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区理论

产业集群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劳动分工。由于分工的存在，资源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推动规模经济的形成。我国明清时期的苏州纺织、景德镇陶瓷等是早期产业集聚发展的产物。同时期，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英国，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研究英国家庭作坊和手工场时，就谈到了产业专业化分工、市场范围的相关思想，并提出中小企业结成群体的概念。亚当·斯密虽然没有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却首次提出了“群体”一词，指引后来学者研究分工创造效率及产业集聚经济现象。可以说，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产业集聚现象，并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产业区”的概念。马歇尔将产业区定义为专业化产业在特定地方的集聚，这是一种在历史和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内，中小企业积极地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的群体。可以说，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更偏向于中小企业集聚区，对产业地区性集聚现象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在马歇尔看来，地方性产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内集聚，除了自然条件和相关资助，根本原因在于能够获得外部经济。具体来看，产业区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形成广义的产业，且单个企业高度专业化；二是形成开放的产业氛围，生产活动和社区交往能够促进劳动力和信息交流；三是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同时企业间又能相互协作；四是具备诚信的银行系统、便利的购物条件。后来，马歇尔在192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将产业的地区性集聚现象解释为专业劳动市场的存在、中间品投入和技术外溢（徐康宁，2003年）。但由于马歇尔的产业区思想缺少严格的数理表示方法，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对此并没有过多涉及。

20世纪80年代，贝卡蒂尼提出产业区是意大利战后发展的支柱之一，使用新产业区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托斯卡纳及“第三意大利”的其他地区为什么会有如此高效率的工业增长。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1984年）合著的《第二次产业分工》一书在对“第三意大利”和德国南部地区的产业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地对19世纪的产业区再现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认为，“第三意大利”的产业区专业化程度高、企业间协同作用，是一个弹性专精或柔性专业化（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的中小企业所组成的地方生产系统。贝卡蒂尼（1989年）进一步研究认为，新产业区是一种社会地域的实体，其特点是居民社区和多个企业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上有边界的区域内积极地相互渗透。此后，派克、贝卡蒂尼、森根伯格（Pyke、Becattini、Sengenberger，1990年）在一篇题为《意大利的产业区和企业间合作》（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的研究报告中，讨论了产业区概念，并指出产业区涉及一个社会领域的活动，其特征是在一个自然和历史上有边界的区域内，活跃地存在一个群体和一批公司。

基于意大利创新传统产业区的经验，热贝罗蒂（Rabellotti，1995年）认为创新型的专业化产业区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企业的空间集聚和部门集中；二是行为主体间有社会文化联系和共同的行为准则；三是基于市场，物品、服务、信息和人员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四是有为众多企业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

2009年，贝卡蒂尼、贝兰迪、普罗波利斯（Becattini、Bellandi、Propris）这三位研究产业区的学者作为主编，将53篇来自世界各国的论文汇集，出版了《产业区手册》（A Handbook of Industrial Districts）一书。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产业区（又称意大利式产业区）已经成为集群理论的重要分支和区域发展、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

具体到国内的研究，王缉慈（2016年）认为，新产业区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专业化集聚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在《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一书收录的《北京新技术集聚体分析：它是正在形成新产业区吗？》论文中指出，西方新产业区的精髓是走自立型而不是依附型发展道路，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区域内行为主体间的合作联系、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和发展新产业区非常重要。20世纪末的北京中关村已具有新产业区的雏形，但由于区域内行为主体间联系薄弱和本地根植性差，还不能称之为成熟的新产业区。

就此可以引出，新产业区理论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嵌入性、创新性和制度厚度是识别新产业区的基本标准。其中，嵌入性是新产业区的标志之一，它指的是新产业区内各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要嵌入社会关系中，与本地企业形成“强关系”和“弱关系”。因此，也有观点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基于一定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由社会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所组成的本地化网络”。创新性所体现的创新能力是新产业区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新产业区所形成的产业氛围，对企业、科研机构开展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促进知识学习、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具有重要作用。制度厚度是新产业区区别于马歇尔的产业区概念的重要因素。新产业区内的企业需要处理好竞争和协作的关系，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的参与下，形成良性竞争、充分协作的制度安排。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Krugman，1991年）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空间概念引入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提出新的空间经济理论，并发表了集聚经济的观点。克鲁格曼把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外溢解释为产业区的三个关键因素，首次通过工业集聚模型分析证明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同时，受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外在环境限制，工业集聚形成的产业区空间格局呈现多样化趋势，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新空间经济理论未能深入新产业区内部，也没有深刻剖析新产业区发展模式与区域创新、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体看，新产业区理论仍有很多不足，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对跨国公司论述不够，认为垄断的企业注定是不合作、浪费资源和难以创新的企业，但在现实中，大企业与小企业不仅在当地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深度合作；二是对国家干预的论述不足；三是尚未对大学及其他非营利机构的作用进行完整概括；四是不重视新产业区形成中熟练技术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五是对环境因素考虑不足（王缉慈，2019年）。相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新产业区理论将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