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代藩镇形成的历史考察
唐代藩镇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藩镇作为实际上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军政机关，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也不是某种单一历史条件的产物，而是由诸种社会矛盾和各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在安史之乱以前，边疆节度使体制的形成和内地采访使权力的发展是藩镇形成的背景条件；安史之乱以及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则对内地藩镇林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后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这里只讨论前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即社会矛盾的发展引起军队素质的变化；边疆地区战争形势的发展引起边防体制的变化；现实统治的需要导致采访使制度的确立。这几方面的因素为藩镇的出现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当安史之乱期间节度使与观察使（采访使）合二而一时，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藩镇就最终形成了。
一 社会矛盾的发展与军队成分的变化
《新唐书》卷50《兵志》云：“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1]欧阳修的这种概括虽并不很准确，却也说明兵制和边防体制的变化在藩镇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唐前期实行征兵制，主要有府兵和兵募。府兵是固定的兵制，原则上“成丁而入，六十出役”[2]。兵募则由天下诸州差遣，“取户殷丁多，人材骁勇”[3]。这种亦农亦兵的征点制度之所以实行，显然是以当时均田制的较好贯彻为基础的。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的发展，这种征点兵制也势必难以维持，趋向崩溃，其具体表现则是大批农民纷纷逃亡，武则天时韦嗣立就有“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4]的说法。
均田制和征点兵制的破坏以及流民客户的激增，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给唐王朝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在证圣元年（695）凤阁舍人李峤的上表中有集中的反映：
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5]
李峤这番忧心忡忡的上奏包括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王役不供，簿籍不挂”“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唐玄宗时的《禁逃亡诏》也说：“虽户口至多，而逃亡未息……遂令邦赋不入、人伪斯甚。”[6]其次是逃亡农民“亡命山泽、挟藏军器”[7]，“诱动愚俗，堪为祸患”，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狄仁杰曾警告说：“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以此为事。”[8]最后由于前线兵士“违背军镇”，后方农民大量逃亡，使唐朝在对外战争中兵源枯竭。不光府兵因负担沉重，“浸以贫弱，逃亡略尽”[9]，而且“近闻诸军兵募逃丧者多”，使统治者有“傥或临戎，如何破敌”[10]之虞！
上述社会矛盾既然从经济（财政）、政治、军事等方面严重威胁到唐王朝，统治者则势必要寻求各种对策以摆脱困境。
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均田制吗？这样的敕书、诏令俯拾即是。高宗时曾明令禁止买卖口分、永业，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甚至还颁布过一道最详尽的均田法令，但诚如杜佑所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宽”，土地“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11]。检括逃户，勒还原籍吗？这样的措施也曾被采用，但收效至微。因为农民既已丧失产业，押送原籍，亦是枉然，何况这也并不能遏止其再度逃亡。令客户所在落籍，据地出税吗？这样做确实曾收到了一定效果，开元九年（721）宇文融上书简括逃户，获得批准，短期内就得客户一百二十万、钱八十万，田亦称是。但它至多只是给政府带来了一些财政收入[12]，不仅未彻底解决流民问题，而且等于确认了人口流徙的合法性，从而给以征召为特征的唐朝兵制以致命一击，于是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便应运而生了。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颁布了《命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诏》：“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于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13]由此诏可知，新的长征健儿主要是从诸色征行人及客户中召募的。这种做法使得“逋逃者必争出应募”[14]，保证了唐廷对外战争中有足够的常规部队，解决了兵源枯竭的问题。同时，把流亡客户征召入伍，也消弭了一个不安定因素。早在武后时，陈子昂就主张过这个办法。他说：“臣伏思即日山东愚人，有亡命不事产业者，有游侠聚盗者，有奸豪强宗者，有交通州县造罪过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国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无赖子弟，暴横日广，上不为国法所制，下不为州县所羁，又不从军，又不守业，坐观成败，养其奸心，在于国家，甚非长计。以臣愚见，望降墨敕、使臣，与州县相知，子细采访，有粗豪游侠、亡命奸盗、失业浮浪、富族强宗者，并稍优与赐物，悉募从军，仍宣恩旨慰劳，以礼发遣。若如此，则山东浮人，安于太山，一者以慑奸豪异心，二者得精兵讨贼。”[15]
总而言之，募兵制的出现既是唐初一系列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也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一剂良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兵制变革本身。受人称道的开元盛世，一方面固然是受惠于唐开国百余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玄宗君臣通过募兵制，暂时地解决了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一些问题，从而使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和安定的局面。
