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套路经济学:为什么聪明人也会做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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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越多越安全[1]

这是真的:艾滋病是大自然对我们的可怕惩罚,惩罚我们容忍滥交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同时,艾滋病也是一夫一妻制、节欲和其他形式的极端性保守主义的代价。

可能你已经在别处读到过很多关于滥交罪恶的文章,那在这里,让我来告诉你自我节制的坏处。

想象这么一位富有魅力但谨慎保守的年轻人马丁,他的性经验十分有限。最近,他一直在和同事琼调情。随着这周办公室聚会的临近,琼和马丁都在默默地考虑聚会后两人一起回家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个时候,命运通过它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代理人插足了他们的计划。聚会的那天早上,马丁碰巧注意到了一则由疾病控制中心投放的地铁广告,宣传婚前节欲的好处。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决定待在家里不去聚会了。由于马丁没有参加聚会,琼被同样富有魅力,但在性方面不那么谨慎的马克斯韦尔吸引到了。最后,琼得了艾滋病。正是谨慎的马丁退出了这场配偶追逐游戏,才让鲁莽的马克斯韦尔更容易吸引到不幸的琼。也就是说,如果地铁广告对马丁比对马克斯韦尔更有效,广告的出现其实威胁到了琼的安全。如果地铁广告同时还取下了卡尔文·克莱恩(内衣品牌)的广告,就更雪上加霜了,因为这些广告原本可能会让马丁变得更勇敢。

如果世界上的马丁们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一些,就能减缓艾滋病的蔓延。当然,我们可不想把这个观点扩展得太宽泛,因为如果马丁们过于放纵,就会变得和马克斯韦尔们一样危险。但是,当性保守主义者适度增加他们的性活动时,对其他人来说算得上一件好事。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估计,如果那些性伴侣数少于2.25个的英格兰人能再适当多一些性伴侣,艾滋病在英国的传播速度可能真的会延缓,这一估计适用于四分之三左右的年龄在18~45岁的英国异性恋人口。

像马丁这样谨慎的人,每去一次酒吧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事实上,他为世界做了两件好事。首先,他提高了每个寻求安全性伴侣的人的胜算。其次,令人非常诧异,但可能也更有意义的是,如果马丁找了个新伴侣,并且染上了艾滋病,他会带着病毒孤独地回到家里,最终死亡。

如果有人必须被感染,我希望是马丁而不是滥交的马克斯韦尔,因为马克斯韦尔可能会在最终死亡之前将病毒传染给其他20个人。

我总是很高兴在酒吧里看到像马丁这样的人。当他把一个未感染的伴侣带回家时,就意味着他把伴侣从潜在的危险(被感染)中转移走了;当他把已感染的伴侣带回家时,也避免了伴侣将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当然,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希望马丁好运。

遗憾的是,以上理由没法帮助我们搭讪。如果我们用“你应该和我睡觉,这样虽然你会被感染,但至少可以终结一条病毒链”的搭讪方式,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没法混了。这就像是说“你应该卖掉你的吹叶机,这样邻居的草坪就会更干净”或者“你应该在看球的时候一直坐在椅子上,这样其他人就都能看清楚了”。关键就是,对群体有利的事情往往对个人不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得到糟糕的结果。

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对性持适当的开放态度可以延缓疾病传播,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那么现实中如何?这也是克雷默教授研究的重点,基于人们选择伴侣时合理、现实的假设,克雷默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实中的结果与理论是相同的。所以当你的一些相对保守的朋友突然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行为时,有可能他只是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对抗致命的流行病。

这就是我支持马丁和琼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会享受到快乐。

享受快乐永远不应被轻易忽视。毕竟,降低艾滋病感染率并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是的话,那么禁止性行为就可以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降低既定数量的性接触所导致的艾滋病感染率。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人们性行为的数量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即使马丁无法让马克斯韦尔的其他猎艳行为失败,至少他可以让一个人开心一点。

所以,如果你执着于减少艾滋病的传播,那么你应该鼓励马丁与更多的人约会[2]。如果你是一个明智的人,你想最大化性带来的好处,最小化它的代价(感染艾滋病),那么你应该鼓励马丁与更多的人约会。

