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子弟书文本之收藏及流转

子弟书创制于清康乾年间，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笔记中时见记载，约略可见其在当时的盛况和文人的推崇。

如光绪四年（1878）沈阳缪东霖所作《陪京杂述》之“杂艺”类：

说书 人有四等，最上者为子弟书，次平词，次漫西成调，又其次为大鼓梅花调，既荒唐词句又多。[3]

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崇《燕京岁时记》“封台”条：

子弟书音调沉穆，词亦高雅。[4]

光绪二十九年（1903）震钧《天咫偶闻》：

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其次也。然瞽人擅此者，如王心远、赵德璧之属，声价极昂，今已顿绝。[5]

蔡绳格《金台杂俎》：

（子弟书）分东西城两派，词婉韵雅，如乐中琴瑟，必神闲气定，始可聆此。[6]

民国五年（1916）徐珂编撰《清稗类钞》“音乐”类：

京师有子弟书，为八旗子弟所创，词雅声和，且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别。西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瞽人辄以此为业，如王心远、赵德壁（璧）辈，声价至高，可与内城士夫之擅场者比肩而并矣。[7]

上引文词共同指向子弟书最为显著的特性，一字以蔽之：雅。其音清雅隽永，沁人心脾。清代竹枝词曾描写聆听子弟书演唱以消炎夏之情景，谓“儿童门外喊冰核，莲子桃仁酒正沽。西韵《悲秋》书可听，浮瓜沉李且欢娱”[8]。描写京城夏日酷暑中以听书、吃零嘴和水果得遣清兴之情形，子弟书中的名篇西韵《悲秋》，风格悲凉清越，闻之可以消暑。

在子弟书创作与演出极盛之清中叶，其创制者、创作者、演唱者和爱好者的旗人宅邸，应均收藏有不少此类曲本。据现有文献资料可知，无论是内廷王府如清宫升平署、蒙古车王府，还是私家庋藏如北京三畏氏、天津萧文澄氏，均对此项曲文之收集、整理落力甚多。蒙古车王府收藏的大宗戏曲俗曲唱本中，现留存有近300种子弟书文本，无疑即为当时境况之缩影。借由归入故宫博物院的升平署诸旧藏本、清代抄书作坊之抄录目录、爱好者在子弟书抄本中留下的题签印记等线索，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自宫廷至民间的子弟书收藏地图，亦可从中窥见子弟书在当时广受欢迎的整体图景。唯因近代百余年时事变幻，沧海桑田，斯人已逝，书籍四散，遂不复得见当初之风貌。

故宫藏书，无疑是中国书籍最精华之所在，子弟书亦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史语所编《俗文学丛刊》所收子弟书，目录于篇名后均题“升平署”，可知皆原藏于清宫升平署。升平署为掌管清宫戏曲创作与演出之机构，王芷章先生叙其成立之渊源曰：

（京师演戏之盛）施用于内者，则成立南府，专供演戏。又以其他杂技百乐附之。历选苏扬皖鄂各地伶工进内教演。自乾隆初岁创设，至道光七年改名升平署，迄宣统三年止，计有近二百年之历史。所自编与所尝演之戏，又不下数千余种，开旷代未有之局，创千古罕睹之事，岂不伟欤。[9]

升平署藏有大量戏曲抄本，尤以清宫创作的承应戏至为珍贵。所藏曲艺曲本，相较之下数量并不算多，《清宫藏书》一书中曾记载道：

清宫升平署还遗存有多种曲艺本，和剧本存放一处，届时也由升平署人员承应于宫廷苑囿，供帝后欣赏，所以这些曲艺本也应属于清宫剧本范畴之内。升平署曲艺本的种类有：大鼓、莲花落、秧歌、牌子曲、快书、石韵书、鼓词、子弟书和岔曲，其中以子弟书和岔曲篇目最多。……每本均不著撰者姓氏，一般先在社会流传，而后传入宫廷。

