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家，甜美的家

一个房子不能成为家，除非里面有食物和能够激励头脑和体魄的热情。

——玛格丽特·富勒（1810—1850），美国女权主义者

2003年，多国科学家合作进行的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宣告完成。

该项目成功地测序和绘制了人类基因组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碱基对，这一研究将给科学和医学领域带来巨大的长期影响，包括提高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一公认不可逆转的绝症的理解、诊断和治疗水平。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遥远希望，离我们稍稍近了一点。

对于克拉德和我来说，这是我们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学习如何与阿尔茨海默病共存的漫漫路途的开端。

2002年感恩节前，在“兔子”医生对克拉德的认知状况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评估之后，克拉德辞去了迈阿密大学董事会顾问的工作（早该这么做了），从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半岛搬到了孤星州[1]的达拉斯，和我住在一起。

得克萨斯，异样的国土！

“一切都大”是得克萨斯的特色：女人喜欢梳着蓬松巨大的发型，佩戴超大的饰品，化着在我看来十分夸张的浓艳妆容。男人的帽子大如雨伞，皮带扣大如餐盘。别处豆粒大小的软心糖，在得州居然大得如同鹅蛋。而且，人人开皮卡。为什么呢？

“拉驴子！”人们这样回答。

也许他们在说“拉蠢货”，因为“拉驴子”的英语原文“haul ass”里的“ass”是个多义词，除了“驴子”外也有“蠢货”和“屁股”的意思。

达拉斯的别名是大D。就好比纽约的别名是大苹果，因为她时尚，都市化，和B—I—G！

大D的北边，有一条名为“小牧场”的街道。街道尽头，坐落着一座宽敞的得州牧场式单层建筑。银灰色的屋顶是新换的，为了反射得克萨斯夏日炙热的阳光，我特地挑选了浅色。砖墙混合着深浅不一、各种颜色的砖块，淡红色、非洲灰色、磨损过的白色……给人一种经风沐雨的沧桑感。这所房子的外墙和房顶的颜色，令人联想到一个老年白人的脸，像极了克拉德那白色、略带粉红、有些苍老的面容，上面覆盖着灰白相间的银发。

“你和房子一样，都老得很优雅。”我告诉克拉德。

春天，门前半圆形的车道环绕的花坛，两棵高大的不结果的观赏梨树开出层层叠叠的白花，郁金香和水仙花肆意绽放，吐露着红、白、黄各色花朵，吸引着人、狗、松鼠、鸭子、鸟儿、蜜蜂和蝴蝶等所有过往者的眼球。

整个夏天和秋天，后院游泳池里清澈的池水浮光跃金，尽管没有美人鱼迷人的歌声诱惑人们下水去小试身手。紫薇伫立在池边摆动着肢体，把她们凋零的深红色花朵任性地抛入水中，迫使游泳池的清理工和我不得不追逐打捞源源不断落入其中的残花败叶。谁也没有抱怨，因为每个人，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必须明白，生命存在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永无休止地调整和适应变化。

房子里有四间宽敞的卧室，两间敞亮的客厅，以及多个或必不可少，或可有可无的辅助房间。后院的游泳池，使得得克萨斯炎热的夏天变得好过一些，但我看中这个带游泳池的房子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吸引我儿子斯图尔特常常回家。他刚刚进入达拉斯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南卫理公会大学（SMU），我就在这所大学任职。在我的想象中，男孩和女孩在游泳池里嬉戏，整个后院洋溢着年轻人充满活力的笑声。事实证明，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对一个近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男女同校的大学生活，远比在父母深藏警惕的眼皮底下游泳，更能令他们享受无拘无束的快乐。

即使没有儿子斯图伊[2]和他精力充沛的朋友们的出现，这所房子对克拉德和我来说仍然是甜美无比的家。

我们用简单健康的食物和丰富多彩的话题滋养我们的身体和头脑，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如此。我们与家人和朋友们分享美味可口的盛宴，哦，那每天早上弥漫在房子里的咖啡和烤面包的香气是何等温馨！夏天的傍晚，克拉德和我会等太阳下山后跳进泳池比赛游泳。

搬进“小牧场”后的第一个秋天，爸爸妈妈从上海来了。爸爸和克拉德坐在天井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论中国、美国和它们以外的博大世界，谈论历史、政治、哲学和它们之间的各种话题。爸爸可能拥有不超过两打的英语词汇量，而克拉德正在不断的遗忘中缩小他的英语词库，这使得他们的英语对话或多或少更为平等。

冬天来了，壁炉里的火苗散发出光和热，克拉德和我伴随着风行于美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乐队时代的音乐，在和舞厅一般大的客厅里翩翩起舞。每天我蹩脚的钢琴练琴声伴随着克拉德的男中音回荡：“没有人知道我见过的麻烦，没有人知道我的悲伤……”这是一首反映黑奴的痛苦和挣扎的早期美国南方歌曲。

