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课后记
这节课想要传达的主要思想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中，我们需要先把握本体，再依据本体的特征（本体论），寻找恰当的认识途径（认识论），最后，设计或寻找恰当的认知工具（方法论），来观察对象、分析对象，最后在概念和理论中再现研究对象的形态和运动。就理论学习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概念和命题，更需要了解其对象的各种事实，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镜中的影像，忽略镜外的鹦鹉。最可笑的情形是，鹦鹉已经走了，可我们还在讨论镜中的影像。沿着这条方法标记，目前的社会学理论丛林，就大体有了一个轮廓。
下课后，6位同学的第一反应是要求再讨论一次。这次课上，老师的看法太多，被“冲懵”“有点跟不上”了。学生们没有提问，没有质疑，课程讨论就成了老师自白的独角戏。从课堂效果看，这次教学实验总体失败。现在反思一下，可能的原因有四：智力、经验、理论素养和道具局限。
什么是智力？见所未现、识所未形、辨同于异、释变以常。智商论将一组符号和问题呈现给被试，然后，将其答案和标准对照，以判断其智力取值。[52]在前面的讲课转录中，有几位同学的讨论符合这种智力测量模型，他们的思维不断在各种文本中转圈圈。但我们可以对智力进行另一种鲜活的测量，那就是测量在一个既定的对象（事、物、局面、情境、图像、视频、文本）中，一个个体能够抽取的信息量的多少（智力广度）、真假（智力效度）、抽象水平（智力深度）和联想性（智力跃迁）。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节课中所使用的视频，也是一个智力测试题。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其智力的各个维度，不仅在个体层次上有可能超越一个研究者，在集体层次上肯定大于任何一个研究者的智力。和物理学和化学的情形不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存在智力差，是高智力的研究者在考察低智力或无智力的研究对象。在社会学的研究情境中，智力差有可能是反过来的。低智力（如视频中的鹦鹉）如何“阐释”高智力（如画面外的我们）？如果我们认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意识和文化的构成成分，智力差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难题。
我们对环境和自己的知识来自亲知、闻知、辨知、实验和模拟。对社会学的研究者而言，社会经验的缺乏，极大制约了我们对研究对象和理论知识的理解。对学生而言，他们多是屏幕一代，在学校和家庭两扇门中穿梭，是社会“小白”。对经年的研究者而言，自己的田野经验或宽或窄，但即使是无限丰富的人生轨迹，也不过是无限可能中的一条。若我们的主要理论来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面临相同的窘境：对外国鹦鹉缺乏了解和观察，只能以本地鹦鹉或想象的鹦鹉加以替代。
在理论素养上，社会学的理论现状和教学方式，正在强化亚历山大所谓的“名人整合论”（Alexander，1982）。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很多理论名人堂中的外文著作，还不一定有所得。即使有所得，也可能是学术生涯的后期，头发花白、即将退休。在这堂课中，我试图给学生们一个理论丛林的标记，可他们每一个人脑海中的理论丛林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相同的作者和相同的著作，在不同的翻译术语下，也会显现不同的文本涵义。我想要做丛林标记，他们却在找丛林在哪里。
最后，这个道具具有局限性。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俯视全局，但在研究对象的相似性上，社会学类似宇宙学，对象广大，所有研究者只能在对象内部进行。试问一下，宇宙有多大？宇宙是什么形状？宇宙的边界是什么结构？对这些提问，宇宙学只能应对以假说和假定。通过已知定律和观察事实间的差距而推导出的“暗物质”“暗能量”等概念，也还在不断寻找其存在的本体证据。社会学研究者也在社会之内，[53]除了广大之外，社会的边界还具有无形的特征。因此，就复杂性而言，两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数量、空间、时间上累加的复杂性之外，社会对象还在符号、心理、生物、人造物等维度上让复杂性相互缠绕、嵌入、迭代、投射、互渗等。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我们是这种超级复杂体的一个产品，有时还是一个部件。