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市场分割的度量

中国国内市场间的非一体化问题由来以久，分权制改革后沈立人和戴园晨（1999）、臧跃茹（2000）、银温泉和才婉茹（2001）等国内学者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市场分割的成因、发展现状及表现形式，国外学者如Kumar（1994）、Naughton（1999）、Young（2000）、Poncet（2002，2003a）等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省际市场分割程度进行度量。然而由于地方保护并非仅采取跨地区贸易征收关税或者发放许可证的形式，而更多采用的是隐性壁垒的形式，故其程度难以直接度量，导致不同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对中国市场非一体化状态进行测度的结果很难保持一致。

本节我们对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市场分割的度量方法进行回顾分析、总结和对比，以期使用最合适的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当前文献研究关于市场分割程度的测度方法主要有贸易流量法（Kumar，1994；Naughton，2003；Poncet，2002）、产业结构法（Young，2000）、生产法（Xu，2002；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专业指数法（白重恩等，2004；范剑勇，2004）、价格指数法（Poncet，2003a；Parsley and Wei，1996，2001；桂琦寒等，2006；陆铭和陈钊，2009；刘瑞明，2012；陈刚和李树，2013；曹春方等，2015），以及普适度较低的调查问卷法（李善同等，2003a，2003b，2004）。

Young（2000）利用中国改革过程中区域间产量和价格差异的数据证明中国区域间普遍存在GDP结构和制造业产出结构趋同，而各地商品零售价格、农产品收购价格及劳动生产率差异却随时间推移扩大的现象。两类实证数据都表明中国区域间市场分割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但是一些观点认为仅凭经济结构数据分析区域间市场分割问题，难以令人信服。Naughton（1999）指出中国区域间经济结构趋同可能是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结果，而且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摆脱计划经济下不合理的区域分工。所以Naughton提出贸易流量法，他认为省际贸易流量的变化更能说明区域间经济分割现象的存在，他对比了1987年和1992年中国省际工业品的贸易流量，发现1992年省际贸易流量显著高于1987年，指出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增强，且增长迅速，在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占据主导地位。在Naughton（1999）之前，Kumar（1994）也曾使用贸易流量法分析区域经济分割问题，他利用国有商业部门跨省商品流动量占GDP比重的数据分析了省际零售购买趋势，得出中国省际贸易量呈降低趋势的结论。但是针对Kumar（1994）的分析，Naughton认为国有机构的省际贸易量下降只针对国有经济，而中国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占比不断提升，忽略非国有经济的省际交易量具有片面性。Poncet（2002）鉴于Naughton所使用数据年份的局限，在其基础上加上1997年数据以深化该研究，他使用“边界效应”的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计算出反映贸易壁垒的综合指标，以考察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结果显示中国各省虽然越来越融入国际市场，但省际贸易壁垒在1987年到1997年之间却有增无减，中国政府在打破因省际互相封锁而造成的经济结构零碎性等方面收效甚微。

暂且不论不同学者使用贸易流量法测试市场分割时对市场分割趋势做出的不同诊断，单就贸易流量法而言，也存在一定的缺陷。Engel和Rogers（2001）、Xu（2002）指出贸易流量存在两点缺陷，首先区域间的贸易流量可能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导致的，实证过程中若不能对这些变量进行很好的控制，极有可能产生不可靠的计量结果；其次工业品整合仅仅是市场整合的一部分，省际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也构成了市场整合的重要维度。Parsley和Wei（2001）则指出区域间贸易流量极易受到商品替代弹性的影响，高替代弹性的商品即使作出极小的价格调整，也会带来贸易流量的大幅变动。基于此，Xu（2002）等使用“生产法”研究中国省际经济一体化情况，他们借助中国1991—1998年省际数据，将各省实际的价值增值分解为受国家宏观影响、部门自身生产率影响和省份影响三个部分，用商业周期模型进行检验并发现虽然短期内各省的影响可以解释1/3的省际真实价值变动，但在长期内部门自身生产率的影响成为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这个结果表明尽管改革过程中省际一体化还不充分，但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郑毓秀和李崇高（2003）将中国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内技术效率、产出结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测算后发现，中国省内技术效率已改进不少，但仍无法弥补产出结构不合理和省际要素配置低效率造成的效率损失，地方市场分割造成了现实中资源配置的扭曲。

