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尽天涯路
198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秉明走进巴黎私立的业余美术学院“大茅屋”。
三十年前，我每天上午到巴黎美术学院学习，下午参观博物馆、画廊，到鲁弗尔美术史学校听课，晚间除去补习法文的时间外，便总是在这里画人体速写。
“大茅屋”虽非茅屋，也确是简陋的，但这里麇集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男女老少还是老样子，旧气氛。只是我没带画夹，也忘掉流逝了的三十年岁月。
出了“大茅屋”，我们进入附近一家小咖啡店，也是三十年前常去的老店，相对坐下，额头的皱纹对着额头的皱纹，昔日的同窗已是两个年过花甲之人。雕刻家熊秉明现任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呢，是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刚访问了西非三国，路经巴黎返国。我总不忘记秉明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有三个寓居巴黎的俄国人，他们定期到一家咖啡店相聚，围着桌子坐下后，便先打开一包俄国的黑土，看着黑土喝那黑色的咖啡。我很快意识到忘了带一包祖国的土，那撒进了周总理骨灰的土！我立即又自慰了，因我很快就要飞回北京，而秉明近几年来也曾两度返国。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写信告诉我，他将自己的寓所题名“断念楼”。在恋爱纠纷中，爱的交错中，人们也许下过断念的决心，但对母亲，对祖国之爱，真能断念吗？我复信偏偏直戳他的痛处：“楼名断念，正因念不能断也！”
留在巴黎的老同学不只秉明，还有法学博士志豪、史学家景权……及著名画家无极和德群，他们都各自作出了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秉明问：“如果你当年也留在巴黎，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你满意吗？”我微微摇头，秉明也许知道我会摇头，这摇头的幅度远及三十年、六十年！
1946年，我和秉明等四十人考取了留法公费，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凭什么站住脚跟呢？凭艺术，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花花世界的豪华生活于我如浮云，现代艺术中敏锐的感觉和强烈的刺激多么适合我的胃口啊！我狂饮暴食，一股劲地往里钻。鲁迅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但当我喝着奶的时候却挤不出奶来，我渐渐意识到：模仿不是艺术，儿童和鹦鹉才学舌。虽然水仙不接触土壤也开花，我却缺乏水仙的特质，感到失去土壤的空虚。当别人画圣诞节时，我想端午节，耶稣与我有什么相干！虽然我也没有见过屈原，但他像父亲般令我日夜怀念……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高更及塞尚等画家吗？为什么他们都一一离开巴黎，或扎根于故乡，或扑向原始质朴的乡村、荒岛？我确乎体验到了他们寻找自己灵魂的苦恼及其道路的坎坷。我的苦闷被一句话点破了：“缺乏生活的源泉。”
憎恨过政治腐败、生产落后的旧中国的游子怀乡了。故乡的父老兄妹是可亲的，可惜他们全都看不懂我的艺术，无知是他们的罪孽吗？贫穷绝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们画室来了一个体态优美的女模特儿，受到大家的赞扬，但只画了三天便旷课不来了，别人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谁知她为什么自杀？但我眼前却浮现了童年见过的几个上吊和投河的青年女尸，她们原都是我认识的美丽的好人。
1947年底，吴冠中（右一）与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凯旋门前
1947年在巴黎凡尔赛宫
回想当年离开上海到欧洲去，搭的是美国邮轮，船将抵意大利的拿波里港，旅客们便登岸换火车。船上头、二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一二十美元的小费人家看不上眼，我们四等舱里的中国留学生怎么办？开个紧急会，每人出一二元，集成数十元，派个代表送给服务员，可美国人说，不要我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有一年暑假我在伦敦度过，经常乘坐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汽车，那车中售票员挂着皮袋，售票的方式同今天北京的情况仿佛，也同时用硬币和纸币。有一回我用一个硬币买了票，身旁一位胖绅士接着拿出一张纸币买票，售票员将刚才我买票的那个硬币找补给他，他轻蔑地摇摇头，售票员只好另换一个补给他。