[54]换言之，我们对社会元素的了解总体上优于对社会总体的了解。当社会处于分层结构下，位于其顶端的行动者个体，也难以窥见社会全貌，更何况是处于下层或边界位置上的众多个体。在社会行动领域，对战略预判的需求强度，大抵是社会学研究的这种窘迫局面的尴尬指示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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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夏传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调查与方法研究室研究员，博士。联系方式：xiacl@cass.org.cn。
[2]请检索“可爱小鹦鹉照镜子，被自己美到得意忘形”查看视频。作为行动者，我们建议您（作为一个读者）先看一下视频，回答9个提问，记录自己的答案后，再阅读后面的记录文本，您可能会有一种参与感和对话感。
[3]魏廷烨同学承担录音和转录工作，所有学生均进行化名处理，在此致谢。
[4]诚实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学术素养。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忍受一个疑问的煎熬，会通过类比、投射等心理机制，迅速用已知替代无知，从而绕过问题，形成决策并付诸行动。在时间约束的行动中，快速决策并行动具有进化优势。但这个习得的思维习惯，却是没有时间压力的学术研究的天敌。很多学术成就需要在一个研究问题上经年煎熬，历期有时甚至长达几十年，它的起步是直面无知。
[5]参见夏传玲（2021）。
[6]从这个回答顺序中，我们可以重新体会一下马克思为什么说《资本论》的第一章最难。跳出熟悉的思维结构，以新概念（而不是常识）看熟视无睹的旧事物，这是社会学专业工作者必修的一门基本功，即褪去成长过程中各种社会化机制所塑造的自我，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对各种社会形式和文化符号敏感的“局外人”。
[7]臆测行动者的意图是社会化过程中一种思维倾向，它（无心/有意的区分）是行动后果的内外归因的重要依据。但在田野观察和社会学分析中，应竭力避免观察者对行动者的目标投射。行为学派通过忽略行动者的主体性以避免这种倾向，还不如正视它的存在，通过言行相较、行叙相较、言叙相较来识别和确认行动者的意图。这里，言是行动者之间的真实发生过的沟通，包括通过话语、姿态、手势、信号、图像、文字、印章等信息载体所形成的沟通；行是行动的简称，是行动者的各种肢体活动的总称；叙是叙事，是行动者将各种事实串联起来的日常理论。在这节课中，目的恰恰是要求学生回答这些问题，以检验他们对研究对象和三个理论流派的总体把握。
[8]区分是最简单的结构，它是两次运算或运作（最简单的过程）的结果，先划界，再指示。划界将虚空分为两个部分，指示将其中的一部分标识为对象（系统），另一部分未被标识，则成为背景（环境）。这样，一个区分就是由一界和不对称两面所组成的结构。可参见Spencer-Brown（1969）。秦明对观察和区分的理解，和原作者不同，属于概念误用的情形。对社会学研究而言，由于符号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误解不仅会出现在行动者身上，也会发生在研究者这里。这种认知情形不同于自然科学家（物理、化学），其研究对象不存在“误解”问题，唯一可能出现阐释错误的是研究者自己。
[9]秦明的发言体现了应试教育对培养社会学新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是猜题，这样，研究就变成了寻找对错而非真假的猜谜过程，提出问题的人是掌握真理的人。第二是以重述问题的方式来解答问题，他将自己对9个问题所涉及概念的理解，当作是对提问的解答。此时，概念回到了创建者那里，失去了它们在现实中的对应物（即意义）。对社会学研究而言，这个结果是致命的，他无法在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例中，看到这些概念的对应物。这是本本主义在这个课堂上的一次演示。
[10]这是社会学研究对象带来的特殊认知难题。和人类学不同，社会学常常假定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存在文化隔阂，通过移情和沟通，他们可以正确阐释对方的话语和行为。但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双重释义的阐释难题还是存在的。在这里，张沐将人类的认知投射到鹦鹉身上，这和视频中的叙事者将鹦鹉的行为阐释为臭美一样，都是投射。有经验的定性研究者，常常在田野访谈中“装傻”，以避免自己的投射曲解被访者的话语或叙事。
