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
1950年的秋天,我从巴黎回到北京,住进西单旧刑部街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第一件事是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色制服,换下了西服和领带。
很快我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但美术学院住房紧张,一时没有我的宿舍,靠友人帮助,暂租住东四魏家胡同一个四合院的两小间南房,南房朝北,不进阳光,房中无隔断,似堆杂物的仓屋。房门口有棵不大的树,院子极窄,这里属进入正院的入口处,大概原先是看门人的住处。
我急匆匆赶回宜兴老家,接来久别三年的妻和未见过面的孩子可雨。我们三人就落户在这小屋里,除了我从巴黎带回的三大铁箱画册和法文书籍,什么家具也没有,开始买双人木床、木桌、木椅、木书柜、煤球炉、煤、米、油、盐,妻学习如何用煤球炉,生火、封火,用一只桶到里院打水,我们开始在不习惯的北京做自己南方口味的简易饭食,往往中午做一顿饭,晚上将剩饭煮成泡饭,保持老家农村的习惯。人地生疏,门庭冷落,没有客人,记得只有老同学董希文和罗工柳来做过客,妻做饭招待他们,炖了红烧牛肉。
整个院子不小,好像有二进庭院,前院住着两位寡妇,后院北房正厅是房主老太爷的起居处。为了联络友谊,我买了二锅头和熏鱼等到上房请老太爷喝过酒,他爱喝酒,知道我是刚留洋回来的,对我很礼貌。平时我们不进里院,也不让可雨进去玩,小可雨只能在自己门口数尺见方的小院里玩,那里既无野草,也无蟋蟀,远不如在老家农村快活。
我的工资是350公斤小米,并须给在故乡的父母按时寄去生活费,土改前后,他们的生活困难极了,还抚养着几个未成年的妹妹。我节省下不多的美元存在东四一家银行里,每月工资用完时便到银行去取一点美元兑成的人民币。到银行取钱,总须领一块铜牌等候叫号,小小年纪的可雨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有时我和妻商议家用缺钱问题时,可雨便很快插嘴:到解放军叔叔那里去要一个铜板就有钱了。因银行门口总有解放军站岗。
从魏家胡同到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并不远,我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每天骑车到校上课。课外,骑车上街办事、买菜、写生,此后三十余年,自行车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战马,戎马倥偬,我前后骑破了三辆飞鸽牌自行车。
不到一年的时间,美术学院给我分配了住房,就是那大雅宝和小雅宝胡同间的古老院落,和李可染对门而居,同院尚有李苦禅、王朝闻、张仃、董希文、彦涵等等。有一次齐白石到李可染家做客,可染先生请我过去相见,这是我见齐老先生唯一的一次机会。我住的是平房,太暗,为了作画,我打开了一个大大的天窗。光线倒明亮了,但夏天日晒时奇热,妻和孩子都勉强忍受,我感到无限内疚,悔恨选择了画家职业。那点美元早已用完,生活日益拮据,于是常常联想到鲁迅的《伤逝》。友人劝我搞点“创作”换点稿费,但我的作品是绝不会被接受的,比涓生的处境更困难。
我们生了第二个孩子,妻不久又怀了第三个孩子,人工流产是犯法的,友人介绍我们去找一位日本私人医生打胎。找到地址,那位日本医生早溜掉了,有说是被捕了。我从家乡拉来母亲照顾孩子,但南方农村妇女实在住不惯风沙扑面的北京城,何况我们的条件又极差,用水不便,更谈不上洗澡,住不久她还是回去了。
1974年夏,吴冠中全家于北京前海北沿旧宅
托人给妻在大佛寺小学找了个教师的工作,她于是也学会了骑自行车,买辆旧车每天往返于大雅宝胡同与大佛寺之间,每晚带一大堆作业回来批改,灯昏人倦,苦瓜家园弥漫着苦味。
我终于被挤出美术学院,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住房条件改善了。住在北院,那本是朱自清等教授住过的高级住宅,不过如今已破旧,属清华的中下等宿舍了。面积不小,有两间卧房,一间书房,一间客厅,大厨房里还可住保姆,于是又从老家再接来母亲及一位亲戚,共同照料三个孩子。妻的工作调到了清华附小,上下班很近,生活上较方便了。因有了客厅,我骑车到天桥地摊买了一套半旧的沙发,并立即跟着运货的平板三轮骑回清华,毫不疲乏,看到自己家里有了沙发,倒颇感高兴。
离开了美术学院,我从意识形态的文艺漩涡中心被抛到边缘,在宽阔的清华园里开始走上艺术道路中的独木桥,虽孤寂,倒清净,躲开了那许多虎视眈眈的眼神。小孙孙吴吉今年以第二名考上了清华附中高中重点班,他雄心勃勃,早就立志要进清华,去年依他的愿望我们带他参观了一次清华园,并到北院怀旧,我们原先的住房已拆除,小孙孙对此自然没有感触,他爸爸当年还躺在摇篮里,也没有任何记忆了。
