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心内有所感，以言说、嗟叹和歌咏的方式加以表现，也正是说唱文学的萌芽和发端。说唱，又称讲唱，概言之，即说与唱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是先民将讲说故事与歌咏性情的天性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其由来久矣。如今，研究者大都将说唱文学之起源，向上追溯至荀子《成相》篇，以此文为后世韵文唱词之滥觞。[1]《成相》篇采用规律性、节奏性句式，押同一韵脚，或可称为我国说唱文学最早之借鉴与雏形；此后，说唱文学分为曲牌体和诗赞体两个支脉，各有长足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莫属鼓词和弹词。鼓词和弹词，分别作为北方、南方说唱艺术发展的巅峰和代表，时至今日，仍不减其文学和艺术的魅力。

明清时期，叙事性文学如戏曲、小说蔚为大观，说唱与之同声相应，迭出纷呈。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子弟书”，是清代初年出现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它发轫于康熙、雍正年间，至乾隆朝方得以广泛流传，在京、津、沈三地盛行百余年之后，清末民初交替之时，即已难闻其声，渐成绝响。在种类纷繁、各有特色的说唱艺术领域，子弟书流行的时间并不算长，区域亦不算广，但被启功先生誉为足与“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相媲美的清代说唱艺术作品，成为一“绝”。[2]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满族入关之后萌生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既保存有满族文学艺术的特色，又反映了满汉两族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作为从八旗贵族府邸流传到民间的一种表演艺术，它既有文人雅士所津津乐道的优美词句，又有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从萌生至消歇，子弟书始终与商业性质的文本刊印和舞台演出若即若离，它在鼎盛时期的表演方式，大都是家庭宴会和票友聚会时的自娱自乐；赖以流传的文本，也以书坊抄卖本和爱好者的传抄本居多。如此特点，让它自有一种飘逸出尘的清新之气，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虽然子弟书因其清新优雅的唱词、沉郁缓慢的风格一度备受推崇，但随着清中、晚期戏园的兴盛和戏剧的发展，民间俗曲的流行趋势转向喧哗与热闹，它不敌单弦、大鼓等后起曲艺的兴起与盛行，于清末民初时逐渐走向衰落，乃至最终人间无闻。在子弟书濒临绝迹之时，京、津等地亦有时人为改造其唱腔，保存、整理其文本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究竟不能抵挡其迅速滑落之颓势。

在现代学术史上，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北京大学收集民谣，倡导民俗研究，开近代学术史中民间文化与文学研究风气之先，引发学者关注、收集和整理、研究民间文艺，子弟书亦由此得以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刘复、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1932）和傅惜华《子弟书总目》（1954年修订版），是了解当时子弟书曲目存藏情况的重要参考目录。一百年来，因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子弟书获得了学界广泛、重点的关注，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欧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早期研究中主要面临的困难，在于子弟书的文本形式，多为清代至民国间稿本、抄本，保存不易，收藏分散，查阅不便。近年以来，随着私人藏书陆续进入公立图书馆，各大图书馆目录编撰日益完善，海外汉籍愈来愈受到重视，古籍数据库检索阅览系统发展迅速，子弟书文本也逐渐易为研究者得见，相关资料陆续披露，尤其是《新编子弟书总目》（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著录了存世所知的所有子弟书篇目、版本和藏地；又有《子弟书全集》（黄仕忠、李芳、关瑾华编，全1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和《子弟书集成》（陈锦钊编，全24册，中华书局，2020）两部全集性质的整理作品相继出版，现知的子弟书存世文献已经悉数得到公开刊布。文献的充分发掘，使得子弟书的深入研究成为可能。

下文拟就藏书状况、文本整理和研究成果三个方面，回顾、总结近百年来子弟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