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学习、彷徨、求索

——从事政治经济学科研、教学工作60年的一点体会注1

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已走过了60年的历程。借此机会，我想以我个人几十年来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历谈一点体会。

一、初入政治经济学的门槛

1948年秋，我第一次接触到政治经济学著作，是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小书亭中，看到的是列昂节夫著的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很容易读，通俗而且很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秋季开学时，系里就请来一位曾经在苏联留学的季陶达教授，给我们当时大学四年级的同学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是我在大学课堂上第一次接触到这门课程。不过季教授当时讲的内容，还只相当于《资本论》一卷的内容，并没有讲到帝国主义阶段，更谈不到社会主义部分了。1950年我毕业后被调回学校工作，1951年高教部借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之际，利用当时燕京大学的教舍举办了一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名义上虽叫研究班，实际上就是进修班，当时从全国高等学校抽调20多名中青年教师来此培养。有三位苏联专家授课，第一位是阿尔马卓夫，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第二位是加姆什金，讲授帝国主义部分，实际上他讲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三位教授很年轻，据说是刚从莫斯科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然明副教授，他主讲社会主义部分。这部分很像是一些专题，不过当时听了觉得很新鲜，因为过去对此根本没有接触过，由于听了他的讲解似乎觉得社会主义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当然那时没有能力对它加以分析和辨别。就我来说颇有些意满志得，似乎在新中国我是第一批接触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师。这一年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学习这一套理论，读《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极少，我回校后，很自然地就被视为稀缺的政治经济学学者了，所以很快就被安排在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担任“政治经济学”的主讲教师。全部课程安排两年，每周6个学时，这可算是教学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了。我当时的心气自然很高，一心想把教学搞好，但没料到的是1952年那届学生的素质很不整齐，由于当时大学的生源不足，主管部门一般把成绩较好的学生优先安排到理工科去，分配到南大经济系的20多名同学都不是按照他们本人的志愿“分配”来的，因此入学后有专业思想的学生很多，而真正喜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不足十之二三，这对我的满腔热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次年就停止了招生。1954年经济系内还设有会统专业（1958年后会统专业也调整到现在的天津财经大学），系里就把我临时安排到会统专业授课。这个班学生有一部分是中专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调干生，多半年纪较轻，对理论的要求不高，但学习情况还可以，这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政治经济学专业停招三年后于1956年再度招生，这一届学生是由调干生和高中毕业生两部分人组成，有的学生年岁较大，学习兴趣也比较高，他们尤其喜欢结合实际情况讨论问题，这也激发了我思考问题的积极性。总之，对这一班学生我还比较满意。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最让我头痛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课程的进展经常被冲断，由于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学生的注意力就很分散，学习情绪也就提不起来；另一个问题是这个班约有一半的学生家在农村，他们对当时农村情况了解很多，因此往往会向我提出让我很难回答的问题。例如，农村生产力在50年代没有很大变化，而生产关系却连升三级，由初级社、高级社，飞跃到人民公社，这怎么解释？它的必然性又在哪里？再例如，为什么1958年大丰收了，全国却很快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大家都饿肚子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村还要办食堂？对于这些议论，我并不是没有看法，但却不敢轻易表态，于是在1960年春节前我就带着两位年轻同事下到离天津市不远的王庆坨公社和河北省霸县的堂二里公社调查，通过亲身所闻所见，证实了同学们提出的那些问题都是有事实根据的。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五风”等，是造成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大家都清楚，可是谁也不敢向上反映。我当时的思想斗争很激烈，觉得这么明显的问题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出发应该向上反映，防止灾情继续蔓延。回想起来，由于在当时的形势压力下，虽然我本人最终也未能向上反映所了解的实际情况，但是对于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实事求是”对于我后来的教学和科研一直起着警示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后的顺利与困窘

由于人们长期处于贫困与压抑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大政策的提出，自然符合大家的心愿，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使大家感受到似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这次解放对于我个人来说，更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自然是我的思想观念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另一方面也使我的科研写作获得了解放，可以说，从此我基本上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真正认识和经济观点了。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方针，更加符合我们经济学人的愿望，觉得大有用武之地了，当时我就把自己研究的重点方向设定在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的重大问题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策划的重点都是在所有制改革、商品经济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利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关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关原理进行分析，觉得思路很顺畅，所以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感到原来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是很有用的。那时我参加的研讨会和发表的论文都比较多，可以说这是我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个时期。

