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子弟书文本之著录与整理

子弟书的文本整理工作，由郑振铎导夫先路。1935年，他主持编撰《世界文库》[39]，在编例中发愿道“世界的文学名著，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将被包罗在内”[40]。文库第四册与第五册分别为子弟书选集《东调选》和《西调选》，将子弟书名家韩小窗和罗松窗二人与中国名家王维、李贺，世界文豪塞万提斯、果戈理等相提并论，将子弟书的艺术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其中《东调选》收录《白帝城托孤》、《千钟禄》、《宁武关》、《周西坡》和《数罗汉》五种文本；《西调选》收录《大瘦腰肢》、《鹊桥》、《昭君出塞》、《上任》、《藏舟》和《百花亭》六种文本。文库并将《东调选》所收皆题为韩小窗作品，《西调选》所收皆题为罗松窗作品。

作为子弟书的第一个整理文本，《东调选》和《西调选》在学界影响深远。但因当时子弟书资料披露甚少，子弟书研究亦尚处萌发阶段，学界对子弟书体制的认识和作者的考证起步未久。这些原因，导致《东调选》和《西调选》在编选、收录时造成一些疏漏，后人不察，以致以讹传讹。傅惜华编撰《子弟书总目》时，据《西调选》将六种子弟书均题为罗松窗所作，《东调选》所收五种，作者均题韩小窗，即为典型一例。对于《东调选》和《西调选》，前辈学者曾指出与讨论的问题包括：《西调选》所收之《大瘦腰肢》是否为子弟书；收录之六种作品是否均为罗氏所作；《数罗汉》一文是否为韩小窗作品等。有关作者问题，现代学者则多据曲文内含之作者名号加以辨正。[41]此外，由于二选本所收均未标注版本，《藏舟》三回本，除见于《西调选》之外，并未见他本流传，且曲文并不连贯，故笔者疑郑藏本实为残本，而非一别本，详见本书附录。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供曲艺工作者和爱好者参考，涌现了多种说唱文本整理成果。1957年，沈阳人民出版社从流传在东北地区的“东北子弟书”中，选取了《忆真妃》、《黛玉悲秋》、《露泪缘》、《青楼遗恨》和《望儿楼》五篇，编成《东北子弟书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出版。此后，大陆地区陆续出版了几部以故事题材为专题的子弟书作品集。1958年，路工主编的《孟姜女万里寻夫集》（中华书局，1958）中，也收录了子弟书《哭城》一种。70年代之后，子弟书文本的整理出版工作更是在京、沈、粤三地蓬勃开展。1979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以傅惜华珍藏本为底本，选录作者可考者，加以标点整理，出版《子弟书选》（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编，内部刊物，1979），收录子弟书83种。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关德栋、傅惜华、杜颖陶等著名说唱文学收藏家、学者主编的多部说唱集。其中，《聊斋志异说唱集》（关德栋、李万鹏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收录子弟书《侠女传》、《莲香》、《绿衣女》、《马介甫》、《大力将军》、《秋容》、《姚阿绣》、《嫦娥传》、《凤仙传》、《凤仙》、《胭脂传》、《葛巾传》、《颜如玉》与《陈云栖》等十四种；《西厢记说唱集》（傅惜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收录子弟书《红娘寄柬》、《拷红》、《双美奇缘》、《西厢记》与《西厢记全本》等五种；《岳飞故事戏曲说唱集》（杜颖陶、俞芸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收录子弟书《调精忠》《胡迪骂阎》《谤阎》三种；《白蛇传集》（傅惜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收录子弟书《合钵》（一回本）、《合钵》（二回本）、《哭塔》、《祭塔》、《出塔》与《雷峰塔》等六种。与此同时，胡文彬、关德栋、周中明先后编成《红楼梦子弟书》（胡文彬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和《子弟书丛钞》（关德栋、周中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两种子弟书曲本选本的标点整理本。

这段时期出版的整理文本皆出于名家之手，精选版本，校点精当；且大多延续子弟书清书坊抄本两句一韵，小字双行的编排方式，便于现代读者了解其创作体制和规律；读之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其中，又以《子弟书丛钞》的成就最高。《子弟书丛钞》分上下二册，收录子弟书共101篇。上册50篇均为作者可考之篇什，下册所收则均为佚名所作。每一篇目之末，均附有说明和注释，以说明版本、考证本事，释典释词，其中尤以《碧玉将军》等篇对故事历史本事的考述最具贡献。书末收录的稿本《书词绪论》，向未见诸披露，更是子弟书研究的珍贵资料。

