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普茨太太推荐的这位日班护士名叫希娜。希娜看上去也就十九岁的样子，但她的资料却显示为二十九岁。她胖得吓人，是那种结实、很多脂肪又自信的肥胖。她时刻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乐滋滋的状态，这让他立刻便对她产生了反感。他不想要她，可普茨太太很坚持。“私人护理是很专业的工作，”她说，“希娜以前护理过截肢病人。除非脑子进水了，才会放着这样的人不要呢。”于是他屈服了。不过普茨太太也退了一步，同意他不请夜班护士，前提是他得在紧急服务处挂个号，并保证呼叫器二十四小时在身边。

他小心翼翼，尽量和普茨太太站在同一边，因为他对普茨太太的权力，持有一种他自以为准确无误的看法。她是福利体系的一分子，福利就是照顾那些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如果，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普茨太太判定他没有能力照顾自己，需要外界帮助，那时候他能指望谁呢？没人会替他说话，他只能靠他自己。

当然，他有可能高估了普茨太太对他的关心。关于福利，关于护理和护理行业，他几乎可以肯定自己已经落伍了。在他和普茨太太都获得新生的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放任自由才是此时的口号。也许普茨太太既没有把自己看作他的守护者，也没有把自己看作她弟弟或其他什么人的守护者。如果在这个新世界中，老弱病残、穷困潦倒或无家可归之人愿意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愿意背着铺盖卷露宿街头，那就随他们的便。让他们在寒风中挤在一起瑟瑟发抖吧，倘若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们还活着，那就算他们运气好。

救护人员把他送回家时，希娜已经安排妥当等着他。她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监督清洁女工收拾干净，指挥杂务工在需要的地方加装了护栏，总之她接管了一切事务。她还为他们两个草拟了一张日程表，涵盖饮食、锻炼，以及她所谓的SC，也就是残肢治疗。她把日程表贴在他头顶的墙上，其中有三大块，一块是上午十点左右，一块是中午，还有一块是下午，均贴着“希娜私人时间”的标签。也就是说，在这些时间段里她会待在厨房里休息。她在冰箱里专门腾出了一层放自己的东西，上面贴着“希娜私人物品”的标签。怕自己无聊，她还在厨房里一直开着广播，且固定在一个频道上，一会儿是广告，一会儿是音乐，听着都一样喧闹。他让她把音量调低一点，她照做了，但他还是能听到。

他很快遇到了对身体力量的第一次考验。希娜撑着他的胳膊肘，他尝试着自主如厕。仅仅坐下来这一个动作就把他折腾得够呛：他的左腿，幸存的那条腿，像面条一样虚弱不堪。希娜噘了噘嘴：“赶紧回床上去，”她说，“我给你拿个尿盆。”

她管床上用的便盆叫尿盆，管他的下体叫小鸟。有一次用海绵擦身体，擦到残肢之前，她停下来，学小孩子嗲声嗲气地说：“如果他想让希娜帮他擦洗小鸟，他得非常礼貌地请求才行。要不然他会以为希娜是那种调皮的女孩子，很调皮很调皮的那种。”随后她戏谑地拍了拍他的胳膊，告诉他这只是开玩笑。

他忍了希娜一个星期，终于给普茨太太打去电话。“我想请希娜不要再来了，”他说，“我受不了她，你得给我另找一个人。”

辞退希娜可没想象中那么简单。等她的职业自豪感终于得到安抚时，他已经咬牙付了她两个月的工资。他怀疑这是希娜的惯用伎俩，也许大声听广播，以及学小孩子说话都是故意惹他生气的诡计。

在希娜之后，中介又介绍了好几个护工来照顾他。她们自称临时工，一次来干一到两天。“你就不能给我找个正规的吗？”他在电话里问普茨太太。

“我也没办法啊，”普茨太太说，“护工需求量巨大，可我们僧多粥少。再耐心等等吧，我把你排在前面呢。”

从医院中解脱出来的高兴劲儿还没持续多久，他就陷入了郁闷凄凉的坏心境，怎么都爬不出来。他不喜欢那些临时工，不喜欢被人当作小孩儿或者白痴来对待，不喜欢她们在他面前故意装出来的温柔体贴又兴致勃勃的声音。“我们今天怎么样啊？”她们老是这样说。即便在他懒得回答时，她们也依然会说：“那就好。”

“咱们什么时候安假肢啊？”她们说，“假肢可比拐杖方便多了，那就相当于一条新腿。真的，习惯之后你就会这么觉得了。”

他从脾气暴躁变得闷闷不乐。他只想一个人待着，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他干哭了好几次。要是真能流泪就好了！他想。但愿我能被眼泪冲走。他很喜欢那些出于种种原因没人来照顾他的日子，哪怕他只能靠饼干和果汁度日。

他把心情沮丧的原因归咎于止痛药。可相比之下谁更糟糕呢？是笼罩在他头顶的沮丧的阴云，还是令他彻夜难眠的深入骨髓的疼痛？他尝试着不吃药，忽视疼痛。可坏心情并未得到缓解，沮丧仿佛在他心里安家落户了。

