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狄德罗出身于法国东部小城朗格勒一个小资产者家庭，父亲开一爿刀剪作坊，家境谈不上阔绰，却也不算贫寒。中学毕业后，他只身到巴黎打天下。家里给他选择的职业是律师或医生，可他偏偏都不感兴趣，父亲一气之下停止支付生活费，他只好住进便宜的阁楼，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十八世纪的巴黎这个讲等级、拼门第、好虚荣、比排场的社会里，狄德罗与那些出身显赫或者家道殷实的青年站在一起，怎么说也有点乡巴佬的味道。然而他并不自惭形秽，也不因贫困而退却。虽然他曾经一度向往放浪形骸的生活，有点把持不住，然而他很快振作起来，脚踏实地，顽强地开始了思想家的创业之路。读者要想感性地认识狄德罗的处境，不妨读一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虽然时代不同，但是那里面的一个人物德·阿泰兹的遭遇和生活处境，包括他的追求和理想（“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狄德罗的写照。在巴尔扎克的时代，外省青年纷纷涌向巴黎，形成“打工潮”，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十八世纪虽然没有出现如此成规模的“打工潮”，但是巴黎已经像磁铁一样吸引外省第三等级的青年，而且这种现象已经显现重要社会影响。十八世纪著名作家马里沃的小说《农夫发家记》、雷蒂夫·德·拉布列托纳的小说《农夫堕落记》就形象地展现了外省下层青年闯荡巴黎的艰辛、危险和代价。从这种境遇里可能走出两种人，这两种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都能找到代表。一种人便是德·阿泰兹式的，这种人自甘淡泊清贫，不论遭遇何种厄运困阻，矢志不渝为理想而奋斗。另一种人是《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和《幻灭》中的吕西安。虽然前者飞黄腾达，后者“折戟沉沙”于巴黎的名利场，但是从人格来说，二人属于同类，他们把理想抛进泥塘，任自己的灵魂被金钱和虚荣扭曲，这种人即便高冠博带，也不过行尸走肉而已。

还是来谈狄德罗。他的思想家创业之路，起点是两部英语著作的翻译，一部是坦普尔·斯泰尼恩的《希腊史》(1)，另一部是罗伯特·詹姆斯的《药学与外科学通用词典》（与他人合译）(2)。当时，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法国都师法英国——尽管英国是法国的宿敌。狄德罗翻译这两部英语著作，正适应了法国人的学习需要。一七四五年，狄德罗翻译出版了英国哲学家沙夫茨伯里(3)的《功德与品德论》。翌年，狄德罗出版《哲学思想录》。这部作品间或借用了沙夫茨伯里的观点，但总体说是狄德罗的原创，是狄德罗作为思想家、哲学家的奠基之作。

从《哲学思想录》起，狄德罗创作了一系列哲学论著：《怀疑论者的漫步》（1747）、《论盲人书简》（1749）、《对自然的解释》（1753）。后期他还撰写了《达朗贝尔与狄德罗的谈话》（1769）、《关于物质与运动的哲学原理》（1770）等。

作为一个思想家，狄德罗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编撰了法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书》，书的副标题是“科学、艺术与工艺详解词典”。“艺术”一词的原文是art，在十八世纪，art不仅指今天我们所说的艺术，它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都可以称为art。这部长达三十五卷的辞书（文字二十一卷，图解十二卷，附录两卷）(4)之所以受到普遍赞誉，就是因为它集中了当时的欧洲在科学、技术、工业、农业、手工业、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诸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折射出正在欧洲蓬勃兴起的社会新潮流的历史方向。狄德罗在这项伟大工作上表现出了非凡勇气和坚韧毅力，狄德罗的名字从此和这部鸿篇巨制联系在一起，在它的历史意义上增添了一层伟大人格的光辉。

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和《论盲人书简》触犯了宗教信条，被巴黎法院列为禁书，他的小说《泄密的首饰》也被扣上伤风败俗的罪名。一七四九年七月，狄德罗被捕，关进巴黎东郊的樊尚监狱。大约两年前，巴黎的几位出版商已经把《百科全书》的策划与组织编写工作委托给了狄德罗与数学家达朗贝尔，他们自然很害怕前期投入因狄德罗身陷囹圄而付之东流，便向当局求告。三个多月(5)后，狄德罗获释。

出版商的计划并未脱离“跟英国人走”这个思维模式。当时英国人钱伯斯(6)编写的《百科全书》在英国很走俏，法国人琢磨把它翻译过来，稍作补充后出版，必定有利可图。几度更换出版负责人之后，他们找到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这两个人自然不甘心只做简单的翻译工作，于是出版计划由原来单纯的译介变成一个浩大的人文工程：由法国人自己撰写一部法国的《百科全书》。从开始操作到全书出齐，历时近二十个春秋，其间遭遇种种攻击（主要来自教会方面）、干扰和阻挠。例如所谓“普拉德事件”，就是宗教势力对以《百科全书》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的一次挑战。普拉德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他激烈的反宗教思想得罪了教会，遭到通缉，不得不流亡荷兰。耶稣会和詹森派以此为借口对《百科全书》进行讨伐。狄德罗愤然写了《为普拉德神父辩》。更为严重的是，《百科全书》两次被列为禁书（分别在一七五二年与一七五九年），第二次被禁后不得不秘密出版。多亏各方的努力，才终于“功德圆满”。各方的努力之所以能够奏效，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氛围朝着有利于启蒙思想传播的方向转变，希望《百科全书》不要中断出版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权力中心一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开明人士的保护也起了重要作用。