募兵制当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首先是军费的膨胀，开元中军费二百万两，天宝时猛增至一千二百万两。其次是军队素质的问题，大量的流民客户包括归附的少数民族入伍为雇佣职业兵，使军队成分变得十分复杂，以至难以驾驭，安禄山等人利用粟特宗教团结兵种，结成团团伙伙；同时，流民入伍使得军队内部纪律松弛，官兵之间冲突加剧，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九载（750）八月有这样一则记事：“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胡三省慨叹说：“世皆知郭子仪得众，然后能捍免张齐丘，而不知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16]这种情况在府兵、兵募制度之下是极其罕见的，而在雇佣职业兵队伍里却并不新鲜。这次兵变乃是唐代中后期藩镇动乱的序幕。
二 边境形势的发展与防戍体制的变化
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置的缘边节度使，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局面的先导。那么，为什么要在边疆地区宿重兵、设藩镇呢？这必须从唐初以来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和当时的边疆形势中去探讨。
唐初武德年间，天下甫定，面对控弦数十万的突厥侵扰，唐廷采取了委曲求和、力避战事的方针。[17]贞观初年，唐朝内部业已稳定，太宗秣马厉兵，积草屯粮，做了充分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一系列进攻战，从贞观四年（630）开始，先后击破东突厥、薛延陀，降服漠北诸部，设都督府和羁縻府州以统之。贞观十四年（640）又破西突厥，平高昌，于其地设置州县。唐朝声威由此大振。史称：“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8]唐代辽阔的疆域基本上是这时奠定的。高宗前期，奋贞观之余烈，继续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显庆二年（657）平西突厥贺鲁，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显庆五年（660）伐百济，总章二年（669）平高丽。至此，唐代的边功达于极盛阶段。
这一阶段的征讨主要是由行军总管、大总管统兵募、府兵、蕃兵等临时出征，事解辄罢。故杜佑云：“国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19]。
从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710—713），边疆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唐王朝为守住已开拓的疆土，做了不懈的努力。在吐蕃方面，从7世纪70年代以来，唐廷连续两次惨败折兵，仪凤三年（678），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惨重。高宗急忙召集侍臣讨论“绥御之策”。当时有两派意见，守边派认为“攻之则兵威不足，镇之则国力有余，且抚养士卒，守御边境”（给事中刘景先）；提出“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掠”（中书舍人郭正一）；“且令大将镇抚，畜养将士；仍命良吏营田，以收粮储”（给事中皇甫文亮）。另外一派则主张采取强硬措施，认为“敌不可纵，纵敌则患生；边不可守，守边则卒老；不如料简士卒，一举灭之”（中书侍郎薛元超）。两派之中以前一派占上风，高宗也认为“李勣已后，实无好将”，“自非投戈俊杰，安能克灭凶渠”[20]，表明了自己对守边派的支持。前此一年（仪凤二年，即677年），唐廷已于陇右设置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加强对吐蕃的守备，至此又派大将黑齿常之为河源军使，“以镇御之”[21]。武后时，狄仁杰又进一步呼吁要“敕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以主御客”[22]。在突厥方面，神龙时曾令内外官各进破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俌的“利在保境，不可穷兵”的策略得到了中宗的赞同，“览而善之”[23]。定远城及东中西三受降城就是这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奚、契丹调露六年（679）时即因突厥的诱煽，侵掠州县[24]，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及大同军以镇之，特别是自万岁通天（696—697）以后，契丹、奚“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25]，唐廷多次调发大兵与战，几乎每战皆北。[26]范阳的清夷军、威武军及平卢军都是这时陆续置立的。
综上所述，自高宗后期，迄开元初年，唐廷几乎与周边各族都进行着激烈的战争，在东北部、北部、西部和西北部，唐廷都被迫采取防守边疆的方针，与此前积极进攻的军事行动形成鲜明的对比。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唐朝内部情况来说，高宗后期，到开元初年，王朝内部政局动荡不安，宫廷政变频仍，这不能不影响到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第二，从唐朝外部情况来看，唐初的羁縻府州制，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北突厥的崛起，吐蕃的猖獗，奚、契丹的反叛，使唐廷几乎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况。陈寅恪先生曾说唐得高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27]。岑仲勉先生也认为当时“突厥脱离，北边要警，环顾内外，情势迥殊”，“东北两蕃（契丹、奚），渐多作梗，顾此失彼，有同捉襟”[28]。这种情况必然使唐廷防不胜防，无力进攻。第三，从贞观到高宗前期的武功，拓定了辽阔的疆域，特别是当时东西两个战场的激烈战争，使唐廷必须以重兵分守，广置军镇。这样，边防体制渐渐发生了变化。[29]
玄宗朝前期，虽然唐廷声威复振，但高武以来的边境形势却继续在发展。以节度使的设置为标志，唐廷的边境防线业已渐渐向后退缩。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为八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着数十万镇兵。在开元时代，唐廷十分注意避免两线作战，采取了与一方联合，与另一方作战的策略，从而改变了过去的被动局面，但从整个形势来说，仍然是守而不是攻。