子弟书有《刺虎》、《咤美》、《阳告》等80余部。[10]

《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影印本），采撷故宫博物院经史子集四部之孤本、珍本，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故宫珍本丛刊》第697-699分册为《岔曲大鼓莲花落秧歌快书子弟书》，卷首目录共收子弟书89种95部，但每册所收篇目和所在页码，都有讹误，详见后文。

清代另一大宗著名的曲本是车王府藏曲本，即蒙古车登巴扎尔王府中汇集收藏的大批俗曲，包括弹词、鼓词、皮黄、子弟书等，王季思先生曾将其视作继安阳甲骨、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大发现，其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11]据黄仕忠老师考证，这批俗曲的主要收藏时间，是在道光十年至咸丰二年（1830-1852）之间，主要由车登巴扎尔收藏，他的儿子达尔玛、孙子那彦图也收藏了一小部分。车王府藏曲本中另有散出者，为长泽规矩也和傅惜华购得，今分别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12]

清末民初交替之际，子弟书的演唱逐渐湮没不闻，也引发爱好者和有心人特别留意子弟书的文本收集与保存。据笔者目前所做之文本调查，在民国初年，北京的三畏氏、小莲池居士，天津的无名氏、萧文澄，都曾着力搜集过子弟书曲本。对于自己的藏本，他们或编集整理，或择选刊布，或编撰目录。但是，即使在当时，子弟书之文本收藏，已非易事。民国十一年（1922），北京署“金台三畏氏”者，仿臧晋叔《元曲选》之例，选子弟书100种编成《绿棠吟馆子弟书选》20卷。其序言言及编选过程，曰：

从前余家所藏此项子弟书不下百余种，因庚子变乱，尽行遗失。迨和局定后，而京师出售此项曲本之家，大都歇业。暇时偶一思及，颇难物色，殊可惜也。比年以来，又复随时搜罗，仅得六十余种。然瑕瑜互见，非尽无上妙品。盖作者既非出自一人之手笔，则文字之工拙自然不能一致。惟区区此数，亦如麟角凤毛而求之不易得者也。近蒙老友蔡石隐先生介绍，谓其友小莲池居士家藏此项曲本甚多。余即往访求之，而居士慨然允许抄录。于是又得四十余种，如获奇珍。爰仿元人百种曲体裁，选成百种，以存古人高山流水之遗韵焉。余因恐此项曲本失传，有如广陵之散，特为付梓，以供于世。[13]

这篇序言揭示了子弟书曲文收集不易的原因：庚子事变之前的百余种在乱世中遗失，时局平稳之后，出售曲本的书坊大多歇业，难寻其踪，费尽心力四处搜访，也仅得60余种。令人喟叹的是，“三畏氏”为保存“古人高山流水之遗韵”而编撰之《子弟书选》，因民国年间北方战事频仍，未及付梓，原稿即已散佚。唯据首都图书馆藏之第一卷，可略知其概貌，其篇目的详细考证参见本书附录。

北京的“三畏氏”之外，天津亦有子弟书爱好者，曾汇集、收藏子弟书曲本达382种，并据所藏编成《子弟书目录》，其中多有百本张、乐善堂、别野堂等书坊目录未载之篇目，现藏天津图书馆。然这批子弟书后来散出，不知所踪，唯其目尚存。此目与《子弟书总目》著录之马彦祥藏书极为吻合，笔者疑其中部分藏本后归马氏收藏。[14]天津图书馆又藏题“萧文澄”者编选的《子弟书约选日记》一册。此书自六月廿八日至十月廿二日，以日记体逐日记载作者摘选子弟书文本以抄录、保存之过程。据此日记，经萧氏编选、评点过之子弟书文本，达130种之多。其日记中并未提及其文本来源。笔者以为，取自其自藏的可能性颇大。[15]