车王府旧藏子弟书，由于其丰富的数量和珍贵的版本价值，是迄今为止学者落力最勤的子弟书文本。20世纪90年代，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郭精锐等编有《车王府曲本提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内含有280余种子弟书提要。稍后，中山大学和首都图书馆分别将所藏车王府曲本加以整理，先后出版了与车王府旧藏子弟书相关的四种文本：首都图书馆影印《清车王府藏曲本》（线装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刘烈茂、郭精锐主持整理《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首都图书馆影印《清车王府藏曲本》（缩印版，学苑出版社，2001）。这几种文本的面世，使得车王府旧藏子弟书的全貌易于得见，颇为嘉惠学人。首都图书馆出版的车王府曲本影印本，第一次揭开了车王府曲本的神秘面纱。中山大学和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两种整理本，分别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车王府旧藏子弟书过录本和首都图书馆藏原本和过录本为底本；中大本收录子弟书275种，首图本收录子弟书297种。[42]中大本采用繁体字竖排编排，一句一行，加以新式标点，每篇前附提要及可考之作者和故事源流；首图本为简体字横排，全文连排，标点只用句读，以韵为句。

北京、广州两地的车王府旧藏子弟书整理本先后出版，让迄今最大一宗子弟书收藏见之于世，便于研究者利用。然其时车王府曲本的整理工作刚刚开展，京、广两地研究者对“车王”其人的身份尚存争议；对车王府曲本的收集、流传过程不甚了解；对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三藏馆之藏书状况及三处藏本相互间之关系，亦是不甚明了。因此，中大本之前言和首图本之凡例中，均未说明车王府所藏子弟书基本状况及其沿革，反而将三处藏本误认作三种不同的版本。如中大本前言说，“目前，国内收藏车王府曲本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三家”，本集“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作为底本，参校北京大学图书馆钞本”[43]；首图本凡例所言“（本集）是以首图图书馆收藏之车王府子弟书抄本为底本，……间或校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44]云云，对中大藏本与北大藏本之渊源语焉不详。据前述黄仕忠老师《车王府藏曲本考》一文考证，车王府藏子弟书，即购自百本张、百本刚等书坊。整理者径称其为“车王府钞本”，则易使后人误为王府抄本；又因此判断车王府藏曲本较之书坊抄本更具版本价值，更加错误。在具体的文字整理和研究方面，中大本和首图本的底本大都为过录本，成于众手，颠倒错简之处难免，鲁鱼亥豕之淆颇多。中大、首图两种整理本都采以理校法，取舍之间，或有讹误；对“稍”“呌”等俗体字径改为正体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俗曲唱本的原貌。关于此两种整理本的综合评介，陈锦钊教授曾撰《论〈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和《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45]二文，有专门考述，可资参考。

其间，子弟书的重要整理文本还有张寿崇主编的《子弟书珍本百种》（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一书，以补车王府旧藏子弟书之外诸篇目。此书为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整理出版《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之后，对海内外子弟书藏本搜集挖掘的成果。编者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傅惜华、杜颖陶等旧藏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本及海外藏本中，收录了车王府未藏之子弟书遗珠一百种。《珍本百种》收录之篇目，多有未见于前人著录者，对海外所藏和国家图书馆藏子弟书，更是第一次披露，弥足珍贵。

这一百种子弟书中，《鹊桥密誓》一篇重出，即车王府旧藏子弟书之《长生殿》，车王府藏子弟书各整理本均已收录；《大瘦腰肢》一种，郑振铎在《西调选》中列为罗松窗的子弟书作品，但考其体裁，实非子弟书，学者已多有辨明。此外，《蓝桥会》一篇，因《中国俗曲总目稿》著录为子弟书，并谓出自车王府曲本，故编者特从北京大学藏车王府旧藏之杂曲内录出。据黄仕忠老师考证，此书原抄本为连排抄写，不分行，韵脚有欠统一，细观体裁，恐亦非子弟书。故此书实收车王府藏之外子弟书文本共97种。故此可见，此种整理本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子弟书的判断和辨识，这也是子弟书篇目辑佚和整理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子弟书衰落之后，被大鼓、单弦等曲艺承袭文本，故在一定时期，曲文混淆难以断定。子弟书最为明显的标志是，书坊抄本中往往标志着某某子弟书之题名。一般而言，百本张、别野堂等抄录子弟书较为专业的书坊，均会标明子弟书字样，也可根据现存三家书坊目录《百本张目录》、《别野堂目录》和《乐善堂目录》加以区别。在此之外，若要对未标“子弟书”的曲本进行辨明，则颇为不易。