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后,我被调到正在筹建中的北京艺术学院,全家搬到恭王府院址中的临时住所,稍后分配在前海北沿的会贤堂,那是蔡锷与小凤仙相聚过的名盛一时的大饭店,今已破败,成了脏乱不堪的住了几十户的大杂院。我家住两间北房,这原是早先的大厅堂,极高,被分割成五间住房,我住西边两间,最靠边的一间照不到阳光,几乎是暗黑的。在廊子的拐角处用木板围一个做饭的空间,那该是厨房了。从此,学习每年更换糊窗户的纸,安装和拆卸火炉及烟筒,到外院打水,倒脏水,倒土……体会大杂院里的生活。会贤堂处什刹海与后海之间,地基潮湿,房间又不通风对流,地面和墙壁终年是湿漉漉的,我六七十年代写生的几大木箱油画怕潮,设法用砖将木箱垫高,另做一个高高的大木架,几乎直达房顶,将最佳作品存放到高空。大木架、双人床及一张书桌便几乎占满了房间,我将油画架安置在廊子里,在户外作画,光线倒很明亮。我在院里种过葡萄、葫芦、木槿、蜀葵、玫瑰和野菊,因土壤潮湿,这些花木总长得很茂盛,郁郁葱葱,掩盖了破烂门窗的窘态。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自己养鸡,花木便让位给鸡窝,鸡窝系用我的次品油画及向日葵秆所组建,鸡的住宅新建时,五彩缤纷。唐山大地震,会贤堂老屋摇摇晃晃,但没有倒塌,从此院里添了不少防震棚,防震棚后来逐步升级,成为各户新置的小屋,于是我们须弯弯曲曲绕过这些小屋才能到达自家门口。我家在会贤堂住了二十几年,这老屋被我充分利用了,但也曾闲置过三年,那是六七十年代之间,三个孩子插队边境、农村,我及妻各自到部队劳动,大门常锁,锁成了耗子们的乐园。当我们再返十三号凶宅,启锁入室,就如《十五贯》中况钟启封察看尤葫芦的凶宅,须先用扇子扇开蛛网与尘埃。今天会贤堂已挂上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门牌也不是十三号了,破烂依旧,鲜花朱颜未改。
1979年是大手笔书写的一条历史的分界线,我有幸被划入了八十年代。孩子们长得快,都到了成婚的年龄,但两间破房里岂能屋中架屋,我不得不奔走、申请,像同代人一样为下代人寻觅立足之地。终于轻工部批准在劲松新建的楼房中给我分配了两个小单元,真是天大的喜事,虽具体分房人索画、索……也心甘情愿送到了他府上。我搬上了新楼,地面干燥,墙壁洁白,便将光线最充足的一间做了画室,虽只十一平方米,毕竟是专用画室了,海外朋友来访时,我可以让他们参观我的袖珍画室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只缺电话了,大概又过了三两年,又托人,又送画,最后也安上了电话。
八十年代初的劲松西口,几乎没有什么商店,买米买盐要跑许多路,但妻从煤饼炉边解放出来,用上煤气,家务还是减轻了许多,不过她每天赶到前海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去上班,路途遥远,须倒几次车,早出晚归,依然很忙碌。有一回她颇有感触地告诉我:今天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位好心人让她座位,客气地说请老太太坐。她第一回听人称她老太太,感到很受刺激,她似尚未发觉五十余岁的她已被划入“老”之行列,人才上高楼,年龄也紧跟上楼了。岁月从不袭击人,却像机灵的小偷,悄悄窃去人们的年华,当人们发觉被偷掉了的现实,为时已晚,空余无奈的悲哀了。
住上高楼,自行车尚无处存放,家人又都坚决不同意我再骑车,从此与车告别,颇感秦琼卖马时那种对马的依恋情怀。我授课的时数逐渐减少,更不愿参加诸多社会活动,将时光都消磨在袖珍画室里,反刍数十年来风雨中积累的素材,决心战死于八十年代,先不考虑能否进入九十年代。
从工作中退休下来,住上新楼不几年,妻突然病倒,人生永远被生活作弄,花花世界里花样不断翻新,都离不开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的内核,核心处宁静地打着坐的,是释迦牟尼吧。
换了人间,尚存紫禁城,不见了北京城,我如今出门已不辨东西南北。高楼林立,商品楼房潮涌京城,我也买了方庄一个单元,比劲松的住处略宽敞,不过画室还是太小。许多画家到郊区去自建画室,形成多处画家村,但自己学开车已太晚,离不开方庄了,只能在方庄附近找个宽大的画室,以酬“壮志”,了却平生的心愿,能为人间留下一些巨幅作品。
方庄是个不错的小区,今日车水马龙,就生活而言,我们已无所求,比之魏家胡同、大雅宝胡同、清华北院、前海会贤堂、劲松西口,已步步高升,不需再向高处看了。早晚漫步楼间公园,绿树成荫,红花簇簇,这里是老年人的世界,他们都历经沧桑,大都在大杂院里侍候过煤球炉,体验过到胡同里上厕所、澡堂里排队洗澡的北京居民的常规生活。这些生活的旧踪都已模糊,人们今天谈的已是商海风波或海外子女们的信息了。
(原载1998年11月1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