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消逝在时间中的涂鸦
萨勒姆·亚辛（Salem Yassin）
（赛达市，1966）1966
这是我成长的地方，一个能看到太阳和月亮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十一个兄弟姐妹生活在三间小小的铁皮房里。那个屋顶让我听不到其他声音，尤其在冬天。雨滴拍打着屋顶，周围发出刺耳喧闹的噪音，把一切温和的呼喊，如我的声音，淹没殆尽，使我想发出的呐喊永远不能抵达它们的目的地。
我出生于黎巴嫩内战爆发前九年。黎巴嫩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内战的爆发和激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于是战争爆发后，我们被当作人质，监禁在乌玛·安瓦尔（Umm Anw ar）和阿布·纳梅（Abu Na’meh）之间的空地上。
我家的外墙上挂满了烈士的照片。照片上，烈士们的双眼凝视着路人，似乎在呼喊着路人的姓名和昵称，向他们倾诉着自己甘愿牺牲的心声。在难民营回响的革命歌曲，以及艾因·鲁迈拉公交车（Ain al-Rummaneh bus）①发出的嗡嗡声，一起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儿时的梦想萌生于难民营的小巷，在潮湿天让人焦虑的气氛中绽放于沉闷的石墙上。
在那里，我经历了战争、死亡和悲伤，也感受过和平与关爱；在那里，我留下了我的初吻。在漫长的霄礼期间，我坐在桑树下喝茶，与谢赫·伊玛目（Shaykh Imam）②一起悲伤地低吟：“我对文字的热爱战胜了我的沉默，我憎恨沉默给我带来的不幸。”
作为一个男孩，我在能分清左右之前，就已经学会沿着露天的水沟，找到回难民营的小路。沿着迂回的小径，循着散发着臭味的下水道，可以去任何地方。我侧着身子，奋力地穿过狭窄的小道，走到负责给难民营居民分发面粉的车子那里领取面粉。每次我都因为争抢有限的面粉而与司机扭打在一起，最后全身沾满面粉回家。回家后，我的奶奶萨达（Sa’da）看到我，会大笑着说：“可怜的小白人，你就像一只掉进酸奶中的跳蚤！”
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③举办的学校学会读书写字后，我终于意识到，可以用文字来装饰难民营冰冷的墙壁。那些写在墙上的词汇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天书，我能认出每天定期写上去的颜色鲜亮的句子，也就是“人们的免费报纸”的大标题。每当发生重大事件，就有人在某面墙上写字抒发情感，发出无声的呐喊。墙壁上那些自然而然迸发出的词可能存在拼写错误，写出的语句可能有语法错误，但无论如何，它们都给墙壁增添了价值和色彩。墙壁上的那些话大部分是人们偷偷写下的，但吸引了难民营所有人的目光。它们被储藏在我们对小巷的记忆中，也成为我们对地点和空间感知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铁皮屋的墙壁上表达心声的时候，柔和的声音会变得像锥子一样刺耳。这些匿名的涂鸦直击人心、毫不含糊，与官方报纸那些经过安全机构审查、不真实的简略报道截然不同。
为安置难民而建起来的墙，被文字改造成了反映我们的生活琐事和时事热点的镜子。这些墙上的文字向世人昭示，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墙不同。
这些有生命、会呼吸、会老化的墙各有自己的绰号。它们像野生浆果的灌木丛般杂乱地生长，全然不顾所谓的建筑规范。它们不是呈水平横向铺开，而是逆着雨水降落的方向，向上直耸云霄。到了战争时期，它们就会向地下深处生长，为烈士建造坟茔，或成为孩子们的防空洞。