如前述，故宫博物院亦影印有《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内含升平署旧藏皮黄、子弟书、快书等俗文学文本；卷首目录共收子弟书89种95部。卷首总目录与697、698、699三册卷末之分册目录存有较大差别。《八仙庆寿》、《廊会》、《白帝城》和《疯僧扫秦》等四种篇目收入多种版本，并未标明，不同版本且未编排在一处。其中，第698册收入之《女儿经》、第699册收入之《门神灶君诉功》《百花名》三种非子弟书。后二篇更是原书封面即已分别注明“大鼓书”“大鼓书莲花落均可”；《清宫藏书》中归入“大鼓书”类[46]，当为《故宫珍本丛刊》编者疏忽混入。又有《救主盘盒》一种，因分题“救主子弟书/头回”“盘盒子弟书/二回”，《故宫珍本丛刊》目录误录为两种。[47]故《丛刊》实收86种91部，其中《八仙庆寿》共收4种版本；《廊会》、《白帝城》和《疯僧扫秦》各收2种版本[48]。故宫藏子弟书，据其藏章与笔迹，当大多出自两家书坊，其中有半数为百本张抄本，另有一半未详出自何种书坊。

在日本中国学界，现代学术史意义上子弟书的文本整理与刊布，始于波多野太郎教授。1976年，波多野太郎从双红堂文库（原为长泽规矩也所藏，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中学院（原为仓石武四郎所藏，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长田夏树等所藏及自藏子弟书中，汇集抄本、刻本、石印本子弟书共53种，影印出版《子弟书集》[49]，这是最早一部影印出版的子弟书文本。其后，波多野先生还对满汉合璧形式的子弟书《螃蟹段儿》和《寻夫曲》做了笺校注释的工作，发表有《子弟书研究——景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附解题识语校释》（《横滨市立大学纪要》164号，1967）、《满汉合璧寻夫曲考证》（《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4篇，中国文学第4号，1973）等专文。

如上文所述，由于种种缘故，曾永义先生领导编撰的傅斯年图书馆藏俗曲总目并未出版。20世纪80年代之后，傅斯年图书馆又对所藏俗曲资料进行了数次检视整理和编目，并陆续扫描制成光碟，纳入傅斯年图书馆珍藏网络目录检索和傅斯年图书馆藏善本全文影像数据库，以便于读者查阅，但影像数据库尚未对外公开。2002年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俗文学丛刊》共5辑500册，傅斯年图书馆藏戏曲和俗曲曲本首次公之于世。其中第384-400册共17册为子弟书。《俗文学丛刊》所收录者，是从史语所珍藏903部子弟书中，删汰重复，精选版本，每种篇目各收录一部，共收录326种。[50]此集的出版，于研究者大有裨益；惜其除收录之少数百本张抄本影印书衣之外，其余篇目原书衣或被略去，代之以电脑统一题名，从而使得原书版本和刊刻时间难以判定。又因限于丛书篇幅，珍藏之本未能尽数收录，故此辑尚非傅斯年图书馆藏子弟书之全貌；且傅斯年图书馆藏架归类时，子弟书中亦偶尔混有其他曲类；历经多次整理之后，书页间或有错简的情况。凡此种种，使得傅图所藏，仍有详加考订之必要。[51]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近10年内，子弟书的整理出现了两种重量级的学术成果。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等编纂的《子弟书全集》，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凡10卷，收录子弟书507种，存目71种，堪称迄今为止篇目最为完备的子弟书整理文本。新增加的篇目部分，既有见于目录著录从未全文刊印者，如吴晓铃先生旧藏之《三皇会》和《代数叹》，也有研究者新发现的篇目，如崔蕴华所发现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卖油郎独占花魁》；更大一部分则来自编者在查访资料中新发现的稿本、抄本和从之前并未引起重视的石印本中发掘的新篇目。根据前人目录记载，有70余种子弟书文本现下落不明，仅留篇名。《子弟书全集》附录有“待访书目”，以待下一步的寻访与补充。附录还收录了清人及民国初人所编各种子弟书相关目录，以及清人关于子弟书的理论著述，这些文献对子弟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陈锦钊编《子弟书集成》，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凡24册，收入子弟书534种，石派书短篇29种，中篇14种，长篇《龙图公案》100多本，《忠烈侠义传》12册，快书97种，另补遗5种。作者自序中介绍整理宗旨为：（1）对散存于国内外的子弟书、石派书、快书进行全面整理，为国内外学术界提供一套完备且具有代表性的子弟书集成；（2）对所收录的子弟书进行科学的甄别，明确其时代和版本，澄清过去研究中存在的诸多误解；（3）对所收录的每一种子弟书曲本做详细的内容提要及有关说明，方便读者研究使用。[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