20世纪20年代，子弟书进入近代学者的研究视野后，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多为学者尽力收集，并赖以得到良好的保存。此间，子弟书文本的最大两宗入藏，为孔德学校收购的车王府旧藏曲本和中研院民间文艺组收集曲本中的子弟书部分。此外，俗文学的研究名家，如刘复（1891-1934）、阿英（1900-1977）、傅惜华（1907-1970）、马彦祥（1907-1988）、杜颖陶（1908-1963）、吴晓铃（1914-1995）、关德栋（1920-2005）等前辈学人，及戏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1894-1961）、程砚秋（1904-1958），均重视此项曲本的搜求收藏，私藏子弟书皆非鲜数，且多有孤本、善本。就海外而言，民国初期，日本有多位学者来中国访书，亦曾瞩目于俗曲唱本的收购。日本现今所藏之子弟书，大部分为此时采购所得。目前，大陆和日本学者之藏书多归于各公私图书馆，使得当今子弟书的收藏，形成了北京、台北和以东京为代表的海外地区的鼎足之势。

一 北京

作为子弟书发源及传唱最盛的地区，北京的文本收藏自然最为丰富。其中，尤以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藏馆的子弟书文本最具特色与价值。藏于北京的子弟书文本，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车王府旧藏曲本。1925年，马廉（1893-1935，字隅卿）在主政孔德学校期间收购车王府旧藏曲本，无疑是中国俗曲研究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刘复曾回忆这段历史说：

俗曲的搜集，虽然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的端，而孔德学校购入大批车王府曲本，却是一件值得记载的事。那是民国十四年秋季，我初回北平，借住该校。一天，我到马隅卿先生的办公室里，看见地上堆着一大堆的旧抄本，我说：“那是甚么东西？”隅卿说：“你看看，有用没有？”我随便检几本一看，就说：“好东西！学校不买我买。”“既然是好东西，那就只能让学校买，不能给你买。”“那亦好，只要不放手就是。”后来该校居然以五十元买成，整整装满了两大书架，而车王府曲本的声名，竟喧传全国了。[16]

刘复在《中国俗曲总目稿》序言中提到的此批戏曲曲艺曲本，以50元廉价购得。据马廉称，是“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17]，其中包括有近300种子弟书。马廉委托顾颉刚为这批曲本编制了一份细目，以《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为题发表在《孔德月刊》第3期和第4期。孔德学校购藏的这批曲本，后分别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收藏。[18]在两处原抄本藏馆之外，车王府曲本尚有三种复抄本。1927年，顾颉刚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主持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收集俗文学相关资料成为其热心的工作之一。因此，他促成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从孔德学校过录了一份车王府曲本；此批曲本的原本，现均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此为复本第一种。1928年，刘半农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时，因有《中国俗曲总目稿》之编撰计划，也安排人员从孔德学校抄录了一部分车王府曲本。此为复本第二种。20世纪60年代，首都图书馆抄录了一份归入北大图书馆的车王府曲本，此为复本第三种。首都图书馆因拥有复抄本和本馆藏原抄本，从而成为收藏车王府旧藏曲本最完整最丰富的藏馆。据统计，车王府旧藏曲本中，共有戏曲993种，曲艺1017种，共2010种；其中子弟书291种。[19]就子弟书部分而言，顾颉刚整理时分为20函，现北京大学藏有前18函，首都图书馆藏有末二函。[20]

吴晓铃赠书中之子弟书部分，亦是首都图书馆重要藏本的来源。吴氏“双棔书屋”藏曲之丰，吴书荫《吴晓铃先生和“双棔书屋”藏曲》[21]一文介绍甚详。吴氏藏书之子弟书部分，则有其生前所手订之《绥中吴氏双棔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22]可资参考。据此目录，吴氏藏子弟书共计73种，84部。吴晓铃藏书于2001年捐赠于首都图书馆。笔者在2004年冬赴北京首图逐本查阅吴氏藏子弟书，发现首图目前所藏，与其生前之著录相较，部分篇目和版本有异，详见本书附录。

