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确诊

在我们人生旅途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阴暗的森林，因为笔直的康庄大道消失了。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那是2002年10月平常的一天。

我到波士顿开会。当飞机徐徐降落在波士顿洛根机场时，透过舷窗我看到，秋天已经挥舞它的画笔，在大地上描绘了一幅新英格兰特有的绚丽秋色——它把火红、深红、闪亮的金色，以及深深浅浅的黄色，都泼洒在街道和田野上，而几小时前，在我离开达拉斯时，依然是赤日炎炎的夏天。

拽着小巧的随身行李箱，我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机场拥挤嘈杂的大厅，一心想赶在下飞机的大队人马之前，率先一步登上出租车。急速行走使我浑身发热，偶尔一缕微风从自动门外吹进，让我感受到机场外面正是秋高气爽，波士顿的阳光在色彩斑斓的大地上热情洋溢地照耀着。

我一边赶路，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其他来来往往的旅客冲撞。隐隐约约地，我意识到机场的扩音器正在以千篇一律的内容提醒旅客对无人看管的行李和可疑行为提高警惕，但似乎随着每次重复，人们原本已经麻木的意识变得更加麻木了。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看一眼显示屏上的地区号，我知道这是从迈阿密打来的电话，却并非我熟悉的号码。我没有放慢脚步，用我在接来源不明的电话时的那种不冷不热的语气回应：“我是乔安。”

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俄罗斯？波兰？还是罗马尼亚？

“我是拉比诺维兹医生，迈阿密大学医学中心的脑神经学科医生。你有时间吗？我需要和温菲尔德博士的家人谈谈他最近的诊断。他说我应该跟你谈，他不希望我跟其他人谈及此事。”

我的心陡然一沉，冒出一身冷汗，两腿也有些发软。

“是的。”我轻声地回答，屏住呼吸，好像如果我呼吸太用力，电话那端的陌生人就会像稀薄的水蒸气一样消失。周围的混乱和嘈杂声都淡出了，空荡荡的大厅里似乎唯有我一人独自存在。我找了一张附近的长凳坐下，继续对他说：“我在期待你的电话。”

一天前，我在达拉斯，克拉德从迈阿密打来电话，他正在那里接受心理和认知能力的检测。“我的检测已经结束，医生说我有dementia。”

“dementia？什么是dementia？”我快速地搜索大脑里的“英语词典”，没有找到任何与这个单词相关的意思。哈，又一个新英语单词？这个词听起来很无辜，就像另一个听起来很相似的词differentia（小小的偏差）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恐慌的。

“dementia是一种记忆和认知能力衰退的表现，我想我只是在退休后变得懈怠了吧。”克拉德似乎也没把它当作一件大事。

“医生有没有说是什么引起的？你该做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急切地问道，总是希望干脆利落地去对付出现的问题。

“医生说有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我告诉他不要给我贴上任何标签，我不想被归类放进一个盒子里去！”

典型的男人派头！典型的克拉德！他总是如此自信，给他一万年也绝不会让任何人告诉他——他是谁，该做什么，或者他出了什么问题——甚至连他的医生都不可以。相反，他会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指示医生应该怎么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克拉德·乔伊·温菲尔德出生于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四岁那年他感染了肺炎，差点丧命。他记得自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他听见医生告诉他的母亲，日出之前他将死去；又听到姑姑要他的父亲把他的鞋子从床下收走，因为如果他死了，母亲将永远不会让别人挪动他的小鞋儿。但他“反驳”了医生的预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二十二岁那年，克拉德大学毕业，同时完成了美国空军“在校学生预备役军官训练”（ROTC），成为一名空军军官。那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他被派往日本驻军，任务是驾驶飞机并每日为将军们提供信息简报。战后，靠着联邦政府依据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提供的资助，他取得了金融学硕士学位和公共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进入大学成为教授，之后又担任高等教育管理人员的职务，包括几次出任大学校长。

他酷爱阅读，也热爱旅行，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他为人慷慨，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与；他很容易被逗笑，但没有人能够愚弄他；他节俭，但不吝啬；注重品质，但从不铺张。我所了解的克拉德是个无所畏惧的人，常常用他那雄浑的男中音，带着明显夸张的严肃情绪，背诵在空军服役时学会的，被调侃篡改了字眼的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

是啊，即使我穿行于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我不会害怕邪恶，因为我是个比它们更邪恶的浑蛋！[1]

那个叫作“dementia”的东西绝不可能打败像克拉德这样的人！

可是，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浑蛋”，里根总统不也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吗？

当我听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词时，“dementia”这个词失去了它原本无辜的光环。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守我心中的“温菲尔德的自信心”——温菲尔德可能是错的，但从不自我怀疑。

当然这可能只是误诊。我们一定会有针对的措施！克拉德不总是为我们遇到的每一个麻烦都提供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吗？

克拉德的声音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拉了回来。“拉比诺维兹医生说，他需要与我的家人谈谈诊断结果，我告诉他，你是我唯一同意知道诊断结果的人。他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

我们私下里给这个医生取名叫“兔子”（rabbit），因为“拉比诺维兹”（Rabinowitz）的发音对我来说生涩拗口，更别谈还要记住如何拼写这样一个复杂的名字。

“好吧，我盼着你回来。”克拉德和我结束了我离开达拉斯前的那段谈话。

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克拉德不是说过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他不是几乎总是对的吗？”

然而，一种不安的感觉挥之不去，那个词——阿尔茨海默病……

“你知道温菲尔德博士上周进行了心理及认知检测吗？”“兔子”医生那带着浓浓东欧口音的声音在电话的另一端继续着。

“知道。”

