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平圣人

清人孙星衍辑《孔子集语》，友人严可均撰《序》，有云：“孔子修百王之道，以诏来者。六经而外，传记百家所载微言大义，足以羽仪经业、导扬儒风者，往往而有。其纂辑成书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论语》十卷，皆不存。见存杨简《先圣大训》十卷、薛据《孔子集语》二卷、潘士达《论语外篇》二十卷，而薛书最显，不免罣漏。近人曹廷栋又为《孔子逸语》十卷，援稽失实，不足论。”此书“增多薛书六七倍，而仍名之为《孔子集语》者，识所缘起也。其纂辑大例：《易十翼》《礼小戴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举世诵习，不载；《家语》《孔丛子》，有成书专行，不载；《史记·孔子世家、弟子传》，易检，亦不载。其余群经传注、秘纬、诸史、诸子，以及唐、宋人类书，巨篇只句毕登，无所去取”。[1]今有郭沂《孔子集语校补》，补苴了孙氏所“不载”，后经增订、注释，改题《孔子集语校注》，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2]两书相继收录了一些简帛文献。对了解孔子的言论、事迹，这种资料汇编等于划了最大范围的一个圈儿。

俞樾以孙书收“遗谶、寓言，未免榛楛勿翦”，[3]意谓有失杂滥。实则载孔子言行，《论语》流传而有阙略，《史记》集成而有增饰，大纲大目在是，其他材料更不可信。《韩诗外传》称：“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势利，以持养之。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4]《说苑》称：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纲纪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彼〔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说行，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5]

孔子意义被不断放大的过程，即假孔子之名的言行不断层积的过程。这种“儒教”化倾向招致了严复的绝妙讽喻：“至于孔子，则生知将圣，尤当无所不窥。于是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蔀障。且忧海水之涸，而以泪益之，于孔子亦何所益耶！往尝谓历家以太阳行度盈缩不均，于是于真日之外，更设平日，以定平晷，畴人便之。儒者亦然。故今人意中之孔子，乃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世有好学深思之士，于吾言当相视而笑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