* * *

随着时光的流逝，克拉德的脑细胞越来越明显地减少，它们毫不留情地离他而去。虽然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事实，因为想要百分之百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只能通过对大脑的解剖来完成，也就是说，只能在患者死后进行。然而对我来说，毫无疑问，我能切切实实感觉到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的存在。

大D的夏天阳光热辣辣的，空气潮湿，白日漫长。

周末的一天，我照例在厨房里做着家务。我不时转头向外望去，后院里生机勃勃，令我愉悦。紫薇的落红漂浮在蔚蓝的水面上，偶尔吹来的阵风，像是在弹拨水面一道道闪亮的琴弦，不知名的鸟儿们扎入水中，又彼此追逐着冲向高空。突然，我注意到，克拉德正在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悄悄地、梦幻般地游走。他仔细扫视每个房间，无声无息的像个幽灵，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中满是好奇和困惑，像孩子的眼睛第一次看到新的事物，但他的目光中没有孩子般的兴奋，只有重重困惑和忧虑。

“宝贝，你在找什么吗？”我问。

没有答复。

“也许我可以帮忙？”仍然没有听到回应。

于是我放下正在做的事情，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一只手，开始和他一起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知怎么的，宽敞的客厅更显得空落落的大而无当。

“亲爱的，我们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他说，像一个孩子，一个迷路的孩子。

“宝贝，你在家里，这是我们的家。”

“真的吗？我不认识任何东西。”

“宝贝，看，这是你的书，那是你的椅子，现在记得了吗？”

他努力地回想，但意识中空空如也，一无所获。

“来吧，让我给你看看你的衣服和鞋子。”我没有放开他的手，而是把他带到了卧室。他前一天晚上穿的T恤搭在躺椅上，我拿起它嗅了嗅，举起来放在他的鼻子前面，“闻一闻，你感觉到它充满了你的DNA吗？”

他嗅了嗅，像乖巧的孩子一样温顺地服从我的指令，然后看向我。他的眼睛告诉我，他仍然不知所以。后来我了解到，嗅觉减弱也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之一。

“看看这张照片，这些人是谁？”我从梳妆台上拿起一张照片。

“我不认识这些人。”他仔细看了一下照片，那双曾经充满智慧的灰绿色眼睛，变得混沌无光。在未来几年里，这双眼睛将变得彻底空洞。

这张照片摄于一年前的圣诞节前后。克拉德的弟弟、弟媳妇、妹妹、儿子和儿媳妇都来到达拉斯，在这所房子里和我们共度圣诞节。照片里，我们站在一棵灯火通明的圣诞树前，节日气氛浓浓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漂亮，也都很快乐。我还没有把克拉德的病情告诉任何家庭成员，因为他曾非常坚定地说：“我不希望你把我的诊断告诉任何人！”

“你看看这些孩子，你认识他们吗？”看到他苦苦思索仍不得其解，我转向另一张照片。“这些是你的孙子辈。看，你抱着你的外孙女，那时她还在蹒跚学步，看看她胖腿上的小窝窝，看看你笑得多么自豪。”

多年来，他一直把这张照片的缩小版装在皮夹子里。在我们早年约会的时候，他第一次拿给我看的照片就是这张，当时我十分惊讶，这个黑头发的男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金发的外孙女？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黑头发，无论气候或季节怎么变化，无论是经历几代人，除了因年老变花白，颜色基本永远不会变化。他解释说，他的女儿和孩子们住在佛罗里达州，那里过分充足的阳光晒浅了他们的头发。

为了唤起他的记忆，我拿起了另一张照片，“你一定认识这两个很好看的人。”

在这张故意做得发黄、褪色，看起来很有复古味道的照片中，站着一男一女，他们的穿着打扮，一个像是早期来到美洲的白人开拓者，另一个像是印第安女人，他们的身旁放着一只俄勒冈小道时期装在大篷车上的那种旅行箱。俄勒冈小道是从美国中部的密苏里河通往东部哥伦比亚河的小路，最早由毛皮商人踏成。1842年以后，俄勒冈小道成为拓荒者由东向西进入西海岸俄勒冈，进而开发美国西部的主要干道。

“你还记得吗？那天我们在山姆俱乐部，我使劲逼你，要你和我一起拍这张照片。”我曾经告诉克拉德，在我们的“小牧场”里，住着一个牛仔——他，一个印第安女人——我。我的黑眼睛，黑头发，和相对黝黑的肤色，可以很容易地混充美国印第安人。

“这一张怎么样？”以上海外滩矗立着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为背景，站立着一对头发黝黑、眼睛明亮的男女，他们看上去年富力强，健康快乐。这张照片是1997年我们首次同去中国时拍摄的，那时，那些占据了整个外滩天际线的摩天大楼还没有出现。