难民营那带着死刑判决书的墙壁，就是租赁合同所严格限定的难民营的边界。假装友好仁慈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租赁者似乎没有意识到，在99年或100年之后，生活在难民营的人口的数量会成倍增长。为什么租赁期限是99年？因为那个只能从曾经的光荣历史看到未来的国家，制定了一项可恶的法规，将难民营房屋的租期设定为99年，这样他们就可以确保那些房屋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财产。
散落于各处且装饰着墙壁的文字，是由某个消失于历史扉页上的人有意写上去的。那些饱含喜怒哀乐的文字一经写出，便被雕刻进人们的记忆中，讲述着许许多多从未被讲出，但能从那褪去颜色的文字看出来的故事。那些文字一层又一层地堆积在各家各户的墙壁上，等待着那个可以把它们辨认出来的人。
人们亲手写上去的每句话或者相当于“1号公报”，或者是一份对烈士身份的认证。其中许多是书写者写给自己的，它们意蕴深刻，含义深如浩海。比如下面的这些话：
“巴勒斯坦，我们那一直在咆哮和涌动的‘死海’。当风带着我们的爱穿越陆地和海洋时，我们将会来到你的身边，我的祖国！”
这些话像图标一样挂在小巷的墙壁上。不过，陌生人很难了解其中的含义，他们会迷失在小巷里，找不到方向，变得晕头转向。
“哦，聪明的迷失者，你唯一的向导是你的眼睛。”
这些缄默不语的墙保留着我们所有的秘密。这些秘密始于爱，终于两世相隔，其中既有我们生活中必然出现的爱人之间的私语，也有关于我们静悄悄逝去的讯息。
“巴勒斯坦，时光里永恒的伤痕！”
“我爱你。”旁边配有一幅流着血的插图。
一枝无色的玫瑰，上面写着两个相爱的人的姓名首字母。
一幅失去家园的地图。
“革命直至胜利。”这句话是用经常给难民营铺路的黑漆漆的沥青所写就。
在阿布·萨勒曼（Abu Salma）家的墙上，仍然可以看到因手印而变得模糊的粗直线，尽管它已被石灰和黄土的混合物所覆盖。
“差生”（一个人的外号）在难民学校墙上刻的字，是他在名为“走进内心”的行动中牺牲之后，唯一可以证明他存在过的依据。我还记得，当我和送葬队伍给他送葬时，我对人们肩膀上扛着的灵柩上覆盖的物品很好奇——上面包裹着一面巴勒斯坦国旗，环绕着玫瑰花，还覆盖着用来纪念革命烈士的绶带。
“灵柩装着他肉体的碎片。”
“灵柩装着他的革命制服、他母亲的头巾，还有他父亲的念珠。”
“不，灵柩是空的！”
尽管戴在头上的头巾遮挡住了走在送葬队伍边上的妇女们的嘴巴，但她们仍然发出了上面的窃窃私语声。
从送葬队伍的呢喃低语中，我听到了“象征性葬礼”这一隐晦的表达。从那天开始，“象征性”这个词汇便与葬礼和殉道的画面一起被收录在我的字典里。
“差生”的故事只是难民营许许多多故事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喜欢用鞭子折磨狗的阿布·吉尔德（Abu Jildeh）、狂热地爱着一个人的努曼（Nu’man）、舒拉（Shu’lah）足球队的粉丝阿努布（A rnoub），以及在漫无边际的寂静中被难民营学校拿来当学习榜样的无名人士的故事。
随着我慢慢长大，我意识到，不仅可以通过在墙上写字来表达情感，还可以用大大小小的横幅来抒发感情。就像悬挂在阿布·卢布南（Abu Lubnan）咖啡店附近，写着“把你的手从越南拿开”字样的横幅那样，我们也可以制作把所有想说的话都写上去的大横幅，或是写着密密麻麻短语的小横幅。横幅上的话超出了我们当时的认知，因此我和朋友们猜测那是人民阵线（PELP）④写的。但是，由于人民阵线身份“特殊复杂”，我们对其是敬而远之。
一次，我们这群人中比我们大几岁，看起来更让人印象深刻也更淘气的领头人阿里夫（Arif）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认为我们不被法塔赫（Fateh或Fatah）⑤“信任”，应该离开法塔赫，加入人民阵线。对于他的想法，我们高度赞成，于是径直走向人民阵线的临时代办处，像聚集在阿布·曼杜（Abu M am duh）屠宰店的流浪猫一样，一窝蜂地拥进了那所房子。