傅惜华、杜颖陶、程砚秋和梅兰芳等生前皆以致力收藏戏曲、曲艺书籍闻名。他们离世之后，私藏书籍最终归入生前曾经工作过的中国戏曲研究院（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由是之故，目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是汇集私人旧藏子弟书最为丰富的藏馆，内中多有孤本和珍本。20世纪40年代，傅惜华初编《子弟书总目》之时，即已收录了碧蕖馆自藏子弟书；其后补订《总目》，应一一目验过杜颖陶、程砚秋、梅兰芳、马彦祥之藏书，并悉数收录于《总目》之中。然笔者查阅艺术研究院之藏书，标注杜、程、梅旧藏者，却与傅氏著录存有若干抵牾之处。此种情况，当为《总目》成稿之后，诸家所藏，陆续又有变更，详见本书附录。

国家图书馆中藏有一批民间爱好者的抄本，极为珍贵。这批爱好者抄本中，有题为《子弟书》二函，共12册，录有子弟书49种，抄写甚精。其中7种，被《中国俗曲总目稿》误以北平图书馆藏孤本著录，详见本书附录。除此之外，余本均未见诸介绍，或为1949年之后方收罗所得。尤为可贵的是，国图此批藏本中，多留有爱好者在抄写时随手记录的只言片语，成为研究子弟书版本与传播的珍贵材料。国图现已将此批曲本陆续编目、上架，可通过网络检索得见其简目。

私人藏书中，刘复所藏《旧钞北平俗曲》现归入北京民族图书馆，其中有数种子弟书。[23]郑振铎旧藏现归入国家图书馆，李啸仓旧藏现藏于北京家中。让人扼腕叹息的是，阿英、马彦祥之旧藏子弟书，历经“文革”动乱后下落不明。马彦祥所藏小说戏曲今已归首都图书馆，但其旧藏子弟书，虽经多方查访，包括问询其后人，均未有结果。[24]阿英之普通藏书今归安徽芜湖市立图书馆。但据其《〈刺虎〉子弟书两种》一文介绍，他曾藏金氏抄本子弟书16种，内有《琵琶行》四回、《热结十弟兄》一回等数种孤本，今均不知去向。[25]

二 台北

台北的子弟书文本，集中收藏于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20世纪20年代末，傅斯年主持创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其拟订的《拟中研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办法》中，即有“民俗材料的征集”一项，“此类材料，随征集，随整理，择要刊布”[26]。1928年10月1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正式成立。该组“设于北平，由研究员刘复为组主任。研究范围包括歌谣、传说、故事、俗曲、俗乐、谚语、谜语、歇后语、切口语、叫卖声等，凡一般民众以语言、文字、音乐等表示其思想、情绪之作品一律加以搜集研究”[27]。刘复草拟的《国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中，俗曲的收集和整理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拟于一二年内，以搜集资料，并整理已得材料为主要工作。俟材料稍丰，再作比较及综合研究。

——北平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现已商得该校同意，着手借钞。

——右项曲本均随钞随校；并每校一种，随手作一提要，由刘复、李家瑞二人任其事，将来拟仿清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之例，汇为《车王府俗曲提要》一书。

——常惠十年来所搜集之现行俗曲七百余种，现已商请让归本组，由李荐侬担任分类及编目，并仍由常惠担任继续搜集。其属于北京者，常惠拟另行提出，作系统的研究。

——右项曲本亦由刘复、李家瑞二人担任作提要，将来拟汇为《现行俗曲提要》一书；其音乐上的研究，仍由郑祖荫、刘天华二人任之。[28]