开元元年（713），唐朝复在奚和契丹置饶乐和松漠都督府，封其首领为郡王，并妻以固安公主和永乐公主。开元十年（722），又妻契丹王以燕郡公主；又妻以东华公主，并妻奚王以东光公主[30]。又将奚、契丹主皆由郡王晋封为王。而在北部和西部，唐廷与吐蕃和突厥进行了频繁而激烈的战争，赖东北乂安，唐廷在这些战争中未致大败。
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奚反叛，附于突厥，和亲公主奔还平卢，东北战事大起。唐军连连失利，因而从开元十九年（731）起，唐廷遂主动与吐蕃媾和，双方使节往还，声问相继。开元二十二年（734），双方还在赤岭立分界碑。西部战场的宁谧，使唐廷得以悉心对付东北“两蕃”，通过几场恶战，才勉强于二十五年（737）春天最后击破契丹余部。
从开元二十五年（737）起，东北战场稍暇，唐廷与吐蕃的干戈又起。自此以后，直至安禄山起兵，是唐朝军事上极其难堪的时期。首先，唐廷又陷入了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的境地，北有突骑施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载（745）再唱“和亲”之策，但契丹、奚旋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财富，故范阳军队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次，特别是在天宝后期一些大的对外战争中，唐廷多遭惨败。天宝六载（747），高仙芝征小勃律，只是唐廷企图保持对西域控制的最后努力而已，当九载（750）再次出师远征时，便惨败于怛罗斯。与此同时，再次丧兵折将于云南；十三载（754），李宓的十五万大军，全军覆没。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又大败于奚、契丹。只有哥舒翰与吐蕃打了几个胜仗。
开元天宝时期的上述边境形势，使唐廷所在都要驻兵防守，因而开元以来，边军城镇愈置愈多。这些军镇的设立有两种方式，一是行军留镇，如刘仁轨镇百济[31]；一是派兵镇守，如姚州驻屯兵等[32]。到天宝元年（742），缘边军镇已达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军队素质的变化，长征健儿在整个戍防兵中的比例愈来愈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制逐渐发生变化，而让位于所谓节度使体制。
三 采访使制度的确立及其与军政权力的合一
节度使体制的出现是唐代藩镇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便是采访使制度的确立及其权力发展。过去人们往往把开元天宝时的缘边节度使与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等量齐观，把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林立简单地看成是边疆节度使在内地的移植，这是十分片面的。
节度使之设立，可上溯到睿宗景云年间[33]，这时它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募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上逐渐增设久镇长征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34]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力更为广大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饷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35]。支度使由节度使兼领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36]这种办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资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总之，还在募兵制实行以前，唐代边疆节度使已带了支度营田使职[37]，而元和以后，诸道又都解除了支度营田使[38]，可这并没有改变藩镇财政独立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把开元天宝时周边节度使带支度营田使职作为“又有其财赋”的证明。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采访使权力的发展。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它的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本来隋代地方上有州、郡、县三级区划，“开皇初，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八”，州、郡之数相差无几，于是存州废郡，“以州亲人”[39]。但是以三百余州（后改州为郡）直属中央，毕竟不利于统治，于是有司隶台等掌巡按天下郡县。隋祚短促，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入唐，仍承隋制置州、县二级，并自贞观以来就不时遣使巡察州县，贞观十五年（641）又分天下为十道，巡抚、按抚、存抚等使的派遣更是络绎不绝。[40]但正如垂拱年间（685—688）陈子昂所说的那样：“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弥多而天下弥不宁。其故何哉？是朝廷轻其任也。”他提出应“授以旌节而遣之”[41]。万岁通天元年（696）李峤也有类似的呼吁。这说明临时任命一些位轻职微的使者，倏忽往来，已不能适应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景云二年（711）朝廷做出设置二十四都督府的重大决定：“天下诸州分隶都督，专生杀之柄，典刑赏之科。”[42]每个都督府治所及隶州的划分、都督人选的拟定本来业已就绪，但“议者以为权重难制，所授多非精选，请罢之”[43]。为此，朝廷召集九品以上官员的会议进行辩论。侍御史宋务光举出了三条“可建之理”。首先，他针对反对派都督人选不精，权力下移的理由反驳说：“授非其才，或可详择，权归于下，未之前闻。且率计天下三百余州矣。今补二十四都督，物议以为未可，则良二千石安得三百余人耶！”其次，他指出临时使节巡察的弊端很多：“巡察使人，数年一出，驰轩按俗，往复如飞。”不仅一些“隐慝潜过”，不可得知，即使“设有举按，多不周悉”，使节一返，讼者势必受到官吏迫害。“都督则不然，久于其职，无得苟且，岁时巡按，物无窜情。行者无远诣之劳，贪者有终身之惧。”在他列举的最后一条理由中，辩明秦汉之亡并非因为设有“监郡”和刺史。“秦人以役烦流祸，岂监郡之过耶？汉室以外氏专宠，岂刺举之罪耶！古有明征，事无深惑。”但是反对派太子右庶子李景伯、中书舍人卢补、吏部员外郎崔莅却正是抓住“权归于下，未之前闻”这一条大做文章。主张要“防微杜渐”“强干弱枝”，不可“倒持太阿”。都督“权柄既重”，“虽初委任得士，政颇有方，后恐未必皆贤，弊从此起矣”。提出要回到“贞观制度”上去。[44]于是二十四都督之议最终搁浅了。
