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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的爷爷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爷爷总是披着军绿色棕人造绒领大衣,骑着二八车,戴着布面绿军帽,身上的衣物打着补丁或冒出蹭破的线头。像个还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人。

爷爷年轻时上军校,当空军,神气得很。说是空军,其实也就是修修飞机,拎着工具箱在地上跑来跑去,从来也没上手开过比自己这空军头衔更神气的直升飞机。但他却满足于自己这份维修工的工作,安于现状,乐此不疲,退伍后回到胡同自己支起修车摊,改修地下跑的自行车。

说是修车摊,其实更像是余华小说里的牙医,只有区区一架长满了锈的铁皮柜子,两扇门不能很好地合上,一张一翕吱吱呀呀胡乱的响。后来被我爷爷装上了四个轱辘,改造成小车。又在上面用白色的油漆写上繁体的“修车”二字,时间长了也随着锈迹慢慢脱落,最后只能模模糊糊地认出一个“车”字。

柜子里分了几层,塞满了他捡来的螺丝,铁丝,润滑油和胶皮。有时候人家进胡同修车,拆下来的坏零件他自己再修修,又能用在下一辆车上。其实也不挣钱,多半是上个油打个气之类的小活,他总会把工具搬出来又搬进去,最后摆摆手:“走吧,我不收你的钱啦。”

我记事时,他也得六十多岁了,不管老,也不年轻。我爷爷奶奶是包办婚姻,也没什么后天培养的感情,生下我爸和我那没结婚的姑姑后三四十年都是分房睡。我姑姑十二三岁时和我爷爷吵了一架,后来的三十年再也没管他喊过一句“爸爸”,一直在我奶奶身边鞠躬尽瘁。直到他躺在病床上时,她才又张嘴吐出那句陈旧又陌生的呼唤。可惜他已垂垂老矣,可惜他嘴里插着管子,单眼皮努力支撑起逐渐放大的瞳孔,闪着浑浊的泪光,却发不出任何回应之声。

我上幼儿园时胡同还没被隔壁的学校吞并,平房、爷爷和他那辆铁皮车也仍然伫立在胡同拐角处。平房的条件也真是差,小小的厨房地下落满了耗子屎,想去厕所只能狂奔五十米穿过狭窄的巷子到臭气熏天的公厕,要想洗澡,也不行。也只能用老式的火炉烧水擦擦身子。其实我家以前条件也没这么差的,我太爷爷是地主,我家现在住的小区以前是一排排平房,而最前面一排全都是我们家的。奈何爷爷这辈兄弟姐妹太多,我太爷爷把大部分房子都给了另一个儿子想让他给自己养老送终,结果他收下房子就翻脸不认爹,最后还是爷爷另外几个兄弟姐妹轮流给我太爷爷养的老。

太爷爷去世时,我也就一两岁。我对他的音容笑貌没什么印象,却也是见过面的。幸好奶奶家的ipad上还存着一张儿时的我被他抱在怀里的照片,这些都不重要,总是些模糊的记忆了。只是我总能想起他在医院里去世的那天,床位好像挨着窗户,窗帘被风吹得抖动不停歇,妈妈抱着我,所有人都围在病床边,而后是久久的沉默。我的眼前,我的脑海里总能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我也分不清这是真是发生过的现实还是梦境。

幼儿园离家近,我爸妈也都还上着班,奶奶会来接我放学。有时候奶奶累了要休息,就换爷爷来。我喜欢奶奶接我,因为她会给我买零食。我不喜欢爷爷接我,因为他穿的衣服像个穷人。他总是穿着那件军绿色的大衣,他好像也知道我会觉得他丢人,所以每次都不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而是站在路口的松树树荫下等我,看见我时立马挺起腰板,然后掏出两颗费列罗塞进我的手里。

我嘴里咯吱咯吱嚼着巧克力和里面的榛子夹心,也依旧觉得他丢人,依旧不喜欢他接我放学。

后来上小学了,很久没再回胡同玩,虽然也仅仅只有一条街的距离。我爸妈和姑姑对他捡破烂的意见越来越大,他们苦口婆心的劝,快把那些螺丝扔了吧,快把那些药酒倒了吧,收藏这些有什么用啊。爷爷不为所动,每天虔诚地跪在佛像前,一下一下叩着他的头,一句一句念着他的经。

事情的导火索是我在“百忙之中”终于回了一次胡同,我走进他的房间,立刻闻到一股陈腐苦涩的气息,我不知道那是混合的中药味,我捏着鼻子,“童言无忌”地说了一声:“这屋里好臭啊。”

爷爷没有手机,只有一台座机,更没有银行卡。他所有的钱都是现金,红色的钞票一捆一捆摆在掉了漆的木箱子里。过年时他会从里面拿给我压岁钱,不像奶奶的八百块那么多,只有一两百,他总说就是图个喜庆。当时他正从箱子里捏出两张钞票,连带着崭新的释迦摩尼佛像想要递给我,听了这话微微怔了一下,却也没停下手中的动作,坚持把这一摞纸塞进我的衣兜里。我爸也听见我的话了,也没制止我,还笑了起来夸我说得对。后来没过多久,爷爷的儿子、女儿和儿媳,软的不行来硬的,一齐冲到他那乱糟糟的屋里,把废铜烂铁扔了,把药酒罐子砸了倒了。爷爷苦苦哀求,却无济于事。家庭关系僵持了好久,屋里只剩下了孤零零的佛像。