“宝贝，这是你和我第一次一起去上海，看看你的头发多么黑！”

那是多么无忧无虑的日子啊！

“时光飞驰，快乐青春转眼过。”虚晃迷离中，几句老黑奴（Old Black Joe）的歌词横穿进来。突如其来的失落感如滔滔洪水充满了我的内心：唉！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美好时光！

然而，我坚决果断地推开了试图用悲伤、痛苦和哀悼来窒息我、吞没我的黑暗力量。作为健康配偶，她是病患配偶的保护者，她必须保持自己的坚强和稳定。我就是那个责无旁贷、重任在肩的健康配偶！

“过来，克拉德，来和我坐在一起！”我迅速地把自己从触景生情的场景中移开，这样就不会被突发的伤感卷入深渊。

我们手牵手穿过房间，走进厨房。

我泡了一壶甘菊茶，温暖的液体使我得到了一些宽慰，然后继续做着刚才中断的家务，为晚餐清理一条漂亮的鱼，清洗蔬菜。看着我的克拉德，我自我安慰，至少我的丈夫仍然在我身边。我和克拉德做一些简单的对话，回忆过去是帮助克拉德保持记忆的好方法之一，熟悉的话题会使他不那么困惑和焦虑。

“克拉德，你在哪里出生的？”

“当你的妹妹出生时，你多大了？”

“你在儿童时期挨过饿吗？”大萧条时期很多美国人是饿过肚子的。

但过不了多久，他又变得焦躁不安。他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开始走来走去，悄无声息，梦幻般地，像幽灵般地走着，似一片浮云，一条搅动的鱼，一个迷途的孩子。他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然后“飘”回我的身边，“亲爱的，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什么？”

“我准备回家了。”

“但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但我的意思是那一个家，你懂我的意思的。”

“不，我不懂你的意思。”

刚开始，我的确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先失去新的记忆，而旧的记忆会保存更久。他是指他以前住过的那些房子吗？他要回归阿肯色州的柯蒂斯？他的出生地和童年的家？还是后来得克萨斯州的阿卡德菲亚、达拉斯、考莫斯、拉伯克？是锡拉丘兹大学所在的纽约州的锡拉丘兹、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所在的大学城，或是北伊利诺伊大学所在的德卡尔布？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和埃尔帕索、纽约州的曼哈顿和曼哈塞特、佛罗里达州的珊瑚城？或是纽约州的老韦斯特伯里、后来的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佛罗里达州的比斯坎半岛？还是他最终第三次重返得克萨斯州，我们今天在大D的这个栖身之所？

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这些他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仍然可能存留在他记忆的碎片中，他想到了其中的哪一个呢？

他在家找家，哪里才是他迷茫中苦苦找寻的“家”？

他想去哪里？他能去哪里？我们可以去哪里？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在家找家”的纷扰每天发生。

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但更多是发生在我们吃完晚饭后，所有的家务活做完了，我正准备松一口气时，那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浑身紧张。

“亲爱的，我要回家。”

一天晚上，我重复解释了五十多次，一遍一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设法去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但仍然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不可避免地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我所有的美德，包括耐心、理性、幽默感、坚韧和力量，都弃我而去。我的嗓音从55分贝升到125分贝，达到救护车警笛的水平。

极度绝望中，我对他大喊大叫：“我不知道你想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

他沉默了，他的沉默使我感到内疚。

他觉察到了我的沮丧，但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失态地对他叫喊。在他失去记忆的意识中，每一次他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回家”，都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

他的沉默是短暂的。不到五分钟，他又来了：“亲爱的，我要回家。”

“我们在家里。”我仍然处于精神紧绷的状况中，但已经能够较好地自我控制，来应对他的胡搅蛮缠。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知道你自己的意思吗？”有时候，我还是不放弃取笑他的机会。

美国著名非裔女诗人玛雅·安杰卢说：“对家的思念，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一种痛。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到自如，可以不必为自己是谁被质疑。”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对“家，甜美的家”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坚持不懈“回家”的恳求在他们当中相当普遍，在支离破碎的记忆中苦苦寻找一个能够让他们感到熟悉和安全的地方，却求之不得。

有人推测，他们渴望的是童年的家，因为旧的记忆在他们脑海中存留得更深更久，他们可能已经遗忘了正置身于其中的家。那么，那些从未离开过童年家园的患者是否也这样，孜孜不倦地总想着“回家”呢？是否有可能，他们苦苦寻找的“家”，并不是用砖瓦搭建的，而是随着他们失却的记忆而失却的，那种让他们熟悉和安全的感觉？

家，甜美的家，一去不复返了。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未来岁月里，失去的将会更多……

注释：

[1]得克萨斯州的别称。

[2]斯图尔特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