然而，社会矛盾的发展，早已不容回到“贞观制度”上去了。贞观时全国户不满三百万，开元二十年（732）达七百八十六万余户，天宝十四载（755）又增至八百九十一万多户。[45]而土地兼并、官吏贪残、人口逃亡等社会问题都要求加强地方统治。所谓“天下至大，郡邑至多，贤牧良宰，诚难尽得”，迫切需要设置不可“暂往速还”[46]的监察使职。于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在著名贤相张九龄的奏请下，设置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他们“不可匆遽，徒有往来，宜准刺史例入奏”[47]。刺史是州级行政长官，让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从中可以窥知它已有发展成地方行政长官的苗头。开元末，采访使的权力已经达到“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48]的程度。
但是，采访使如果没有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即行政权若不与军事权合二为一，是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的。天宝年间采访使与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二者也是分开设置的。如安禄山于天宝三载（744）由平卢节度使加范阳节度使，并不兼领河北采访使，直到天宝九载（750）才兼领该职。天宝十二载（753）李憕为河东采访使，河东节度使则由安禄山兼领。[49]又如，剑南节度使曾兼山南西道采访使，尔后则“或兼，或不兼，无定制”[50]。李憕等采访使曾建议：“请依旧通前置两员交使，望以周载。”[51]采访使既然由两员交替出使，也足可说明一般采访使并不由节度使兼领。《通典》卷32《都督》说：“初，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52]一些学者也因袭此说。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天宝中有一人兼任两使的情况，但不普遍。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地亦置节度使，也并不是都兼采访之职。如至德时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而李成式为淮南采访使。[53]李光弼为河北节度使，而同时有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54]
这种二使并设的二元体制实际上是不适应于当时的战争情况的。早在长安失守后，玄宗流亡四川途中即已下令赋予各道节度使自调兵食、总管内征发、任免管内官吏等权力[55]，另外再设置一个采访使其实并不能正常发挥其作用。所以乾元元年（758）诏：“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征发及文牒兼使命来往，州县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便宜且停。待后当有处分。”[56]这条诏书充分说明，节度、采访并置的二元体制确实不适应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因而把采访使罢省了。但采访使督察州县的职任并不是不需要，于是上引《唐会要》那条材料后又加了一个补注说：“其年改为观察处置使。”[57]
我们无须去探究“采访”与“观察”在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只要从此后它例由节度等使兼任就可以明白，此时诸道军事权与行政督察权实际上是合二而一了——这正是唐代藩镇的症结问题之一。安史之乱以后所谓“道”或“藩镇”，实际上应该指观察使，因为观察使不一定带节度使，很多只带都团练使、都防御使或经略使，但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经略使则必带观察使。颜真卿《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这样写道：“国家设观察使，即古州牧部使之职，代朝廷班导风化而宣布德意；振举万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惨，兵赋之调发，刑狱之冤滥，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观察而行之，其任可谓重矣。”[58]李观《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也说：“乃本而言之：厥自兵兴，上忧天下列郡无纲纪文章，是用命忠臣登车为观察使。而镇抚其民人，今来亦三纪于兹。古者所谓出连城守，今则大者或十数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观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乱不得长，使理不得渝，犹川之有防，犹户之有枢，其系厚矣，其临高矣。”[59]由此可见，与其说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是节度使体制在内地的移植、再版，还不如说是开元天宝时内地采访使与边疆节度使权力的结合和扩展。
安史之乱期间，不仅节度等军事使职与观察这一行政监察职能合并，而且又进一步攫取了独立的财政权力，所谓“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60]，所谓“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61]，即是其反映。至此，唐代真正“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62]的藩镇才算是普遍形成了。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的许多规定，如罢采访使，置观察使，内地设藩镇，给诸道以自调兵食之权，等等，都只是临时措施或权宜之计，“待后当有处分”。但是，为什么安史之乱以后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固定化、制度化了呢？为什么平定藩镇叛乱战争的胜利却带来了一个藩镇林立的局面呢？这正是下文我们所要探究的。
[1]《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8页。
[2]《通典》卷29《折冲府》，第810页。
[3]《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第157页。
[4]《旧唐书》卷38《韦思谦附嗣立传》，第2867页。
[5]《唐会要》卷85《逃户》，第1560页。
[6]唐玄宗《禁逃亡诏》，《全唐文》卷28，第320页。
[7]武则天《改元光宅赦文》，《全唐文》卷96，第996页。
[8]《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第2892页。