巴黎美术学院与鲁弗尔博物馆只隔一条塞纳河，一桥相通，趁参观人少的时候，我们随时可进馆去细读任何一件杰作。我一人围着米洛的维纳斯转，转来又转去，正好没有什么人参观，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同爱神交谈哩。大腹便便的管理员向我姗姗踱来。我想他大概闲得发慌，来同我谈艺术解闷吧，便笑脸相迎。他开口了：“在你们国家哪有这样珍贵的东西！”我因缺乏急中生智的才华而受惯了闷气，这回却突然开窍了：“这是你们的东西吗？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走的。你们还抢了我们祖先的脑袋，吉美博物馆[1]里的中国石雕头像是怎样来的？”
1982年从巴黎返国后，我又去了西安，在霍去病墓前，在秦俑坑前，在碑林博物馆的汉唐石雕前，我想号啕痛哭，老伴跟随我，还有那么多观众，我不敢哭。哭什么？哭它太伟大了，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
对留学的经历，我记忆犹新，青年人总是不安于自己的现状。师范毕业后我当了大学的助教，超出了父亲的当小学教员的最高期望。但大学校长在一次助教会议上说：“助教不是职业，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中转站……”当时确实没有白胡子助教，要么早已改行了。留学！这是助教们唯一的前程，夜深沉，我们助教宿舍里灯光不灭，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预备班。我的老师们大都是留法的，他们谈起过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也有因没有路费便到海轮上充当水手混出国的，自然这也便是我追踪的一条窄路了。没有钱，只要能出了国，便去做苦工，或过那半流浪式的生活，一切为了至高无上的艺术。但要混，首先要通法语，否则怎么混得下去呢？后来我才知道，不通法语混下去的“留学生”也还是有的，那就是靠了娘老子给的许多许多的钱。我于是下决心攻读法文，在艺术学校时奋力钻研艺术技巧，对法语学得很马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利用沙坪坝大学区的有利环境，到中央大学外文系旁听法文，同时兼听初、中及高级班法文，饿得慌啊！经人介绍认识了焦菊隐先生，跟他补习法文；又经人介绍认识了近郊天主堂里的法国神父，只要他约定了时间，无论是鹅毛大雪或是暴雨之夜，泥泞滑溜的羊肠小道，从未能迫我缺一次课。精力还有剩余，到重庆旧书店里搜寻到一批脏旧破烂的法文小说，又找来所有的中文译本，开始逐字逐句对照着读，第一本读的是《茶花女》，其后是《莫泊桑小说选》《包法利夫人》《可怜的人们》……书读了高高一堆了，每读一页，往往得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手里一直捏着那本已被指印染得乌黑乌黑的字典。当时吃的糙米饭里满是沙子、稗子、碎石子，人称百宝饭，吃饭时边吃边拣，全神贯注，吃一碗饭要花许多工夫。我突然发觉，这与我读法文拣生字是多么的相似！拣，拣，那一段拣生字和沙子的生活多值得怀念啊！
喜从天降，日本投降了，此后不久，教育部考选送欧美的公费留学生，其中居然有两个绘画名额，我要拼命夺取这一线生机。我的各门功课考得都较满意，唯有解剖学中有关下颌骨的一个小问题答得有些含糊，为此一直耿耿于怀，闷闷不乐。到沙坪坝街头去看耍把戏解解愁吧，那卖艺人正摆开许多虎骨和猴头，看到那白惨惨的猴头下颌骨，真像箭矢直戳心脏似的令我痛心！直到几个月后，留学考试发榜，我确知被录取了的时候，这块可恶的下颌骨才慢慢在我心头松软下去。
我到巴黎了，不是梦，是真的，真的到了巴黎了。头三天，我就将鲁弗尔博物馆（卢浮宫）、印象派博物馆和现代艺术馆饱看了一遍，我醉了！然而我那黄脸的矮小个儿，那一身土里土气的西装，受不到人们的尊敬。虽说明显地表示蔑视的事例不算太多，但触及自尊，谁不敏感呢？有一回我到意大利偏僻的小城西乙那去看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在街头，有一个妇女一见我便大惊失色地呼叫起来。她大概是乡下人，从未见过东方人，她的惊恐中没有蔑视和恶意，但通过她这面镜子，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用人家的语言同人家谈话，说得不如人家流畅，自己很感别扭，心情不舒畅。在国内，我曾以能讲点法语为荣，在巴黎，反因为什么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同人谈话，感到低人一等。留学，留学，留在异邦，学人家的好东西，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委屈些吧，忍气吞声也要学到手。我曾利用假期，两次到意大利参观博物馆，却一回也没有进过餐厅。面包夹香肠比重庆的百宝饭要高级多了，但找个躲着吃的地方却不太容易。
