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情绪智力

当青年一代的集体智慧以及那些要求新的领导模式和经商方式的人开始出现时，以往的领导模式发生了改变——也许改变得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那么快，但领导模式正在改变。一位与我在投资管理行业共事过的高级领导曾经告诉我，他认为情绪智力是一派胡言，相反，他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阅读《从优秀到卓越》。不用说，在培养情绪智力的基础技能和能力方面，他还差得远。自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情绪智力”的书[1]以来，情绪智力的普及势头在过去的25年里越来越猛。戈尔曼的工作就像一座灯塔，为那些在海上迷失的领航者指引方向。

与诸多学术研究领域一样，情绪智力研究也更重视历史上少数名家的声音和想法。其实，这个领域仍然有持不同观点、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做着重要而有趣的工作，只是他们的声音相对较弱，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改变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要做出改变，既需要我们探究现在使用的模型是如何产生的，也需要评估它们是否充分反映了神经科学的立场和我们对领导能力的完美想象，更需要研究情绪智力本身。例如，在经过实践和发展后，情绪智力能否清晰描绘出有包容性的领导能力（这种领导能力不会破坏这个星球并能为世界利益服务）的愿景？同样，我们需要问自己，当前有关情绪智力最常见的表述和框架出现在商业领域，而在此之外，情绪智力发展如何？比如，一个基于对我们大脑和大脑与身体双向关系的理解的模型，看上去会是什么样？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更新或改进现有情绪智力模型时一定要确保将民主化有价值的东西反映出来，并充分考虑在教育、政务、医学等不同领域讲授和实践这个模型。早期的能力研究曾影响并塑造了丹尼尔·戈尔曼著名的情绪智力模型，自那以后，我们在领导者身上所看重的东西无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本质上讲，通行的情绪智力结构本身就是一个领导能力或行为能力模型，其后的改进受到了当时对188家全球大型公司能力模型研究的启发。研究过程中大量的自我指涉增加了情绪智力结构的可信度，这意味着它至今仍会引起共鸣，并且此后所做的任何分析都印证着它已被验证的功效。当然，考虑到情绪智力不是由一两种因素组成的，我并不确定它究竟如何运作。我所知道的是，情绪智力由多种行为和技能组成，受到各种因素（如环境）的干预，这使得从符合当前定义的角度去衡量它极为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以偶然观察或定性的方式去衡量。此外，如果我们在25年后的今天调查相关的公司，了解它们领导能力模型的组成，以及在不同环境中，成功的领导者与失败者的区别，我们就有望找出不同的公司文化所推崇、提倡和奖励的重点。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一种富有激励性的公司价值观，而不是这些领导者本人所蕴含的品质。最后，我们还会在这些成功的领导者中发现共性，或者在用来描述和指导领导者的能力模型中发现共性。相较于得出结论说这些共性表明了良好或出色的领导能力，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看到了在当今商业背景下常见的领导能力模型中能提升和被重视的那些东西。或者说，领导能力模型的共性反映了从期望出发的共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常意义不大，除非它们得到有效的学习、应用、评估和奖励系统的支持，否则，领导能力模型也只是期望而已。

与任何在环境中构建或派生出来的事物一样，无论是在实际条件还是在期望条件下，领导能力模型都是在当前我们发现它们的各自环境中被重视和优先考虑的产物。我相信地球的命运取决于平衡商业的价值主张，如果我们渴望对此做出改变，就不能仅从现有的能力模型和经营规范中着手，因为增加股东价值仍然是经商的主要目标。我们应该从“希望什么能发生”的角度着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希望世界上有这样的领导者：他们不断塑造自己，他们经营的企业是世界利益的代理人，而不是贪婪的代理人。在这方面，我们最好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以造福人类和地球，而不是一味搜刮财富和攫取权力。

因为当前最普及的情绪智力模型是从领导力和商业领域中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领导力和商业领域内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确定作为一种范式的情绪智力在其他环境中是什么样子的，在其演变和主要为之创造的环境之外是否足够重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我的猜测），那么我们需要明确，情绪智力的哪些元素能得到科学的支持。这需要给出实用的定义，而不仅是口头或书面的研究。结合这些目标，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探讨在考虑这些目标和实际情况下，情绪智力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

[1]丹尼尔·戈尔曼的成名作《情商》一书已于2018 年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