往常，在出车祸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沮丧为何物。他可能孤独，但这就像某些雄性动物总是孤独的。他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从图书馆借书，去电影院看电影，自己做饭，他甚至还亲自动手烤面包。他没有汽车，出门总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如果这种生活可以称作古怪，那他的古怪在澳大利亚应该处于最温和的范围之内。他身材高挑，四肢细长，虽然干巴，却也有一股子力气。像他这种人，怪是怪了点，但活到九十岁应该不成问题。

也许现在他仍能活到九十岁，可即便活到了也并非出于他的选择。他失去了行动自由，不管装不装假肢，妄想这份自由失而复得都有点不切实际。他再也不能去爬黑山了，再也不能骑着自行车去市场买东西，更不用说骑着车在弯弯曲曲的蒙塔丘特公路上飞驰。他的宇宙急剧收缩，以栖身的这间公寓为中心，最多向四周延伸一到两个街区，不会更大了。

画地为牢的生活。苏格拉底对此会做何评价？如此受限的生活还值不值得过？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长年累月地盯着同一面光秃秃的墙壁，他们的灵魂并没有因此而灰暗不明。失去一条腿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长颈鹿失去一条腿必死无疑，但长颈鹿可没有现代国家机构关心它们的福利。普茨太太就是这种机构的直观体现。他为什么不能选择在一个对老年人还算友好的城市里过一种相对局限的生活呢？

此类问题他可给不出答案。他给不出答案，是因为他目前没有寻找答案的心情。沮丧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吗？根本无心去享受智力游戏（干吗不这样呢？何不那样呢？）他——这个他，他时而称作你，时而称作我——动不动就是黑暗、无声、灭亡。他不是那个曾经思维敏捷、想东想西的自己，而是这个因为疼痛彻夜难眠的自己。

当然，他并非特例。每天都有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缺了胳膊或少了腿。历史中充满了独臂的水手和坐轮椅的发明家，还有瞎眼的诗人和疯癫的国王。但对他来说，截肢仿佛干脆利落地截断了他的过去和未来的联系，甚至赋予了崭新以崭新的含义。以截去那条腿为标志，他的新生活正式开始：在此之前，若你曾为人，过着人的生活；那么从今往后，你将变成狗，过狗的日子。这便是阴云中的那个声音所传达的意思。

他放弃了吗？他想死吗？难道这就是他孜孜以求的答案？不，这个问题的本身便是错误的。他不会割腕，不会吞下一堆安眠药，不会从阳台上跳下去。这些事情他都没有想过。他不想死，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但如果让韦恩·布莱特再撞他一次，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又凌空飞出去数十米，那他绝对会放弃求生的念头。不会就地翻滚，不会跳起来让双脚着地。倘若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有机会萌生出什么心念，那这个心念必然是：哦，原来这就是最后的心念。

骨软筋酥。他想起了《荷马史诗》里的一个词。长矛击碎胸骨，鲜血喷涌而出，四肢乏力，骨软筋酥，身体如木偶，轰然倒地。现在不光他的身体骨软筋酥，他的精神也骨软筋酥，摇摇欲坠了。

普茨太太给他找的第二个长期护工名叫玛丽亚娜。她本是克罗地亚人，面试的时候她也说了。不过十二年前她就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在德国的比勒菲尔德接受培训。来澳洲以后，她又获得了南澳大利亚州的专业认证。除了做私人护理，她偶尔也做家政，用她的话说，挣点“零花钱”。她丈夫在一家汽车组装厂上班。他们住在伊丽莎白北的蒙诺帕拉，离市区半小时车程。两人有三个儿女：老大是个儿子，正上高中；老二是个女儿，上初中；老三现在还没到上学的年龄。

玛丽亚娜·约基察脸色蜡黄，还不到中年，但粗壮的腰身已经使她呈现出中年妇女的模样。让保罗感到欣慰的是，她穿了一套天蓝色的工作服——终于不用整天面对扎眼的白色——两侧腋下总是湿乎乎的。她说的是不甚标准的澳洲英语，语速较快，带斯拉夫口音，分不清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用法，而且还喜欢用俚语。可能是跟孩子们学的，而孩子们则应该是从同学那里听来的。这是一种他不太熟悉的语言，但他很喜欢。

在普茨太太的斡旋下，他和约基察太太达成了协议。玛丽亚娜·约基察每周来照顾他六天，从周一到周六，每日提供全套护理。周日他得请紧急服务中心派人。在他恢复自由行动的能力之前，玛丽亚娜不仅要为他提供专业护理，还要满足他的日常所需，比如买东西、做饭、干点打扫卫生之类的轻便家务等。

有了希娜的灾难在先，他对这个来自巴尔干半岛的女人并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却发现自己对玛丽亚娜的到来感到欣慰，虽然他不太愿意承认。约基察太太——玛丽亚娜——仿佛能猜到他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她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头子看待，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因为受伤而行动不便的男人。她很耐心地帮他洗浴，不会矫揉造作地学小孩子说话。当他提出想自己待一会儿时，她会默默退开。

他斜躺着，玛丽亚娜解开包裹着的残肢，一根手指轻轻摸着裸露的截面。“缝合得真不错。”她说，“谁缝的呀？”