除生产法外，白重恩等（2004）、范剑勇（2004）在对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一体化问题的分析过程中使用地区专业化指数这一指标反过来推测地区间一体化水平，这一方法常用于欧盟、美国地区间一体化水平的判断上。白重恩等（2004）用Hoover系数测算了1985—1997年我国各地区专业化水平，发现我国产业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整体趋势经历了早期微弱下降后，在改革开放后有显著提高，以此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范剑勇（2004）运用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发现1980—2001年地区间平均专业化水平是上升的，说明改革20多年来地区间市场一体化水平也是提高的。使用这一方法，他们都得出地区间一体化水平上升的结论。但是以地区间专业化水平反向推测市场分割水平是一种间接测试方法，地区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影响因素与市场分割间仍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可知，不同文献对中国市场分割情况的评价仍存在较大差异，除了从产出结构、生产效率、专业化指数等方面测试市场分割程度外，还可使用商品价格作为衡量市场分割的工具。桂琦寒等（2006）将相对价格指数法用于测量中国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这一方法以Samuelson（1964）的“冰川成本”模型为基础，最早用于测算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之间及各国内部的“边界效应”，并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可（Parsley and Wei，1996，2001a，2001b；Engel and Rogers，1996，1998）。桂琦寒等（2006）认为市场主要包括商品和要素市场两大类，这两类市场只要一方能自由流动，则最终商品价格都会趋同；反之若二者都受到阻碍，则商品价格存在的差异便可反映出市场整合的程度，而且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规避规模经济和商品替代弹性的影响，更为直接地反映出市场整合程度。因此桂琦寒等（2006）利用1985—2001年各地商品价格指数数据评价了中国相邻省份的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并得出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的结论。自桂琦寒等（2006）将相对价格指数法用于分析中国区域间市场整合问题后，该方法在国内被广泛接受，国内学者多推崇这一方法（陈敏等，2007；赵奇伟，熊性美，2009；陆铭，陈钊，2009；张杰等，2010；刘瑞明，2012；陈刚，李树，2013；曹春方等，2015；范欣等，2017）。该方法成为目前研究市场分割问题时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方法。

图1-1分别是2002—2015年以相对价格指数法计算的市场分割指数（左图）和以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测量的“地区专业化程度（右图）”随年份变化的走势图。其中相对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为本书选取的测试市场分割程度的方法，具体计算过程见第1.4节，该指数越大，市场分割程度越高。地区专业化程度参考范剑勇（2004），计算公式为：。其中，，i、j、k分别表示地区i、j，产业k；为地区i第k产业的就业人员数；Ki即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表示某一地区三个产业专业化系数同全国其他地区相应产业专业化系数之差的绝对值之和；该指数反向说明市场分割程度，即地区专业化程度越高，则市场分割程度越低。不同于范剑勇（2004），本书的行业k简单代指第一、二、三产业，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图1-1 相对价格指数法、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法随年份走势图

图1-1显示，左图和右图对市场分割程度走势的描述一致，由于地区专业化程度可反向测试市场分割程度，对比后发现，随时间推进，市场分割程度在适度范围内波动并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

当然除基于一价原理的相对价格指数法外，问卷调查法也是较为准确有效的测量方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组织的一项以政府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为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的严重程度，比起10年前有所减轻（李善同等，2003a，2003b）。但是问卷调查法在操作方面难度系数较高，统计样本也会受到人为操作，普适度有限。

另外方军雄（2009）在研究市场分割与企业并购行为时，直接利用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来说明市场分割的存在，但是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市场分割程度（叶宁华和张伯伟，2017）。图1-2中我们对比了各省、区、市（除港澳台，后同）2002—2015年市场分割指数和市场化程度平均的差异，与郭勇（2013）、叶宁华和张伯伟（2017）的发现一致，在图1-2的对比中我们发现有些经济较落后的省如甘肃、广西和贵州的市场分割程度低于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经济较发达的省。与此同时，同样处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青海、新疆等省却有着较高的市场分割程度。

图1-2 2002—2015年各省、区、市（除港澳台）市场分割指数平均值与市场化程度平均值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