对于一位经济学家来说,性保守主义者在当下变得更加保守,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价值被低估了。如果性保守主义者能够更有效地宣传他们的行事作风,那么有艾滋病防范意识的追求者就会竞相关注他们。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很难识别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性保守主义者。而且,这个世界给予性保守主义者放宽性行为标准的回报完全不够,所以他们也很难变得开放起来。

当你认识了一个新的伴侣,在承受一些代价的同时也会获得一些好处,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同时,对你的伴侣来说,你也会给他/她带来一定的成本和效益,这些也都是他/她的事。如果你有不负责任地滥交的历史,对你的伴侣来说,这就是一种成本。每个人都在一个巨大的公共水源中寻找伴侣,而你的进入无疑污染了它。

但如果你一直非常谨慎,那么你的进入很可能会提高公共水源的清洁度。只要跳进水源,你就会让它变得更纯净。多亏了你,今晚去“钓鱼”的人才有机会钓到安全的“鱼”。

像任何其他公共水源一样,性伴侣的公共水源里有太多的污染者和太少的清理志愿者。工厂主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不够好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奖励(或者忽视环境保护而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也许他们获得了一些回报(工厂主也喜欢干净的水和清新的空气),但大部分效益是被我们所有人共享了。同样,马丁在阻止艾滋病流行上(通过与琼发生关系)可能做得不够的原因是,虽然他肯定会获得一些回报(如快感),但更多好处还是流向了琼、她未来的伴侣,以及伴侣的伴侣。

从相反的角度来讲,马丁的节欲是一种污染。因为节欲行为降低了约会对象中相对安全的伴侣的比例,也就是说污染了“性环境”。工厂老板制造了非常多的污染,但他们只需呼吸一小部分受到污染的空气;同样,马丁之所以花很长时间独自待在家里,也是因为他只需承担一小部分由他造成的后果。

这个“污染”的类比是如此强大,它几乎阐明了每一个故事的要义。想要得出马丁与琼的结合能延缓艾滋病蔓延的结论,就必须做出一些假设,比如假设马丁待在家里,琼和马克斯韦尔以及其他潜在伴侣之间会发生什么;但如果要得出马丁与琼的结合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结论(“更美好”既包括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也包括性生活的美妙),不需要进行任何假设。事实上,当一个事物的价值(如马丁的性行为)被低估时,就会导致供应不足,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原则。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性保守主义者放宽他们的标准时,周围的人都会受益。仅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让这些人更放松,世界将变得更美好。

然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式不止一种,还有让疾病蔓延减缓,让人们从性行为中享受到更多的快乐。也许疾病会加速蔓延,但如果人们从中享受到了更多的快乐,那也是值得的。

“公共水源原则”的纯理论告诉我们,至少有一件好事应该发生——延缓疾病的蔓延。克雷默教授的研究则表明,两件好事都发生了——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性行为和更少的疾病。

克雷默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只想减缓疾病蔓延,那么更多的性行为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想最大限度地获得超过成本的效益,那么更多更多的性行为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那么,我们该如何鼓励马丁(以及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有更多的性行为呢?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为他指引正确的方向,但遗憾的是,即使他阅读并完全理解了这本书的内容,可能也难以找到这么做的足够的理由。马丁已经选择了适合他的性活动水平,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了解了一群陌生人,即琼和她未来的伴侣,就心存善意地调整整个“性水源”的清洁度。

作为一个个体,马丁更倾向于关注什么对自己有利,而不是什么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有利。你可以让一个工厂主明白他的工厂产生的污染正在伤害其他人,但这并不等同于你已经说服了他停止这样做。

所以,我们需要比单纯的教育更有效的东西。从人们通常的反应推断,我认为自由主义者会通过强制立法解决过度性节制的问题。但作为市场定价机制的拥护者,我更愿意通过精心设计的补贴体系来鼓励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发放补贴从而激励人们交往更多的性伴侣。但这并不理想,因为我们并非希望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比如马克斯韦尔就不必了,他的性伴侣已经够多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激励马丁们与更多的人交往的同时,还不会让马克斯韦尔们纵欲过度。

因此,我们只应该补贴那些相对而言缺乏性经验的人。不幸的是,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只要马克斯韦尔们对他们的过去撒谎,并脸不红心不跳地伸手要补贴就行了。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马丁们看重,而马克斯韦尔们不太在乎的奖励,比如借书卡。我猜马克斯韦尔们的社交生活如此繁忙,应该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图书馆。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改进,但它仍然不完美。比如当马丁们以一副得意扬扬、衣衫不整的架势来到借阅台时,图书管理员该如何判断他刚刚是真的履行了自己的性义务,还是只是在装模作样,骗取借书卡?