“我已经完成了对他检测结果的分析，温菲尔德博士患有失智症。”

“克拉德告诉我了，他说失智症是随着年龄增长记忆逐渐衰退的一种形式，是很常见的。你能告诉我他的失智症是怎么回事吗？”

“嗯，失智症只是一个神经学上用于记忆丧失的广义词。失智症种类繁多，有暂时性的，也有长期的。我对温菲尔德博士的诊断是，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失智症，是一种会不断发展和不可逆转的脑神经系统疾病。”

突然间，机场的空气变得稀薄，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茨海默病！“兔子”医生真的说了这个词吗？他是真的那么认为吗？我真的听清楚他那么说了吗？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他说的话？

毕竟，我的英语理解能力曾多次造成误解。小小的误解有时会造成很大的误差。比如有一次，我给一位男同事发电子邮件，告诉他我会给他“信息”——message，而我错误地拼写成“按摩”——massage。后来见到他时，他的反应使我迷惑不解，他为什么那么尴尬地笑着？

但“兔子”说得很清楚，他的发音如此清晰，“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词从千里之外朝着我袭来，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

“温菲尔德博士向我明确表示，我不应该给他贴上标签。我尊重他的意愿，不称他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但我必须和他的家人谈谈他的病情。他说你是我唯一应该说明情况的人。”

“是的，他告诉我了。”

“温菲尔德博士说，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是迈阿密大学董事会的顾问。是这样吗？”

“是的。”

“温菲尔德博士已无法对事情做出正确判断。作为他的医生，我必须告诉你，对我来说他还在继续工作是不可思议的。”听起来“兔子”医生对他任职的那所大学的董事会顾问是个脑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的病人深感震惊。“他的认知能力已经严重丧失，他失去了大量能够做出正确判断所必需的faculties（脑细胞）。”

这太讽刺了！“兔子”医生用了“faculties”这个词。这是一个多义词，除了“脑细胞”外，另外还有“院系”和“教授们”的意思。克拉德曾经多次讲起那个老笑话：“老了的大学校长从不会死去，他们只是失去了faculties。”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在说“老了的大学校长失去了教授们”，但实际上是隐喻“老了的大学校长失去了脑细胞”，不会思考了。

“他说他仍然独自旅行，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有时一起旅行，但他经常自己去迈阿密参加董事会的工作。我不能总是陪伴他，因为我在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工作。”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解释，好像不能总是和他在一起是我的错。“其余时间他来达拉斯，是和我在一起的。”

“温菲尔德博士不能再独自旅行。他的记忆力严重受损，他会犯糊涂，会迷路，独自旅行是不安全的，必须有人和他在一起。他的病情还会发展，最终不仅会失去记忆、理解和认知能力，还会逐步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你需要重新调整家里的一切，因为一切都可能伤害他。随着病情的恶化，他最终将完全失去生活能力。”

在电话的另一端，“兔子”医生的声音继续着，直率但也不无同情之心地告诉我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带给患者和家人的惨淡前景。与此同时，我的思绪却沿着另一条轨道行驶而去。几年来，我察觉克拉德的行为有些不对劲，某些事情开始变得“怪异”。例如，他偶尔忘了关抽屉、水龙头和电灯，有时忘记冲马桶，甚至还发生交通事故。这种大意和草率的行为绝非克拉德所有，他一向干净整洁，还是一名驾驶技术绝佳的司机。我以为他的优秀品质源于空军时期的训练，以及多年来在曼哈顿、芝加哥和其他大城市工作、生活养成的好习惯，因为在大城市里一个人的驾驶技术攸关生死，但克拉德把他的好习惯和能力归功于他有一位好母亲。

我需要对他新冒出来的看似粗心的行为做一个解释，便和他开玩笑，说他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为解开我对他“到底有还是没有”挥之不去的疑惑，我查阅了一些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信息。虽然我无法诊断他的病情，但我对阿尔茨海默病将给患者、患者的配偶和家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和灾难有了初步的了解。我知道克拉德会逐渐坠入一个无底的黑洞，那里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一切都无法辨认，一切都难以理解；过去将会消失，未来永远不会到来；最终，在他的意识里将一无所有——他自己不存在了，我也不复存在！然而，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还会继续下去，几年？几十年？

电话的另一端，“兔子”医生以充满同情的话语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很抱歉，随着他病情的发展，你的生活将变得非常艰难。请保重，祝你好运！”

我的克拉德刚刚被判处“死刑”。

在过去的十三年里他一直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保护者。我，此刻正面临着生命中最巨大的失落。在洛根机场宽阔拥挤的大厅里，我感到孤独无助。克拉德——一直支撑着我生命的坚不可摧的擎天柱，正在坍塌。悲伤像一座倾倒的大山压在我身上，脚下得以立足的地面崩陷了。

与此同时，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一个坚实的决心缓缓成形：克拉德，是你使我成为一个更坚强的女人，我将坚定不移地陪伴你，一起踏上这段旅程，无论它的终结将我们引向何时何处。

“The will to win，the desire to succeed（取胜的意志，成功的渴望）”，这句英文谚语被认为译自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思想（尽管我对原文进行详尽搜索，仍未能确定其出处），是来自祖先的智慧和激励。先哲的勉励支撑着我的脚步，我迈步走出了机场，“兔子”医生的离别话语依然在我耳边回荡着——

“……祝你好运！”

注释：

[1]《圣经》中的原话是：“即使我穿行于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我不会害怕邪恶，因为我有你与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