半年，一年，我首先从同学和老师处逐渐地得到真心实意的尊重和爱护。绘画这种世界语无法撒谎，作品中感情的真、假、深、浅是一目了然的，这不是比赛篮球，个儿高的未必是优胜者。那是在三年公费读完的时候，苏弗尔皮教授问我，要不要他签字替我申请延长公费？我说不必了，因我决定回国了。他有些意外，似乎也有些惋惜。他说：“你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最勤奋，进步很大，我讲的你都吸收了。但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我无法教你……你确乎应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教授感到意外是必然的，我原计划还要住下去，永远住下去，如今改变初衷，突然决定回国，也出乎自己的意外。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异邦看祖国，别人说像是睡狮醒来了。不，不是睡狮之醒，是多病的母亲大动手术后，终于恢复健康了。我已尝够了孤儿的滋味，多么渴望有自己健康长寿的母亲啊！那时，解放区的两位女代表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里，同我们部分留学生相见，张挂起即将解放的全国形势图，向我们讲解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欢迎我们日后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形势发展得很快，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在学生会里立即挂起了五星红旗。于是学生会与国民党的大使馆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的大使曾以押送去台湾来威胁我们，但不久使馆里的好几位工作人员起义支援学生了。形势发展很快，在我们留学生的脑海中，也掀起了波涛，回不回国的问题像一块试金石，明里暗里测验着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目中的麦加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三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而且说句私房话，我这个黄脸矮个儿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不，艺术的较量不凭意气，脚不着地的安泰[2]便失去了英雄的本色，我不是总感到幽灵似的空虚吗？回去，艺术的事业在祖国，何况新生的祖国在召唤，回去！我已经登上归国的海轮了，突然又后悔了，着急起来，急了一身汗，醒了原是一梦。啊，幸而我还睡在巴黎！过了几个月，还是决定要回去，终于登上海轮了，确实登上了海轮，绝不是梦了，那是1950年夏天。
归航途中，游子心情是复杂的，也朦胧，我情不自禁地在速写本的空白处歪歪斜斜记下了一些当时的感受，且录一首：
我坐在船尾，
船尾上，只我一人。
波涛连着波涛，
一群群退向遥远。
那遥远，只是茫茫，没有我的希望。
猛记起，我正被带着前进！
落日追着船尾，
在海洋上划出一道斜晖，
那是来路的标志……
我并不总坐在船尾，而更多地憧憬着来日的艺术生涯。河网纵横的家乡，过河总离不开渡船，压弯了背的大伯，脸上有伤疤的大叔，粗手笨脚的大婶，白胡子老公公，多嘴的黄毛丫头……还有阿Q吧，他们往往一起碰到渡船里来了，构成了动人心魄的画面。我想表现，表现我那秀丽家乡的苦难乡亲们，我想表现小篷船里父亲的背影和摇橹的姑爹，我想表现……我想起了玄奘在白马寺译经的故事，我没有取到玄奘那么多经卷，但我取到的一些造型艺术的形式规律，也是要经过翻译的，否则人民的大多数不理会。这个翻译工作并不比玄奘译经容易，需要靠实践来证明什么是精华或糟粕，我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要画出中国人民喜爱的油画来，靠自己的脚去踩出这样一条路。
到北京了，我这个生长于南方的中国公民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我看到第一个国庆节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我这矮个儿拔高了，我的黄脸发红光了。我被分配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我多么想将西方学来的东西倾筐似的倒个满地，让比我更年轻的同学们选取。起先，同学们是感兴趣的，多新鲜啊，他们确确实实愿意向我学习。过了一年多，文艺整风了，美术学院首先反对“形式主义”，说我是形式主义的堡垒，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社会主义的艺术到哪里去学？我不知道，大概是苏联吧！说来惭愧，当我给同学们看过大量彩色精印的世界古今名家专集后，他们问有没有列宾的，我不觉一怔，列宾是谁？我不知道。我曾以为自己几乎阅尽世界名作，哪有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大画家呢！查法文的美术史，其中提到列宾的只寥寥几行，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有一天，在王府井外文书店见到一份《法兰西文艺报》，头版头条大标题介绍列宾，这报刊我在巴黎时常看，感到很亲切，便立即买回家读。那是著名的进步诗人阿拉贡写的介绍，文章头一句便说：“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的画家恐怕很少人知道他是谁。”啊！是这么回事，我几乎要以此来原谅自己的孤陋寡闻了！我所介绍的波堤切利、夏凡纳、塞尚、梵高、高更……同学们一无所知，但他们也很想了解。