“汉森医生。”

“汉森，不认识。不过技术挺不赖的，是个合格的医生。”她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托起残肢，像托着一个西瓜，“活儿干得漂亮。”

她打上香皂，小心地清洗着。被温水一泡，残肢截面白里透红，看着不再那么像一根风干的火腿，倒更像某种没有眼睛的深水鱼。他不由得移开了目光。

“你见过很多活儿干得不漂亮的吗？”他问。

她嘟起嘴，两手一摊。这姿势让他想起了他妈妈。也许吧，这姿势的意思是，那得看情况。

“那你见过很多……我这样的吗？”他用指尖轻轻抚摸着自己。

“是啊。”

他忽然欣喜地发现，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流是如此坦诚。

他不会把那条断腿唤作残肢。他什么都不想叫它，连想都不愿意想，可那谈何容易。如果非要给它起个名字，他更愿意叫它火腿[1]。“火腿”一词使他与这条断腿之间保持了一段令人满意且足以表示轻蔑的距离。

他把和自己有联系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见过他残肢的人；另一类，谢天谢地，永远都不会见到。遗憾的是玛丽亚娜早早就被归入了第一类，且毫无商量的余地。

“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不把膝盖保留下来，”他在她面前抱怨说，“骨头会长在一起，即便关节碎了，他们也该尝试着修复一下。如果早知道没有膝盖会是这样，我是绝对不会同意截掉的。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

玛丽亚娜摇了摇头。“修复？”她说，“那种手术难度极大，可能要持续好几年，来来回回不停地跑医院。况且上了年纪的人，一般是不会做这种修复手术的。年轻人还差不多。再说即便你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嗯？有什么意义？”

她把他归入了老年人一类，即便保住膝关节，保住性命，依然没什么意义的那一类。他很想知道，玛丽亚娜会把她自己归入哪一类。年轻人？不算老的人？不年轻也不老的人？永远不老的人？

他很少见到像玛丽亚娜这样尽职尽责的人。她带着购物清单出门，回来时，清单上别着购物小票。单子上的每一项都做了记号，需要修改的地方也一一注明，且书写习惯颇有旧大陆的遗风，“1”字上面带倒钩，“7”字中间加一横，“9”字几乎首尾相连。她做起饭来风风火火，饭菜的口味也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有朋友打电话过来询问他的近况时，提到玛丽亚娜，他总说她是日班护士。“我雇了一个非常能干的日班护士。”他说，“她还帮我买东西、做饭。”他没有管她叫玛丽亚娜，以免显得过于亲近。和她聊天时，他继续叫她约基察太太，就像她一直叫他雷蒙特先生一样。不过就个人而言，他毫无保留地愿意叫她玛丽亚娜。他喜欢这名字，四个字都喜欢，叫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白天玛丽亚娜就该来了。夜里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这样安慰自己。打起精神！

但他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像喜欢玛丽亚娜这个名字一样喜欢她这个女人。平心而论，她长得并不难看。但和他在一起时，她似乎有种扑灭情欲的能力。她自信干练，做事雷厉风行，从来都是神采奕奕的样子。这是她呈现给雇主的面貌，也是他花钱想要看到的面貌，因此对于玛丽亚娜，他没有不满意的理由。所以他一改往日的暴躁脾气，见到她时竟能忍痛笑脸相迎。他想让她觉得他在勇敢面对自己的不幸；他想让她在各个方面都欣赏他。即便她不与他调情，他也不会介意，反正总比嗲声嗲气地谈论他的下体强。

有些时候，她会带着自己的小女儿一起来，就是还没上学的那个老三。虽然生在澳大利亚，但是孩子却取名叫柳巴，昵称柳比卡。他喜欢这名字，如果没有搞错，柳巴与俄语中的“爱”发音相似。这就好比把一个女孩儿叫作艾梅[2]，或者更夸张一点，叫作阿穆尔。

她说她家老大刚满十六岁。十六岁，她结婚一定很早。眼下他正重新评估她。说句实话，她何止是不难看，偶尔看上去还挺漂亮呢。身强体壮，深棕色头发，黑眼睛。细看之下，脸色似乎也没那么蜡黄，倒有点橄榄色。她是个彬彬有礼的女人，肩膀宽阔，乳房坚挺。骄傲，他认为用这个词形容她比较合适。由于抽烟，她牙齿发黄。这可能是她唯一明显的瑕疵，老欧洲人的抽烟做派在她身上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不过她十分体贴，很少当着他的面抽烟，总是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去抽。

至于她的小女儿，倒是个活脱脱的美人坯子。黑色卷发，皮肤白净，两只眼睛闪闪发亮，灵气十足，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她们母女俩往那儿一站就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而且她们的关系特别融洽。玛丽亚娜做饭的时候，还会帮女儿烤些纸杯蛋糕或者姜味儿饼干。厨房里时常会传出母女俩喃喃低语的声音。母亲和女儿，女人之道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注释

[1]原文为法语le jambon。

[2]艾梅（Aim é e）在法语中是可爱的意思。下文的阿穆尔（Amour）在英语中有爱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