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转型与20世纪早期浮出地表的晋域女性文学

假若讨论“五四”以来的现代转型，就不得不先廓清“现代”一词的概念。单从历史的进程上看，“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时间链条。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说，“现代”主要指从“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达成。然而，真正文化层面的“现代”则不能仅仅用与“传统”判然对立简单概括，也不仅仅指过去历史、政治的狭义一段时间，而是发生现代转型后与古代社会及文化不同的另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在观念、思维、语言、文化形态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形态。在这一点意义上，已涵盖平日我们所说的“当代”，所指整个20世纪以来乃至21世纪以来的历史。因此，为“现代”明“性”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学术视野中，正如李欧梵所言：“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了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4相较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国家意识、民族危亡的关注，“五四”时期的现代转型，在思想文化层面，则更偏重于“人”的发现，与此同时，个体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一并唤起了女性的觉醒。

如果说“女性”“女性解放”这样的词在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中已频繁出现，并成为人们熟用和奋斗的社会理想，但显然，“女性文学”却是晚近才流行开来的概念。

女性写作无疑古已有之，但我们知道，那时只是零零星星的个别现象，像中国古代的蔡文姬、李清照、卓文君，或欧洲近代的乔治·桑、简·奥斯汀与勃朗特姐妹，都属于男性主导的文学世界里的凤毛麟角。然而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事情发生了巨变，在西方世界，从法国到英美的女权运动，妇女不光在政治上反抗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男权统治，争取自己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权利，尤将写作看作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她们反对从前文学中对女性的侮辱，狠批将女性形象塑造为非“天使”即“魔鬼”的父权偏见模式，主张以女性自己的创作重新书写和认识自我价值，由此形成一股强大的女权主义文学思潮，而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为代表，女权主义文论更是风靡世界。这一切都宣告了女性文学的独立存在，如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莫瓦就说：“‘女性写作’问题得以占据七十年代法国的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

中国虽然从“五四”时期起在“妇女解放”的新思潮下已有众多女性起笔创作，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表达她们的思想感情，呼唤女性解放与平等的要求，但似乎并没有以某种“主义”自称。当下流行的“女性文学”概念，其实源自西方女权主义文学，只是在翻译时有的译为“女权主义”，有的译为“女性主义”，而对于中国来说，学界一般认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西方那样激烈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权主义文学，“在中国语言环境中，‘女性主义’是一个比‘女权主义’更令人接受的词汇，避免了中国文化对于‘权’的敏感和拒绝，而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也意味着战斗硝烟已然过去了。于是，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旅行进一步获得了通衢……”5，由此沿用开来。所以，“女性文学”的概念在严格意义上主要指以反父权改变男女不平等为宏旨、具有鲜明女性意识、表现女性真实自我的女权主义文学，而现在一般多泛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即从女性视角观察社会、书写女性审美经验、具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征的文学，也即本书所采广义之用。

回溯晋域女性文学的历史脉络，我们首先得从石评梅说起。因为从山西文学史上看，女性写作，在现代之前几乎没有多少记载，现在知道较早的女性写作也就是“五四”时期了，同那时整个中国“妇女解放”的运动和新思潮相伴随，代表人物便是著名的石评梅女士，当然吴曙天、关露在一定意义上也属在内。

石评梅是学界公认的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山西平定人，其一生是短暂的，从1902年至1928年仅26年光阴，但蕴含着她情感和思想的文字却使她永存，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意义。放在晋文学的框架内，无疑，她的文学创作是那个时代的女性先声，也是晋文学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一种现代性表征。何以这样说呢？理由在于：一是她属20世纪初山西成长起来的新女性，师范毕业后进入北京“女高师”求学，并结识了“女高师”冯沅君、苏雪林、庐隐、陆晶清等新女性，其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高潮，她们常常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发出时代之音，她的第一篇作品《夜行》即发表于山西《新共和》杂志上，为晋域女性文学开了先河；二是她参与编辑了《妇女周刊》《蔷薇周刊》，并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等现代报刊上刊文，成为新思想的传播者；三是其作品显示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表达了新女性对爱情、真理、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与追求，“要使写作成为照亮人们的火把”。

纵观石评梅的创作，涉猎广泛，包括了诗歌、散文、游记、小说、戏剧文本、评论等，以新诗见长，而一般认为成功尤在散文，在她去世后，其作品由友人编辑成《涛语》《偶然草》两个集子。石评梅所写，多为爱情、友情、苦闷的思想主题，最打动人的当然是歌吟爱情的篇什了，这就是她与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生死爱情的缠绵悲伤，例如其代表作《墓畔哀歌》：“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皎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旁，任霜露侵凌吧！”而最彰显女性狂飙精神的，则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檄文和蕴含着大爱、真理、光明的呼号，如《〈妇女周刊〉发刊词》《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同是上帝的儿女》，她呼吁：“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男女两性共支的社会之轴，是理想的完美的组织；妇女运动，与其说是为女子造幸福，何如说是为人类求圆满。”此外，她的小说则主要是对女性生存命运的观照和悲悯，如《弃妇》是现代女性小说中最早的一篇正视妇女命运的作品，描写了被抛弃的包办婚姻的妻子的命运，表现了对女性的关怀，《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也都塑造了从柔弱女子到坚韧顽强的新女性形象。总之，石评梅的创作带有当时女性文学普遍的热烈又悲惋的特点，而其个体之感伤傲洁、清冷冥思的色彩尤为突出，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早期知性妇女的生活写照，其纤细而质感的生命书写，都代表着早期晋域女性文学浮出地表。

另外，在现代社会转型早期，吴曙天和关露也值得重视，作为从山西走出或成长的新女性，她们都以自己的创作传达着时代新气息。其中，吴曙天1903年出生于山西翼城，据说被祖父许配给一家富商子弟，不幸的封建婚姻逼使她逃婚到南京，故而表现出与封建旧思想旧礼教的彻底决裂。在杭州女师求学时接触到更多新文化、新思潮，参加湖畔诗社和晨光社等进步活动，之后往来于京、沪、杭之间，并参与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人新文化活动，成为《京报副刊》编辑撰稿人。早在1925年即发表了《访鲁迅先生》一文，写到鲁迅《呐喊》对其的影响，散发出强烈的新文化气息。1927年出版《断片的回忆》，随后出版《恋爱日记三种》，可以说尽情展现了现代早期女性的新式生活：恋爱的自由与前卫，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对新潮思想的追求与梦想，全然一个新女性的崭新形象。关露童年与石评梅一样在太原学堂读书，从小接触各种新知和新思想，成长为一个新女性。1927年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读大学，受到其时新文化濡染和激发，1930年初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她的故乡》，表达了一个新女性心中的大爱与梦想。在这期间，她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洪流，在上海的《新诗歌》月刊和《女声》上发表诗歌，还为当时反映失业大学生故事的电影《十字街头》写了主题曲《春天里》，歌词中写道：“贫穷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这便写出了一种不能泯灭的搏斗精神，一时间广为传唱，鼓舞了无数青年学生的斗志。其后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和小说《新旧时代》，都表现了进步的革命志向和爱国情怀。虽然吴曙天和关露的创作活动已迁外地，但作为晋域走出的女作家，同样应视为开现代晋域女性文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