然而有人说我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并说自然主义只是懒汉，而形式主义才是真正的恶棍，对恶棍不只是应打倒的问题，要彻底消灭。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没有人认真研究。什么是形式主义，谁也不敢去惹。在那些“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的眼里，我这个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满身是毒素，他们警惕地劝告同学们别中我的毒。我终于被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教水彩之类偏于“纯技法”的绘画课程。后来又离开清华，到艺术学院任教，那已是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了。
我被调出美术学院，不只因教学观点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有创作实践中的别扭与苦恼。连环画、宣传画、年画……我搞不好，硬着头皮搞，心情并不舒畅。我努力想在油画中表现自己的想法，实现归国途中的憧憬，但有一个紧箍咒永远勒着我的脑袋——“丑化工农兵”。我看到有些被认为“美化了工农兵”的作品，却感到很丑。连美与丑都弄不清，甚至颠倒了。据说那是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唯一的道路是改造思想。我真心诚意地下乡下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吃尽苦中苦，争做人中人。劳动，批判，改造；再劳动，再批判，再改造，周而复始地锻炼，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想自己是改造不好的了，不能再表现我触摸过他们体温的乡亲们，无法歌颂屈原的子孙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潘光旦先生在思想改造汇报中写过的几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因为写得真实：“农民看到我用的手帕，以为是丝的（其实是布的），我很难过。他们辨出我抽的烟丝同他们抽的原来是一样的，我感到高兴。”我住在农民家，每当我作了画拿回屋里，首先是房东大娘大嫂们看，如果她们看了觉得莫名其妙，她们绝不会批判，只诚实又谦逊地说：“咱没文化，懂不了。”但我深深感到很不是滋味。有时她们说，高粱画得真像，真好。她们赞扬了，但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因我知道这画画得很糟，我不能只以“像”来欺蒙这些老实人。当我有几回觉得画得不错的时候，她们的反应也强烈起来：“这多美啊！”在这最简单的“像”与“美”的评价中，我体会到了农民们朴素的审美力，文盲不一定是美盲。而不少人并非文盲，倒确确实实是美盲，而且还自以为代表了工农兵的审美与爱好。今年我去了华山，在华山脚下，有些妇女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结扎着花朵似的彩线，很美。我正评议那尾巴的处理手法，她解释了：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么，不是看真老虎！
我并不以农民的审美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何况几亿农民也至少有千万种不同的审美趣味吧。我并没有忘记巴黎的同学和教授，我每作完画，立刻想到两个观众，一个是乡亲，另一个是巴黎的同行老友，我竭力要使他们都满意。有人说这不可能，只能一面倒，说白居易就是雅俗共赏的追求者，因之白诗未能达到艺术的高峰。但我还是不肯一面倒，努力在实践中探寻自己的路，不过似乎有所侧重，对作品要求群众点头，专家鼓掌。
“搜尽奇峰打草稿。”三十个寒暑春秋，我背着沉重的画具踏遍水乡、山村、丛林、雪峰，从东海之角到西藏的边城，从高昌古城到海鸥之岛，住过大车店、渔家院子、工棚、破庙……锻炼成一种生理上的特异功能。当我连续作画一天时，中间可以不吃不喝，很多朋友为我这种工作方式担心，有时中间勉强我吃一个馒头，结果反倒要闹消化不良的毛病。我备的干粮，总是在作完画回宿处时边走边啃，吃得很舒服。那才是西太后的窝窝头呢。饮食无时学走兽，我特别珍惜这可贵的生活能耐，这是我三十年江湖生涯中所依靠的“后勤部长”啊，如今齿危兮，发斑白，怕我这位忠心耿耿的“后勤部长”亦将退休了！“旅行写生”一词，本不含有什么恶意或贬义，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游山玩水”。但我一向很不喜欢称我的工作为“旅行写生”。我不是反对别人在游山玩水中同时写生，只是我自己从未体验过边旅行边写生的轻松愉快。1959年酷热的夏天，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去，背着数十公斤的油画材料和工具，坐硬座车先到广州。火车晚点，抵广州时已是晚上十点来钟，站上排着好几条长长的队伍，我两肩背着、两手提着笨重的行李，一步一步挪动着排在队尾，弄不清队头的情况，只好全凭别人的指点。我不懂广东话，别人给我比画又比画，到底还是弄错了，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看出我原来是排在买西瓜的行列里。于是重新排入登记旅店的队，再排乘坐三轮的队，及至抵达遥远的一家小旅店时，店主人说没有空床。我说是登记处指定来住的，他说那是昨天的空床，此刻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从广州返回北京时，我的行李已变成大包的油画，画在三合板上，油色未干透，画与画之间留有空隙，千万不可重压，但行李架上已积压得满满的了。无可奈何，只好将画安置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从广州站到北京，站肿了腿，但油画平安无恙地到家了，我很满意。