让我们再试一次:我们需要一个对马丁们来说,只有当他真的发生了性行为,否则就毫无价值的奖励。并且,这个奖励依然是谨慎的马丁们比滥交的马克斯韦尔们更看重的东西。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种奖励同时符合这两个标准:免费(或大量补贴的)避孕套。为了获得免费避孕套的好处,马丁们就会与更多人交往。而且,马丁们可能比马克斯韦尔们更看重免费的避孕套,原因如下:马丁们几乎还没有被感染,所以使用避孕套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而对马克斯韦尔们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所以避孕套的作用就大大降低了。免费的避孕套可能会引诱马丁们走出家门,却不会激起马克斯韦尔们展开新一轮狂乱的性行为。

在这一基础上,补贴避孕套还有另一个原因。使用避孕套这一行为本身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当你使用避孕套时,你可以保护自己和未来的伴侣(以及未来伴侣的伴侣),但你只会因为保护自己而得到奖励(感染的概率变低)。你未来的伴侣并不能观察到你过去使用避孕套的情况,因此不能用高调的求爱奖励你。这意味着你无法获得所有好处,结果就是避孕套并没有被充分利用。

换句话说,人们没有充分使用避孕套和他们的性生活太少的原因是一样的。当马丁和琼发生性行为时,对琼未来的伴侣有好处;当马丁使用避孕套时,对马丁未来的伴侣也有好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未来的伴侣都没有合理的机会影响马丁当下的行为,更无法给予马丁相应的回报。

人们经常争论,补贴的(或免费)避孕套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降低了人们性行为的风险,坏处就是它鼓励了更多的性行为。但这不能算是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而是两个优点。如果没有补贴,人们就不会充分使用避孕套,而且最重视避孕套的那部分人也不愿意与更多的人交往。

补贴避孕套的主要不利因素是它们本来就不是很贵。你可以把避孕套的价格从一美元降到零,但这并不会对人们的性行为产生太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将避孕套的价格降至零以下。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为使用避孕套的人发放奖金。这个奖金最好只发给节制的马丁,而不给滥交的马克斯韦尔。考虑到这一点,记者奥利弗·莫顿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建议:如果对于马丁们来说,节制的一部分原因是过于羞怯,难以与异性交往(滥交的人在这方面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也许可以设立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约会帮扶服务:给我们带过来一个你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们会帮你找到约会对象。[3]

如果我们的性经历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公开,那么关于谁应该得到补贴的问题将迎刃而解。而且,人们还可以对伴侣之前的谨慎行为做出相应的奖励。也许科技最终可以让这种解决方案变得可行(我曾想象过一个未来色情片中的场景:她的裙子滑到了地板上,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大腿上,那里有一块嵌入的液晶屏,上面显示“该站点已被访问314次”)。再或者,正如我的一位专栏读者建议的那样,我们可以提供一项在线服务,记录人们的艾滋病检测结果。你可以输入未来伴侣的名字,然后看到这样的回答:“最后一次阴性测试结果是在2006年7月4日。”或者,为了保护隐私,你可以不输入名字,而是输入对方提供的证件号码,屏幕可以同时显示测试结果和照片,以免这是一个假的证件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主意,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这么做。在此之前,我们最多能做的就是让避孕套更便宜,同时把那些有误导性的地铁广告撤掉。

附录

1996年,《石板》(Slate)杂志发表了这一章的简要版,并收到了数百封电子邮件回复。这些回复中相当一部分既富有思想又充满趣味,还帮助我改进了你刚刚阅读到的最终稿。当然,还有一些电子邮件里什么回复都没有,只有一两句谩骂。对于这些人,我通常会回复一封简短的信:“我感到很遗憾,但从你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我无法明确你是在哪个部分开始读不下去的,如果你能更准确地说出你不明白的地方,我会尽我所能将它解释清楚。”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会得到更明晰同时充满歉意的回应。我还与一部分读者进行了多轮沟通,最终受益匪浅。