此后，刘复带领李荐侬、刘澄清、李家瑞与常惠诸位民间文艺组成员，历时三年有余，“一边编目，一边采访搜集”，编成《中国俗曲总目稿》，收录11省俗曲6000多种，其中子弟书370余种。在此过程中，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不少俗曲曲本，包括大量的子弟书；又复抄了一部分车王府旧藏子弟书，馆藏子弟书版本多达千种，令人叹为观止。李家瑞并据史语所所藏资料，撰成俗曲研究专著《北平俗曲略》。[29]全书分说书、戏剧、杂曲、杂耍和徒歌五属，是学界瞩目、收集俗文学曲本之后，第一部专门、系统的俗曲研究著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六大箱俗曲资料跟随中研院由北平迁往南京，由南京至四川，抗战结束后，又由四川至南京，最后抵达台湾。在此过程中，曾有传言说这批资料在迁往云南的过程中，被日军飞机炸沉于江中，故傅惜华在编撰《子弟书总目》时，并未见过中研院藏本，其相关资料，悉数移录自《中国俗曲总目稿》。他在著录中研院藏本时，均题作“前中研院藏，已毁”，语含沉痛。事实上，这批俗曲资料一直完整地封存于傅斯年图书馆，只是学界难以得见，大陆对其存亡状况尤为不明，导致今日偶尔仍有延用“已毁”一说之情况。[30]1965年，赵元任之女，哈佛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赵如兰访台，要求查阅这批曲本，借此机缘，此批俗曲才得以重见天日。赵如兰教授为哈佛大学拍摄全份微缩胶卷，共232卷，其后剑桥大学亦复制一份。杨时逢并耗时一年，为这批资料编撰了简目。其后，史语所研究员俞大纲曾专门撰文，呼吁整理研究此批资料。1973年，曾永义先生应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屈万里研究员所托，成立“分类编目中研院史语所所藏俗文学资料工作小组”，主持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俗文学的整理编目工作。工作小组以李家瑞的《北平俗曲略》为工作蓝本，在此基础上，又增加“杂著”一种，将五属之外的民间俗文归并于此；所得总计6属137类10801种14860目。此次目录编入资料，数量较《中国俗曲总目稿》为多，因为包括了史语所在抗战前后收集的一些书籍和曾先生搜集的台湾歌谣394种。[31]然其目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公开发表，今有稿本存傅斯年图书馆。[32]

三 海外

子弟书的海外收藏以日本的公私藏书为主。日本的子弟书收藏，原分散存于多位学者的藏书之中。随着日本中国学的建立和兴起，晚清至民国初，成为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者内藤湖南（1866-1934）在1910年的一次来华调查敦煌古书和内阁大库的古书时，就已经特别留意对中国的戏曲和小说文献的搜求。[33]在此之后，长泽规矩也（1902-1980）、仓石武四郎（1897-1975）、长田夏树（1920-2010）、滨一卫（1909-1984）、泽田瑞穗（1912-2002）、波多野太郎（1912-2003）等学者十分关注中国俗文学的研究，积极收集中国戏曲、曲艺唱本。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曾撰文回忆在中国的访书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34]是故，由长泽藏书构成的双红堂文库、仓石藏书构成的仓石文库（以上现藏东京大学）、泽田藏书构成的风陵文库（早稻田大学）、滨一卫藏书构成的滨文库（九州大学），均藏有为数不少的子弟书珍本。以上文库所藏，现有长泽氏自编《双红堂文库目录》、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风陵文库目录》[35]等可资查阅。

关于日本学人的访求中国古籍，尤其是戏曲、小说的过程和积累，黄仕忠老师撰有长文叙之甚详。[36]此外，他在访日期间，曾详细考察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戏曲文献，又为双红堂文库、仓石文库、永尾文库藏子弟书编撰了细目，并加以文字校勘。根据他的考察，双红堂文库今藏子弟书共28种，仓石文库藏子弟书8种（含硬书1种），永尾文库藏子弟书7种（含子弟书词2种）。[37]康保成老师撰有《滨文库读曲三则》[38]一文，介绍了滨文库藏子弟书的相关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