主持编写《百科全书》使狄德罗享有了国际声誉。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听说狄德罗为给女儿筹措嫁妆，打算卖掉私人藏书，便决定买下并把使用权留给狄德罗。一七七三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狄德罗赴圣彼得堡。五个月后，狄德罗回到法国，旅行期间完成了《哲学家与某某元帅夫人的谈话》等著作。狄德罗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从思想上说是反专制王朝、反贵族特权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与上层贵族社会建立密切的联系，再说，上层贵族中有新思想倾向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人很乐意与启蒙思想家交往，何况还有不少人想借启蒙思想家的声望给自己脸上贴金。从狄德罗方面说，又何尝不希望向社会上层乃至顶层阐发自己的思想，以此推动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时，无需否认，接近上层社会多少也有满足虚荣的快感，这是人之常情，无须求全责备。

狄德罗于一七八四年去世，五年后大革命爆发。革命的硝烟刚刚平息，伏尔泰与卢梭这两位生前几乎誓不两立的启蒙思想家被重新安葬于同一个地点：巴黎先贤祠，成为“祖国永远铭记”的人，而同样毕生为传播启蒙思想呕心沥血的狄德罗却与这份殊荣无缘。原因何在？伏尔泰是启蒙时代的精神领袖，才智飘逸，卓然超群，落笔成章，著作浩逸，笔锋犀利，人人敬畏，天下景仰，四海归心，供奉于先贤祠，舍其而谁？在这方面，狄德罗比不上伏尔泰。卢梭的思想是法国大革命直接的精神食粮，革命家们，无论马拉或罗伯斯庇尔，都是卢梭的信徒，在弟子们风光无限的革命高潮中，把老师的遗骸从偏僻的白杨岛转移到政治中心的先贤祠，似乎是弟子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狄德罗也比不上卢梭。所以先贤祠里狄德罗缺席，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并不影响狄德罗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后人心中的先贤祠里，狄德罗的地位至少是不亚于伏尔泰和卢梭的，在某些方面甚至略胜一筹。

狄德罗评价自己说：“一天中间我有百张面孔，我宁静，忧伤，幻想，温柔，粗暴，激动，热情。”狄德罗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极具挑战性的人，对传统和现实秩序，他大胆地加以调侃、嘲讽、抨击，语言泼辣，甚至有点放肆。这一点上，他有点像写讽刺诗和哲理小说的伏尔泰。不过伏尔泰即使调侃，即使斥骂，脸上也始终挂着温文尔雅的微笑。狄德罗则有一股气，怒气、怨气、豪气都有，发作起来不怎么顾及身份，《拉摩的侄儿》中的主角小拉摩身上便有他的影子。所以狄德罗喜欢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写起来随心所欲，说起话来口无遮拦；他也喜欢对话体小说，可以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所以他对宗教恨之入骨，见缝插针地加以嘲弄，把无神论的大旗摇得哗哗响。正因为如此，狄德罗受到许多有个性、有创新胆识的人的爱戴，从巴尔扎克到波德莱尔，从新小说家到米兰·昆德拉，都是狄德罗的崇拜者。可是，另一方面，狄德罗又是一个对道德传统心怀敬畏的人，起码从理性上他觉得道统万万断不得，特别是他既然站到了无神论立场上，否定了伏尔泰认为可以“限制人的欲望，约束人的恶习”的上帝的存在，就更需要把道德原则当作社会的主要维系了。所以他创立严肃剧，让他的人物挑起道德教育的重担；所以他在《拉摩的侄儿》里要和自己的影子较劲。朱学勤先生写了《启蒙三题》，说伏尔泰笑着，狄德罗叫着，卢梭哭着。所谓狄德罗叫着，主要指他反对基督教，主张无神论。文章说：“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我非历史学家，对这个结论不敢妄言是非。不过我觉得狄德罗不光是叫着，或者说他不光是跳叫，他也有温文尔雅微笑的时候，也有苦思冥想、深思熟虑的时候，甚至还有充当道德宣传家的时候。狄德罗的可爱与可敬，正在于这些不同甚至矛盾的方面都是真实的他，他几乎从不想加以掩饰。用我们习惯的语言，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在这方面，狄德罗和十六世纪思想家蒙田相似，蒙田也坦率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是多重性格、多重面貌的。从文学角度说，狄德罗的个性或者说自我的丰富与真实更为当代人所关注，至于他是否反对基督教，在当今普通人眼里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