人民阵线临时代办处办公室的茶和法塔赫办公室的茶一样甜蜜，烧焦的水壶倒出的茶水也是深色的。但与法塔赫办公室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在读书和吸烟。代办处的另一间房里摆放着一摞摞厚厚的书，那些书的红色封皮上印刷着我们看不懂的外语。
阿里夫眨了眨眼，向我暗示这些书是宝贝，我立刻心领神会。难民营最近流行用人民阵线发的这些书（即来自外国的宣传资料）来制作红色的小花瓶，所以我们争抢着带更多的书回去做小花瓶。为此，一些比我们小的孩子甚至向我们乞求道：“为了仁慈的真主，为了你的母亲，为了你姐妹的荣誉，请给我一本红色的书吧！”当然，对于最诚挚的乞求者，我们会展现最大的善意，把一本有着深蓝色封面的大书送给他们当礼物。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们“敬爱真主，珍爱我们的母亲和姐妹”，甘愿放弃每年在庆祝法塔赫成立的庆典上穿上制服当火炬手的机会。
不过没过多久，阿里夫就对红色花瓶失去热情，他宣布我们应该回归法塔赫。确实如此，比起人民阵线的党徽，法塔赫的党徽更难在墙上画出来。法塔赫的党徽上有两把机械枪和手榴弹，它们比人民阵线党徽上的箭头更有力量。此外，阿里夫还说，法塔赫比人民阵线的规模更大，人民阵线“仅有707名骨干”。这是阿里夫对我们经常在墙上画的图案的解释。但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707”实际上象征着1970年人民阵线劫持的波音707客机，而不是人民阵线成员的人数。
我们又都重新加入了法塔赫，除了一个人，就是认为萨伊卡（al-Sa’iqa）⑥比阿西法（al-Asifa）⑦更加强大的艾赫迈德（Ahmed）。因此，我们开始从远处监视他。在监视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和其他人在贾卢尔（Jalloul）社区的另一端，点燃了堆放在低洼处的稻草，从燃烧着的稻草堆上跳过去。
我们没有胆量加入他们的这项活动，但在看到用木炭写的“人民之火”的标语出现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盥洗室和垃圾焚化炉的黄色墙壁上时，我们不得不在墙上写上更多的我们自己的标语。然而，我们都忽视了一条用独特的字体写在墙上的标语——“真主安拉”。我们没有精力去抓住那个把安拉的战士带到我们这里来的家伙，我们不能参加一场最终会导致我们失败的消耗战。
阿里夫也并不总是让我信服，因为他刚出生时就被助产士萨尔玛（Salma）用他自己的尿洗脸，这让他“不知羞耻”。虽然他是一个真正的操控者，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但我还是继续寻找驱使阿里夫带领我们重新加入法塔赫的真正原因。
然而，一无所获，直到一天傍晚，他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了我。他说，他再次加入法塔赫，是因为他从他父亲那里知道法塔赫不久将把装满仓库的羊肉发给其组织成员。之后，决心离开人民阵线并加入法塔赫的阿里夫还向我说了他的临别赠言。在正式离开人民阵线前，他从一本红色书本的扉页上撕下了印有金日成（Kim Sung）图像的薄羊皮纸。他要把它当作画纸，在上面画上法塔赫的徽章！
文字会从墙上跳下来，在我脑海里形成共鸣，唤起我在难民营小巷留下的那些回忆。有一次，我患了肝炎，不能再与其他小伙伴继续玩耍。生病时，尽管胸下侧会疼，我的眼睛也会像“面包架上的点心那样黄”，不过，就像母亲说的那样，一想到疼的地方是灵魂安放的地方，也就没有那么痛苦了。总的来说，病痛和孤单的日子并没有让我感到非常悲伤，因为我会有一罐蜂蜜吃，那罐蜂蜜足以让我自己开心起来。我总是利用自己的表演天赋，做出捶胸下侧的姿势，夸大自己的疼痛感，从而阻止我的兄弟姐妹吃蜂蜜，让我对那罐蜂蜜拥有独享权。