后来隔壁学校扩建,平房要拆迁了,我爸和姑姑就又换了一副谄媚的嘴脸,要他好好和学校领导、拆迁办谈。这一谈就是三年,直到学校扩建成功,我家的平房也依旧是胡同最牛钉子户。学校的校长,社区的主任一次次登门劝告,都被爷爷举着拖把棍轰了出去,直到学校的教导主任拎着酒上门拜访,哄他吃饭喝酒,哄了一年,哄开心了,哄得他心花怒放,哄得他心满意足,哄得他带着四套房子和一百万搬离了从小生活的胡同平房。

搬进楼房他也坚决和我奶奶分房睡,一个人住了一套一居室。从钥匙下来那天,甚至还是毛坯房,他就抱着铺盖卷搬了进去。夏天没有空调,忍着;蚊虫飞进窗户,忍着;装修工人来装修,他也还是那副不为所动的模样:你装你的,我睡我的。他没从平房里带来什么,床都是木板支的,带来的全部家当只是他那些佛经和佛像,还有那辆铁皮车。小区里没有他的客户,大家都骑电动车,开汽车。那辆铁皮车就孤零零地摆在楼门口,风吹雨淋,又长满了新的红锈。直到最后,那个模模糊糊的“车”字也辨认不出了。

等拆完迁一切都尘埃落定,全家踏踏实实住进新房,我已经升入六年级了。学习压力更紧张,我更少与爷爷碰面。有时候放学能看见他坐在小区的马路牙子上,像以前坐在胡同口那样,也只能匆忙打声招呼,然后上楼,回家,学习。所以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一个周末,我爸出门办事,把我“寄养”在爷爷那间一居室里一天。我坐在板凳上读红楼梦,他坐在床上看济公传。房子小,电视就摆在没有冷冻只有冷藏的冰箱上。我爸说不安全,他还是不听,我爸说什么他好像都不听。中午他做了炒饭给我吃,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觉得我像小时候那样嫌弃他脏,于是把筷子洗了又洗,擦了又擦,局促地对我说筷子洗过好多遍,不脏。最后他还是觉得不妥,给我换了他捡来的一次性筷子——是的,他依旧爱捡东西。

这时候我爸和他的父子关系已经缓和一些了,每天晚上都去找他聊天。爷爷去世后,我爸总说,和他聊天的那段时间是他最开心的日子,直到那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不懂父亲。

有一天晚上,我爸吃了晚饭,像往常一样七点准时出了家门去找父亲谈人生。与平时不同的是,一刻钟后便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爸晕倒了,还吐血了。”

后来便是叫救护车,我穿着短袖下楼找姑姑,那时还没出正月,我在楼道里冻得牙齿打颤,脑子一片空白,感受不到一丝寒意。爷爷给我们过了一个最忙碌的年,明明是满街都挂着红灯笼的时候,我们一家的大人却每天都在面对着医院的白炽灯和白床单。我还记得前一年在平房过年,爷爷问我年夜饭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拔丝苹果,他就给我做了。那是我第一次吃拔丝苹果,也是最后一次。我的爷爷活了七十三岁,老人们说我的爷爷命好,说七十三岁是个坎,说我的爷爷走的时候没受罪,只是病了几天就安详地离去了,这是信佛的好处。

爷爷在医院里咽气,是晚上十点。我明明没做噩梦,却也在十点惊醒,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家里没有一个大人,黑着灯,我突然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了。后来我听见爸妈开了门,告诉我奶奶,爷爷去世了,回光返照时喝了好多水,胃里插着管,边喝边吐。最后实在不行了,把我爸和我姑姑的手放在一起,意思是兄妹之间好好相处。说来也奇怪,明明是分房睡的夫妻,爷爷去世后奶奶却死活不让盖棺材盖,哭着看了爷爷的遗容一眼又一眼。

后来是一些复杂的仪式,我看了爷爷最后一眼,他的眼睛闭上了,嘴角挂着少见的微笑。我对着爷爷的遗像磕头烧纸,我爸让我嘴里说着“爷爷收钱”,我照做了。我本是个唯物主义者,却无比盼着他能收到这些纸钱,期待他能给我托梦,可直到现在爷爷也没来过我的梦里,也许他怕我胆小,就像知道我小时候嫌弃他那样,选择把自己笼罩在阴影里,爷爷看得见我,我却看不见爷爷。我们一家围坐在爷爷那间一居室里,我爸说:“这是他生前最想看到的场景。”

整理遗物时,我们发现爷爷的床底下有一袋蜡皮药丸和其他的药片,爷爷早就知道自己病了,但爷爷不说。那药,是他捡来的,他也不知道能治什么病,但总归是药。

看吧,我的爷爷就是爱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