“四人帮”倒台后，我的情况好起来，被邀请出去作画和讲学的机会多起来，坐飞机、坐软卧，而且当地总有不少美术工作者照顾着，陪同下去作画，有时还有摄影工作者跟着，拍摄我作画的镜头。我很不喜欢那些表现画家作画的镜头，绝大多数都是装腔作势，反使观众误解画家的工作。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一群人前呼后拥地围着我一同到野外写生，摄影师忙开了，要我这样、那样地摆姿势，有时我正工作紧张，连蚊子咬在手臂上都抽不出手去拍打，可我却往往要为被摄影而变换位置。
1979年的冬末，我在大巴山中写生，冒着微雨爬上高山之巅，去画那俯视下的一片片明镜似的水田。正因微雨，烟雾蒙蒙的蜀中山色分外迷人。山高路滑，天寒手冻，居然还有一位青年女画家罗同志坚持着跟我上山。我们在公路边选定角度，路边的小树尚未发芽，便将伞扎在它瘦瘦的躯干根部，勉强遮着点画面和调色板，人蹲着画，张开着双臂的背又从另一面保护了画面。细雨不停，我们的背湿透了，手指逐渐僵硬起来。这都不算什么，最怕那无情的大卡车不时在背后隆隆驶过，激起泥浆飞溅。快！我们像飞机轰炸下掩护婴儿的妈妈，急忙伏护画面，自己的背上却被泥浆一再地挥写、渲染，成了抽象绘画。真可惜，这时却没有跟踪的摄影师！
我之不喜欢“旅行写生”这名词，不仅是由于它会令人误以为写生是轻松的旅行，更由于它是对写生实质的一种误解。“旅行写生”不意味着只是图画的游记吗？最近有人问我对文人画有何看法。我说文人画有两个特点：一是将绘画隶属于文学，重视了绘画的意境，是其功；但又往往以文学的意境替代了绘画自身的意境，是其过。另一特点是所谓笔墨的追求，其实是进入了抽象的形式美的探索，窥见了形式美的独立性。由于传统的民族心理习惯的熏陶，我爱绘画的意境；由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爱好，我重视形象及形式本身的感染力。鱼和熊掌都要，我不满足于印象派式地局限于一定视觉范围内的写生；我也不满足于传统山水画中追求可游可居的文学意境。我曾长期采用在一幅画中根据构思到几个不同地点写生的方式组织画面，我称之为边选矿、边炼钢。目的是想凭生动的形象来揭示意境。多数群众从意境着眼，他们先听歌词。而对美术有较深修养的专家则重视形式，分析曲谱。作者呕心沥血，在专家与群众之间沟通，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功过任人评说。
我本来年年背着画箱走江湖，而“文革”期间，在部队劳动的那几年中，每天只能往返于稻田与村子间，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但背朝青天、面向黄土的生活，却使我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我先认为北方农村是单调不入画的，其实并非如此，土墙泥顶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的季节，燕子飞来，又何尝不是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姑娘，这种纯朴浑厚的色调，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是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到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紧张地奔跑哩。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任人践踏。我失去了作画的自由，想起留在巴黎的同行，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也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勤奋耕作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会令我羡慕、妒忌、痛哭吧！没有画笔，我在脑子里默写起风景诗来：
村外，水渠纵横，
路边，苇塘成片……