一天，我正在拜访我儿时最好的朋友——文雅的哈利勒（Khalil）。我兴致勃勃地给他讲我是如何从尿液变为棕红色来判断自己生病的，给他讲我是如何让我的父亲尽快带我看医生的事情。在我还来不及向他吹嘘医生对我的夸赞，来不及向他吹嘘我在养病期间吃到了蜂蜜的事情之前，哈利勒突然打断我，眼里噙着泪花说道：“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只会在墙上写‘打倒孤单主义’！”
尽管病还没有痊愈，我就和其他小孩开始进行一场有可能两败俱伤的比赛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哪种病痛能让我们停下来。比赛活动的具体内容依季节而定，它包括在难民营附近的田地里摘蚕豆、鹰嘴豆、西瓜、杏和橘子，我们要比谁的速度最快，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摘到更多的豆子、果子。最让人喜欢的季节是葡萄和无花果生长的季节，因为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不仅多，我们的身板还能够得上。
我们的比赛活动不仅限于摘水果，还包括从鸟巢里抓小鸟。根据鸟巢使用的材料、鸟巢的形状、鸟蛋的颜色以及鸟儿们筑巢的树，我们就能区分在树上筑巢的是一种什么鸟。抓小鸟时，我们一般先围着树走几圈，寻找鸟巢并记住它们的位置，然后密切关注幼鸟的生长状况，等它们长到足够大的时候把它们抓回家里来养，用细棍把流食喂进它们的小嘴里。
对于抓鸟这件事，萨勒曼·加齐（Salman Ghazi）是我们这群人里最厉害的。他不允许其他人从他走过的地方穿行。一天，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从萨勒曼走过的地方走出来时，我注意到，几棵树的树干上有泥，看起来好像是人爬上去后留下的脚印。经过深入调查，我发现每棵树上都划有标记。于是，我努力找寻那些标记和萨勒曼的名字或绰号的联系，但是毫无发现。
突然，我想到，那些标记可能指的是每棵树上不同类型的鸟筑的鸟巢。接下来我们怀着胜利的喜悦之情，扩大了对这个地区的搜索范围，最后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萨勒曼标记的所有鸟巢。我们不必爬到树上，在密密麻麻的树枝里寻找，或者仰起脖子去看上面是什么，只需要看一眼树干，就知道上面等待着我们的是哪种宝贝。对于抓鸟比赛，我们只需要等着鸟蛋孵化，等着雏鸟长出第一缕羽毛，在它们会飞之前，抓住它们。而对于萨勒曼，我们会告诉他：“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一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烤当季的“榛子”吃。这些由鼹鼠搬运而来并埋在地下的“榛子”是酢浆草属植物的种子，它们会在冬天破土而出。而我们却会找到“‘榛子’储藏间”，把这些种子收集起来，并用垃圾场附近找到的铁罐来烤着吃。当我们围在火堆旁时，阿里夫突然从他衬衫的袖子里拿出几根雪茄，朝着我的方向递来一支，说道：“抽吧。病愈后是否想来一支西西·肯特香烟？”
好运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砸到了我的头上。
那是有关阿里夫戏剧性和神奇的一幕。我们经常把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干叶子碾碎，用报纸卷起来当作烟草来抽。为了使味道更好，我们还会加入一些干薄荷。如果阿里夫想要炫耀，他会把各种干叶子塞进“烟管”里。那个烟管是用橡果粗硬的外壳做的，在外壳上钻一个洞，再插入一根吸管，烟管就制成了。他点燃烟，像螳螂一样伸直长腿，闭着一只眼，耸起另一边的眉毛深深地吸一口。我们大笑着叫他巴巴拉·阿加（Barbar Agha）——一位寓言中的奥斯曼统治者。但对阿里夫来说，获得真烟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无疑是真男人的象征。
