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之间关系研究进展、论争与评述

一、坚持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无关论的主要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多个不同场合发表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经济无关。吴敬琏提交给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的论文认为，把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性质相联系，属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并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18]他2013年10月28日在接受凤凰财经公开访谈中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国有这个词”。还说“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吴敬琏在《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决定的，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19]高尚全否认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引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有人将俾斯麦的国有化称作社会主义，指出那是“冒牌社会主义”，据此宣称我国的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并批评我国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我国国有化是社会主义。[20]《财经》杂志编辑部“社评”公开呼吁“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要向私人资本“真正放开那些‘含金量’大的投资领域”，“可以考虑摆脱所有制束缚，淡化‘主体’或‘主导’的提法”，把基本经济制度改为“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21]

二、反驳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无关论的主要观点

针对吴敬琏的重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对“国家迷信”的观点，有林批评说“完全是论者采取张冠李戴的手法杜撰出来的”。[22]黄振奇批评说“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黄振奇还分析道，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确曾批判过机会主义者“对国家迷信”，但那要指明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这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下，建立和发展国有制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所以，用恩格斯批评机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国家迷信”的观点，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符合恩格斯理论观点原意的。[23]

针对“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国有这个词”的观点，周新城指出，“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信口开河。1985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24]张宇指出，“国有经济具有公共性和阶级性二重属性。国有经济的性质主要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体现着不同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经济为主导，体现了社会调节、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和剩余分享等新型的经济关系，而资本主义经济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国有经济只是私人资本的补充形式”。张宇还指出，认为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无关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源“就在于脱离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混为一谈，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25]

针对“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周新城指出，“我们查遍《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也找不到他所引的这句话。这是他自己编造的社会主义定义，却安在邓小平的头上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邓小平没有简单地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实现共同富裕’，而把其他特征排除在外。”[26]黄振奇指出，实际上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社会主义。[27]例如，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从上述引证的两段话中可明显看出，抛开以公有制为主体，把社会主义仅仅定义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也不是邓小平的定义。针对“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决定的”观点，有林批驳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以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不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28]

针对我国国有经济是被恩格斯批评的“冒牌社会主义”，卫兴华、何召鹏认为这一观点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指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将邮政、电报和铁路转化为国家财产，但这并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俾斯麦的铁路国有化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因此，认为俾斯麦的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那是错误的，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我国是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当然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基础。[29]有林指出，恩格斯批判的是冒牌社会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国有化，是把资产阶级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30]项启源批评说，是“片面引用经典著作，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我国的国有经济”。[31]

针对摆脱所有制束缚、改变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项启源、何千强认为，这种声音具有颠覆国家宪法、改旗易帜的居心。各级党和政府绝不能把这种“改革”主张当成真改革，一定要严格把好关，维护和遵循国家宪法，促进国企改革。[32]

三、对社会主义与国有经济之间关系论争的述评

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国有经济是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将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33]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也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34]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在于，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35]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指出，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共有财产。[36]列宁在俄共（布）第二个纲领草案初稿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现时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切工厂、铁路、银行、船队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37]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38]邓小平也一再讲，公有制为主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3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写明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少数学者宣扬的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经济无关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无视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性质是由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在于其以公有制为主体。失去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性质必然发生变化。

另外，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保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公平，产生贫富分化。萨缪尔森（Samuelson）曾经说过，即使在具备完全竞争的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也“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收入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结果将是，收入和财富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会长期在一代代人中留下去”。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40]从美国来看，就是如此。美国媒体公布的有关研究报告显示，“美国高收入家庭的财富不断增长，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却陷入停滞。到2013年，高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63.94万美元）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平均财富（9.65万美元）的近7倍，高收入家庭的平均净资产达低收入家庭的近70倍”。“80％的美国中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5％，其金融财富仅占全社会的7％；其中占美国人口40％的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财富的0.3％”。[41]美国高收入群体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已创纪录。法国学者皮凯蒂（Piketty，2014）新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利用欧美国家近300年可观察到的数据分析表明，资本收益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如果5％的投资回报率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2％的经济增长则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42]

这些事实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中贫富分化的历史事实，揭示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现象。邓小平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43]就可以达到他反复强调的共同富裕。可见，没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