还有一些读者的来信离题甚远。其中一人炫耀了自己医学博士的履历,称我们的专栏“极度不幸”,并在随后一期的《石板》杂志上解释了原因:

我们正处于艾滋病毒大流行的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异性间的病毒传播风险正变得越来越显著。普通读者可能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增加他们冒险的性行为,不幸的是,那些成功而又短暂的一夜情可能导致寿命的缩短和未来持续的不幸。

19世纪经济学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只要人们坚持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可以获得成功(实际上该理论更加精妙,但这个简化版本也足够我用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可以成为医生,而另外一些人则会进入某些需要一定逻辑推理能力的领域(比如经济学)。

这一章以及最初版本的专栏文章,都不太可能激发读者为了别人的好处,进行冒险的性行为。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相对节欲的人之所以性生活太少,正是与更多的人交往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你和你的配偶是一对一关系,你们都不太可能患上性传播疾病。就算我指出你们持续保持一对一关系,对周围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我也并不希望你们为了周围人甘冒生命危险。

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我写了一篇文章,阐明工厂在烟囱上安装过滤网是一项积极的社会服务。但不幸的是,安装过滤网会削减工厂的利润,所以他们安装的过滤网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数量。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对安装过滤网的行为做出补贴。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位医学博士的思路:(1)安装过滤网降低了工厂的利润,因此是一件坏事;(2)我的文章“极度不幸”,因为“那些拥有工厂的普通读者可能会增加可以降低污染的设备”;(3)如果我们要为降低污染的设备辩护,不妨征求一篇文章。

(1)和(2)完全错误,因为就算是普通读者,也不会如此“愚蠢”,或者如此利他主义,以至于只是看了一篇完全没有提供相应理由的文章,就会做出更多可以降低污染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些读者。这一点这也恰恰证明了这篇文章根本不是“极度不幸”的[4]。(3)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推论,这样的推论不但不会给周围人带来任何好处,而且完全偏离了主题。

在此,我花时间对这位医学界的读者做出了充分的回应,因为他的评论也得到了另外几个人的响应,他们都担心一些天真的读者可能会误解我的论点,从而变成马克斯韦尔,最终导致人类灭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人甚至敦促我撤回文章。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一个观点但凡有被误解的可能,就完全不应该被发表。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无法苟同,我们已经有过一段如此漫长且鄙陋的历史(指欧洲黑暗的中世纪)了。

下面还有一些经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在这里我再次做出答复:

问题1:你说增加性行为就会降低艾滋病的传播程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极大幅度增加性行为难道就能完全战胜这种疾病吗?这一结论难道不是明显十分荒谬吗?

回答:这个结论确实很荒谬,因为这样的推理并不符合逻辑。大的变化和小的变化并不总是导致相似的结果。我相信如果我适当节食,我可能会活得更久;但我并不认为如果我完全停止进食,我就会永生。

问题2:用一位读者的话说,增加性行为只会减缓疾病蔓延;自我约束却可以阻止它蔓延。有鉴于此,只吹嘘滥交的好处而不强调自我克制的好处,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

回答:这就像是说红绿灯只能减少交通事故,禁止使用汽车则可以完全消灭交通事故。因此,吹嘘红绿灯的好处是不负责任的。

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禁止使用汽车,就像禁止长期关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因为即使我们维持了完全的一对一关系,并且死亡率也因此大大降低,我们可能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快乐。

我们都知道,一个完美的一夫一妻制社会是不会有艾滋病存在的,但我们实际生活的社会并非完美。作为一名作家,我更愿意写出真实的情况,哪怕它令人惊讶。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对一些新的观点感兴趣。

问题3:好吧,一定程度的放纵是有好处。但节欲也有好处,只补贴其中一个而不补贴另一个,是否合理?

回答:不是这样的,这两种行为的激励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其他人可以享受到你放纵的好处,而节欲的好处只有自己能享受到。也就是说,你已经享受到了节欲带来的足够多的激励。

问题4:你是否漏掉了一些很重要的可能性?

回答:没错。首先,人类行为模式的改变可能会引发病毒进化。但我不确定这个考虑在我们的讨论中是否重要(尽管它在其他情况下肯定很重要),但也许我错了。另一方面,至少有一位读者提出了“只是稍微放纵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引发社会文化的改变,最终导致滥交行为激增,但我无法确定他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