我拿过烟，静静地抽着，努力抑制咳嗽，让自己不被烟呛到。突然，一阵雷鸣般的声音向我们传来，震动了地面。那是阿布·阿齐兹·阿尤布（Abu Aziz Ayub），他带着一只叫格尔达（Go lda）的狗来追赶我们。阿布·阿齐兹是一位在巴勒斯坦革命中备受尊重、不怒自威的军事指挥官，是阿里夫母亲那边的远亲。他像野兽一样朝我们跑过来。没有人能逃脱得了挨他一巴掌或一拳，我们迅速跨大步跑开，只留下阿里夫去面对命运的惩罚，以及他母亲娜玛（Na’mat）的满腔怒火。
一些妇女私下把娜玛叫作纳克马特（Naqmat）（恶报的意思）。她是一位让人惊叹的寡妇，为了烧死院子里一团团飞舞在掉落于地面的桑葚上的苍蝇，她敢把煤油含在嘴里，对着点燃的火柴喷出去。瞬间，苍蝇的翅膀、腿都被烧掉，只留下在地上打转的躯体。然后，她把母鸡和小鸡放出来啄食这些快断气的虫子。
一天，我们被尖叫和咒骂的声音吵醒。那是阿布·阿齐兹发出来的。他满腔怒火，骂着“那些狗娘养的！”，叫嚣要杀光难民营里所有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人爬进他家院子，把柏油倒在院子里所有的树、作物以及院墙上，让他家的院子遭遇了一场大浩劫。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格尔达绑起来挂到了树枝上。
阿布·阿齐兹的院子是一块极好的地皮，起初它只是一块栽有洋葱的小块土地，后来因兼并和占用其他土地，面积逐渐扩大。他在周边围起铁皮，然后一点一点向外移来扩大他家院子的面积。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没有人敢阻止。至于我们，从未动过心思，要走进他的院子去弄脏他那诱人的白墙，激怒那个愤怒的“野兽”和他的狗。
不知是哪个无知的破坏者，真大胆！
虽然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们从未怀疑过那位破坏者的身份。经过仔细调查，我们注意到在阿布·阿齐兹家的墙角处，有一个用柏油写的单词。对那个单词的写法，我们很熟悉，阿里夫曾经有意把那个字稍微向右倾斜，将它伪装成是用左手写的。那个单词是“叛徒”。
阿里夫变了。和想方设法抽到真烟一样，他在他的肱二头肌上，文上了“巴勒斯坦”的字样和一只蝎子的图案，好像难民营的墙已经容不下他要写的话似的。他把它们雕刻在自己的身体上，让他的胳膊成了一面移动的、展示永恒话题的旗帜。
我们偶尔看到他穿着紧身牛仔裤，透明的衬衫口袋醒目地显示里面装着一盒万宝路牌香烟。我们也不再害怕接触他的蝎子。我们收集着所有有关他和他的新团伙开展军事行动的逸闻，比如用猎枪使用的黄色火药填充空子弹壳，在山谷中引爆那些子弹。他还会用石子密封重新填充的子弹壳，在子弹壳上开一个小口，插上用薄纸卷起来的装有火药的引信。点燃引信后，他迅速地跑到树旁躲避。几秒后，炸弹爆炸，他会出来查看炸弹爆炸的威力和造成的损伤程度，随后长笑一声。从他的笑声就可以判断出，他对爆炸试验结果的满意程度。
我们习惯了阿里夫引爆炸弹的声音，武装斗争安全部队基法·穆萨拉（al-Kifah al-Musallah）⑧也习惯了在没有问询的情况下就逮捕的事情。在对安全部队感到厌倦后，阿里夫被派去做一件隐秘的事情，最终立下了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大功。他走下山谷，制作了一个大炸弹。那个大炸弹由14.5厘米口径高射炮弹壳做成，引信直接连接到驱蚊线圈上。点燃慢速燃烧的线圈后，他爬上山谷，来到安全部队的办公室，说：“嘿，伙计们！能给我倒一杯茶吗？”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在喝完第三杯茶的第一口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他端着因震动而飞溅出来的茶水，急急地说：“不是我！不是我！你看，只有真主知道。”
一次，几近落日之时，我在回家的小巷的入口处与“蝎子”正面相对。他用他魁梧的身材挡住了我的去路，拍着我的脖子大笑说：“阿布·阿齐兹·阿尤布那块地里有榛子。”