我的诗情画意突然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击个粉碎。由于我的痔疮严重起来，走路困难，让我留在村子里副业组养鸡鸭。感谢领导的照顾，我工作中格外兢兢业业。但偏偏有一只黄毛乳鸭突然死了，有人说我心怀不满，打死鸭子是阶级报复，于是解剖小鸭，说内脏无病，只头骨有青色，证明是打死的。指导员根据“无产阶级立场坚定者”的汇报，要我向群众检查打死鸭子的思想根源。天哪，我怎能打鸭子呢？但像我这样资产阶级立场的人，讲话只能算是顽抗，指导员要发动全连批判我。夜晚，我这一向不哭泣的人落泪了。睡在同一炕上的同学劝慰我，我说这简直是《十五贯》。第二天，这位同学用不平的口吻在群众中评议此事，并又重复了我引的《十五贯》比喻。指导员又把我叫到连部，我以为他可能发现了自己的武断与粗暴，要同我谈谈思想了吧，然而他更加愤怒了，声色俱厉地责问我说过了什么，我愕然了。他盛怒之下卷了卷衣袖：“老子上了《水浒传》了？”我更摸不着头脑，他看我确是尚未开窍，补充道：“《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只你聪明，我没有看过吗？”他终于没有能发动起全连对我的批判会，因绝大部分党员和群众都主张先调查研究。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有一些星期日允许我们搞点业务，可以画画了。托人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在村子里的小商店，我买到了农村地头用的轻便小黑板，是硬纸压成的，很轻，在上面刷一层胶，就替代了画布。老乡家的粪筐，那高高的背把正好做画架，筐里盛颜料什物，背着到地里写生，倒也方便。同学们笑我是“粪筐画家”，但仿效的人多起来，形成了“粪筐画派”。星期日一天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全靠晚饭后那半个多小时的自由活动。我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我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海洋中，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我天天在瓜地里寻，以为我大概是丢了手表之类的贵重东西，便说：“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
1972年前后，我回到北京，打开锁了多年的凶宅似的宿舍，老伴和插队的孩子们陆续返回。我在自己的家里作起画来，不必再提心吊胆。我又开始走江湖，拥抱大好河山，新作品又一批批诞生了。然而好景不长，“黑画”风波又起，我将自己的画分成许多包，分散地藏到与美术界无关系的亲友家去。心想，也许等我火葬后，它们将成为出土文物吧。
真正能心情舒畅地作画，那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了。家里画不开大幅油画，画了也无法存放，我便同时用宣纸作起大幅水墨画来，画后便于卷折存放。在油画中探索民族化，在水墨中寻求现代化，我感到是一件事物之两面，相辅相成，艺术本质是一致的。1979年，我的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的油画和水墨画便是我探索的杂交品种。我不否认是艺术中的混血儿。有人爱纯种，说油画要姓油，国画要姓国，他们的理由与爱好，谁也干预不得，但在东西方艺术之间造桥的人却愈来愈多，桥的结构日益坚固，样式也日益新颖，我歌颂造桥派！
刘姥姥进大观园，长期与外界隔膜，突然回到三十年前的学习旧地巴黎，在现代艺术的光怪陆离中，有时感到有些眼花缭乱，有时又不无一枕黄粱之叹！看了非洲的、美洲的、日本的、南斯拉夫的与菲律宾等等的现代艺术，感到欧美现代艺术确是世界化了，面目在雷同起来，颇多似曾相识之感。尽管是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然而真正动人心弦的作品并不太多。艺术的发展不同于科学的飞跃，它像树木，只能在土壤中汲取营养，一天天成长。标新立异不是艺术，揠苗助长无异自取灭亡，但那种独创精神和毫无框框的思路，对我们则是极好的借鉴。在巴黎已成名家的华裔老同学们的作品中，我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听到了乡音，虽然他们的作品是抽象的，但像故国的乐曲，同样是熟悉的。也由于这东方故国之音吧，他们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成功。
欧美现代艺术的世界化与民族艺术的现代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其间有一见钟情的相爱，又有脾气不同的别扭。我珍视自己画在粪筐架着的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遗憾的是，世界人民看不到或太少见到我们的作品。三十年前的情景又显现了，又记起了回国不回国的内心尖锐矛盾，恍如昨日，不，还是今日。回国后三十年的酸甜苦辣，我亲身实践了；如留在巴黎呢？不知道！秉明不已作出了估计吗：“大概也走在无极、德群他们的道路上，排在他们的行列里。”无极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我不自觉地微微摇头回答秉明的提问时，仿佛感到了三十年的长梦初醒。不，是六十年！
（原载《人民文学》1982年第10期）
[1] 巴黎吉美博物馆专门收藏陈列东方艺术品。
[2] 安泰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但一离地面便失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