[9]《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八月，第6753页。
[10]《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发号令二》，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11]《通典》卷2《田制下》，第32页。
[12]《新唐书》卷134《宇文融传》，第4567页，云：“（宇文）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
[13]唐玄宗《命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诏（增补）》，《全唐文》卷31，第345—346页。
[14]《资治通鉴》卷212，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八月，第6753页。
[15]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全唐文》卷211，第2136页。
[16]《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八月，第6899页。
[17]参见《旧唐书》卷1《高祖纪》，第3—16页。
[18]《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384页。
[19]《通典》卷148《兵典·总序》，第3780页。
[20]《唐会要》卷97《吐蕃》，第1731—1732页。《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23—5224页。
[21]《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24页。
[22]《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第2891页。
[23]《旧唐书》卷144上《突厥传上》，第5171—5172页。
[24]参见《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第2978页。
[25]《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第5354页。
[26]武后时，先是曹仁师全军败绩，其后王孝杰死于战阵（《唐会要》卷96《契丹》，第1717—1718页）。延和元年（712）幽州都督孙佺与奚战，丧师十二万（《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第5355页）。开元二年（714），薛讷全军又为契丹所覆灭（《旧唐书》卷93《薛讷传》，第2984页）。
[2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5页。
[28]岑仲勉《隋唐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9页。
[29]参见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8年第9卷第1期。
[30]有关东华公主、东光公主出嫁时间，据《资治通鉴》《旧唐书·玄宗纪》为开元十四年（726）；据《旧唐书·奚传》及新出《安建墓志》，嫁东光公主时间为开元十年（722）。《安建墓志》，齐运通《洛阳新获墓志百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第164—165页。
[31]参见《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第2790页。
[32]参见《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第2939—2940页。
[33]参见本书附录一《唐节度使始置年代考定》。
[34]《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第1315页。
[35]《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第1827页。
[36]《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第222页。
[37]诸镇带支度营田使最早为景云元年（710）的河西，最晚为开元十年（722）的陇右、幽州。分别见《新唐书·方镇表》（第1760页）和《唐会要》卷78《节度使》（第1424—1425页）。
[38]参见《唐会要》卷78《节度使》，第1433—1434页。
[39]《通典》卷33《郡太守》，第907—908页。
[40]参见《唐会要》卷77《巡察按察巡抚等使》，第1412—1413页。
[41]参见《唐会要》卷77《巡察按察巡抚等使》，第1413页。
[42]卢俌《置都督不便议》，《全唐文》卷267，第2713页。
[43]《唐会要》卷68《都督府》，第1194页。
[44]以上并见《唐会要》卷68《都督府》，第1195—1196页。
[45]参见《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第148—153页。
[46]《唐会要》卷77《巡察按察巡抚等使》，第1415页。
[47]《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第1420页。
[48]《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第1421页。
[49]《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第1420—1421页。
[50]《唐会要》卷78《节度使》，第1431页。
[51]《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第1420—1421页。
[52]《通典》卷32《都督》，第895页。
[53]参见《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十二月，第7007—7008页。
[54]参见《资治通鉴》卷217，唐肃宗至德元载（756）三月，第6957页。
[55]参见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全唐文》卷366，第3719—3720页。
[56]《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第1421页。
[57]《唐会要》卷78《采访处置使》，第1421页。
[58]颜真卿《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全唐文》卷337，第3416页。
[59]李观《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全唐文》卷534，第5421页。
[60]《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756）七月，第6984页。
[61]《唐会要》卷83《租税上》，第1536页。
[62]《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