大概一年后，我们了解到“蝎子”阿里夫和他的同伴们，在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波弗特（Beau fort）的十字军城堡，参加了与以色列军队的激烈战斗。在那场战斗中，他牺牲了。葬礼上，国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沉重的炮火声和革命曲调一起回荡在空中。
我们悲痛不已，悲伤丝毫没有因为庄重的葬礼而有所减轻。那天晚上，我们把喷雾罐拿出来，分发至营地各处。在那些布满灰尘的旧标语上，我们喷涂了新的句子：“英雄烈士‘蝎子阿里夫’所向无敌！”我们新写下的那些话占满了墙壁上所有或大或小的空间。这是我们在向那位“血洒战场，以让红色的海葵得以在春天盛开”——巴解组织给他写的悼词——的烈士表达敬意。在烈士家门前的墙上，我极尽自己的艺术才能画了一只蝎子，并在蝎子下写上：“如果时间逝去，而你没有看到我，这是可以让你记住的我的图形。”然后，我还签下了他姓名的首字母“A.S”。
在那之后不久的一天，我坐在橄榄树下，抽着烟，用木头在地上划拉。无聊透顶的我觉得怒不可遏，这种感觉在我胸腔内膨胀，溢出了我的身体。我那麻木的大脑里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我捡起一根锈蚀的钉子，在离我最近的那根垂下来的树枝的树皮上，刻下了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来的一句话：“巴勒斯坦是一位用血做嫁妆的新娘。”
突然，我听到纳兹米·塔希尔（Nazm i al-Tahir）在背后问：“想让我把这句话文在你身上吗？”他随即又说：“费用是一盒烟。”
我毫不犹豫地将我的手臂伸出去，说：“这有十根烟，但我不想文那句话，我想让你文一个大大的问号，并在问号下写‘要到何时’。”
看到我那骨瘦如柴的肱二头肌，他衡量了一下我给出的文身费用，最终同意了我的方案。但他对我选的这句话感到十分疑惑，摇着头说：“难以理解。”确实，这句话和他给别人经常文的那些话完全不同，但“顾客是上帝”，他不得不文。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针头、签字笔、橡皮筋、打火机，用这些装备为我的男子汉气概做洗礼。他用笔在我胳膊上勾勒出花纹，然后停下来把墨水全部倒进瓶盖里，之后用打火机加热以融化橡皮筋，把它和墨水这两种原料混合在一起。在用打火机的火苗给针头消毒后，他交替重复着用针头蘸混合液，沿着他画的线条，把我要文的话刺在我手臂上的动作。他轻轻地吹着，吹的气息恰到好处，既没有戛然而止也没有软弱无力。其间，他只停下一次，就是用布擦血。
剧烈的疼痛使我大脑的血液凝结，使我喉咙哽咽。但是，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随着他在我的手臂上缠好纱布，文身的疼痛也戛然而止。同时他说道：“不要解开纱布，不要洗。伤口会有点发炎，但过几天就会好。”之后，他拍了拍口袋里的十根烟，说：“看在真主的分上，我只收你半价。剩下的烟，就当是我的捐献吧。祝福你！”
从“大浩劫”（Nakba）⑨到“大挫败”（Naksa）⑩，清晰地文在手臂或写在墙上的文字，有关于失败的，有关于大屠杀的，有关于爱情的，也有关于革命事迹的。在这个被征服的时代，人们在精神上，强烈地渴望拥有在国旗下宣誓，向它表达忠诚的权利。这些渴望从人们的灵魂深处喷涌而出，来到歪歪扭扭的墙上，狂热地奔涌。
让我们怀着这样一种希望：我们的文字将注入生命的气息，回荡在难民营的墙上和我们的四肢上。它们最终会跨越所有边界，让世人听到。世界将会从我们的写作中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带着这种自豪，我们进行着小型的宇宙大战。我们是这个地区和巷道的主宰者，我们是“自由的作家”，只有我们拥有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