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子弟快书和石派书，借助史语所藏石派书与快书资料，撰成学术论文《石派书之取材及其特色——兼论石玉昆其人在说唱艺术方面之成就》（《台北商专学报》第34期，1990）、《谈石玉昆与〈龙图公案〉以及〈三侠五义〉的来源》（《书目季刊》第27卷第4期，亦载《曲艺讲坛》第5期，1998）等多篇。另撰成专著《快书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2）一种。此书收录快书36篇，是今人整理的第一本快书集，也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快书的专著，故多有贡献。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两种子弟书整理文本出版之后，子弟书研究显示出了多面向发展趋势，包括以下数方面。

其一，作者及生平的考订，如康保成《子弟书作者鹤侣氏生平、家世考略》[61]对奕赓生平有所补正；黄仕忠《车王府抄藏子弟书作者考》[62]对韩小窗、罗松窗等所撰子弟书多有辨正；李振聚《子弟书〈忆真妃〉作者新考》[63]考证《忆真妃》作者春树（澍）斋为觉罗春垚。

其二，子弟书新篇目的发现及目录、版本问题的考证，如崔蕴华《遗失的民族艺术精品——〈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子弟书的发现及其文学价值》[64]、昝红宇《清代子弟书稀见序跋考略》[65]。

其三，子弟书用韵的考察，如张建坤《从〈五方元音〉到子弟书韵母系统的演变》[66]和《对子弟书中一些例外的分析》[67]。

其四，对子弟书的文本细读及其渊源、演出等相关问题的再探讨，如陈桂成《子弟书中的艳书》[68]。

其五，对外交流的频繁使得大陆学者有机会全面考察大陆之外如中国港台地区、北美、日本的子弟书收藏情况，并编制目录，如康保成《“滨文库”读曲札记（三则）》[69]、黄仕忠《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之子弟书考察》[70]和李芳《傅斯年图书馆藏子弟书目录》。

其六，子弟书与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如崔蕴华《寺观内外：清代子弟书中的北京寺庙与文化记忆》[71]、王美雨《语言文化视域下的子弟书俗语研究》[72]、赵雪莹《论清朝侍卫的众生相——奕赓在子弟书中的反思》[73]、魏启君《〈子弟书〉“嘎孤”的语源及历史层次》[74]等。

在国外汉学界，形制特殊的“满汉兼”子弟书依然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问题。哈佛大学欧立德教授的论文The “Eating Crabs” Youth Book（《〈吃螃蟹〉子弟书》），即对《吃螃蟹》做出了精当的分析。

在专门以子弟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之外，在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曲艺史、满族文学史、北京历史与文化等总论、通史类著作中，子弟书均占有一席之地。[75]子弟书对于清代晚出的曲艺艺术影响颇大，故此，在民间戏曲、曲艺表演艺人的回忆性著作中，也可以见到子弟书的身影。[76]由北方昆曲剧院张卫东发起，北京戏曲曲艺研究者、爱好者共同创办的《八角鼓讯》，自1997年10月创刊，至今已出刊31期。此刊物报道京、津等地的子弟票友活动，发表经典唱段之文词、曲谱，值得研究者的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