然而没有料到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个转折。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终于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符合所有支持改革的人的共同愿望的，我自然也不例外，但问题是对市场机制下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如何进行研究，我却感到颇为陌生，不仅分析方法不熟悉，甚至连一些常用的概念术语都觉得不太适应，自己原来学的那些理论知识显得不够用了。当时的大部分理论文章都是西方常用的那一套，这些我基本不熟悉。尽管在大学时我也读过一点西方经济学，但那只是一点点，而且还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那个时代的理论，由于我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不熟悉，原有的知识又觉得不够用，于是我开始陷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困境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如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由于进入攻坚阶段，新的重大措施出台很多，而同时房改、医改、教改等方面的问题却突出起来，特别是群众对公正社会分配的呼声更加吸引了人们普遍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再继续追踪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困难颇多，于是在上个世纪末我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追踪研究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我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与回顾”的文章，就是对此问题的研究暂告结束的“告别书”。然而我当时虽然已经七十多岁，而且已经离休，但总觉得还有点余力，尚不习惯就此停笔，同时考虑到我担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虽然已出了七版，但是出版社也没有结束的意思。再加上在过去这段经历中，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在教学中的反映和存在的问题，也使我断断续续地进行过思考，并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上述诸因素结合起来就促使我把余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本身问题的研究上来，这颇有点像是问题“复归”。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我从事教学初期对经济学本身的一些问题，例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应如何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线和基本范畴又是什么？等等。虽然也曾写文章探讨过，但在当时这些问题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以后这类问题在我的整个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也经常碰到，然而由于每个阶段关注的焦点都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的，所以不可能抽出专门时间来研究它，对于这些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反复闪现而又未解决的问题，现在有富余时间了，虽然精力已大不如前，但安排一些时间较为集中地考虑这个问题还是可能的。当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类问题的内涵与外延都与过去不同了，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发展而改变的。致使这类问题的深化和具体化已非昔日可比。例如，近些年碰到较多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它与西方经济学是个什么关系？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作为一种纯经济学的学科存在？如何在实践中审视已有的经济科学的细化和综合？等等，特别是今天在中青年朋友中很多人对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兴趣不大，究竟问题出在哪里？这都促使我认真地反思，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学界同行共同思考的问题。

三、晚年的求索

谈起对上述诸问题的片片断断的思考，可以说面对的都是颇为伤脑筋的问题。由于始终没摸索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往往是只能无功而返。在这里我不想描述这个曲折的反思过程，只想把近似结论性的看法写出来，以期引起同行专家的批评和商榷。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究竟走向何处？前面所列举的一些问题，不论出自什么角度，总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如何评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一书中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很不理想，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我之所以还是把该书印出来，只是考虑到目前没有更合适的教材，不得不利用它暂时满足眼前的急需而已。如果认真地思考一下它的科学性、系统性，特别是我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便不难发现它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并不是一般的。为什么到今天中国还编不出一本合格的教材？那绝非偶然。我认为今天在世界范围要想写出一本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恐怕只能是幻想。我之所以敢这样武断地下结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理由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一条大家都承认的真理，既然如此，那么在当今世界上还根本不存在一个成熟的或成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抢先冒出一部能够正确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是在苏联1954年出版的，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不论当时的实践，还是最后的结局，都证明他宣布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成功，而1954年出版的这部曾经红极一时的教材就是以这个不成功的体制和政策为基础写成的。尽管参编者都是苏联科学院鼎鼎大名的院士，而且是在斯大林的旗帜下成书的，由于基础本身就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反映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又怎么能维持得长久？所以短短几年这本教科书也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国编写包括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虽然1958年我们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当时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可以想见，那时写出来的东西除了“借鉴”苏联教科书那一套框架和基本点外，还能写出什么新东西来呢？好在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并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时整个学校都停止了教学活动，还有谁来理会这一套呢？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又怎么可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改革开放在中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经济学者都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展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充分自由的理论探讨，其结果是硕果累累，对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推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心情也是兴奋异常。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对我来说，也还是有问题的。对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虽然很重要，对当前经济的发展也起着推动作用，但它毕竟回答不了基本成熟的或比较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问题，也回答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的重大问题。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倒不如把现在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或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项大帽子暂时收藏起来，而把现在开设的实际上是“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的研究”名副其实地标榜出来，这样才算是“实至名归”。经过这种长期的具体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可以为基本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起步积累资料。

借此机会，我还想补充说一句，就是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问题。我个人几十年来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体会之一，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分析社会发展的科学方法，在研究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然而在研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相关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尽管还存在某些不足，但西方学者对市场机制的研究毕竟比我们早了一二百年，他们的著作中积累了不少符合科学的因素，我们不妨借鉴一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出发点和基本思想以及他们的功能都不尽相同，但是这并不排斥其中有些内容特别是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可以借鉴之处还是不少。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至于经济学今后究竟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应该怎样妥善处理，这是一个值得慎重研究的问题，在经过了这头一个60年以后，还必须继续思考和认真解决这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