[11]互联网已经深刻影响到屏幕一代的学习习惯。但资本对知识的渗透（软文和话术、消费/生产知识在互联网上的比例、营销对心理的操纵等）和占有（文本数据库和专利）、搜索引擎对知识呈现的操控（自参照和竞价排名）等，让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优势越来越偏向阶级社会的上位者。就学术而言，学习概念、理论、方法的参考文献类型，以精确度排序，依次是原作，作者的专门词汇词典，分支学科的词典和手册，社会学词典和手册，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大百科全书，专业工作者的博客、网页、论坛、公众号等。
[12]特别是社会学理论的文化舶来品性质。
[13]这些词汇都是人类意识投射的结果。
[14]在英文中，我们需要区分actor/agent，可译作“行动者/执行者”，前者具有自主的大脑和手脚，后者只有手脚，大脑原则上受制于外界。中文语境下，有很多类似的表达，例如，东家/管家或佣人，主事/跑腿，委托/代理等。
[15]当代术语称“模态”。
[16]在视频中，它存在于鹦鹉的羽毛之内，在物理上和身体无法区分。
[17]法国有一幅画，生动展示了记号和指代之间的关系，参见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作品《这不是一个烟斗》（This is Not a Pipe）。画的是烟斗，文字却说，这不是烟斗，两者形成张力。从记号来说，两者没有矛盾，因为画中只有烟头的象形记号，不是烟斗的实体。张力来自我们默认通过记号来指代实体，才会出现“分明是烟斗，怎么又说不是”的阐释矛盾。
[18]除了常识所识别出的语言之外，社会学特别强调货币、权力、慈爱、教养、真理、法典等专门建构的社会沟通媒介。参见Luhmann（1984）。
[19]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中，意识在社会之外，是心理系统的构成元素，沟通才是社会系统的构成元素。这是对社会的纯形的理解和界定。参见Luhmann（1984）。
[20]海德格尔在这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学术史的客观性既依赖于前人思考的符号化，也依赖于后人将这些符号准确无误地转化为鲜活的理解。封存于符号中的旧思想，以某种方式，在各种极限内演变成鲜活的、现在的新思想。在解读一个文本之前，解读者所拥有的所有概念，已经构成对该文本的预阐释。参见Heidegger（2010）。
[21]这是当代通信技术的理论基础。
[22]相似度是文化、群体、阅历、智力等因素的函数。
[23]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出世态炎凉，有人看出儿女情长，有人看出诗词歌赋，有人看出阶级斗争。对社会学文本而言，因为主要的理论家均不是采用汉语写作，翻译的人员也不相同，相同作者的相同术语，在中文译作中，存在很多信使（术语），这种状况进一步增加了沟通的偏差。当前流行的重译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24]俗语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
[25]在我们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有一个阶段，我们不会撒谎，心口一致，俗语曰“童言无欺”。此时，一阶观察是主导模式，二阶观察尚在萌芽中。一旦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可以用话语编排甚至虚构自己的经历时，表明二阶观察正式启动。在社会调查中，中文把入户过程描绘成“访谈”，访表示研究者是客人，谈是主宾之间的言语交流，但主人的谈话诚意（心口相一）受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机制的影响（参见Freud，1920；Kahneman，2011），客人则把沟通看作收集研究资料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访谈过程中，他需要把握三条线索，故事线是倾听被访者的言谈、在其中区分言行叙、依据研究问题作回应（追问、反问等），事实线是在访谈的背景中观察各种物体和现象，和故事线相参照，理论线是当前案例在相关理论中的解释，和实时观察互动互参。访问则表示研究者角色是客、互动是主。询问表示研究者在角色上和互动中都是主人。在英文中，相同过程被描述成Interview或InterView，具有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相互对视的含义，但没有主客区分，研究者在这种对视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挖掘社会学理论建构所需要的矿产（参见Kvale，1996）。可见，访谈过程是三种观察模态的混杂，特别是对研究者而言。
[26]我们常常将英文的truth翻译为真理，这是值得商榷的。在逻辑学这里，truth仅表示真假属性中的真，和“理”（theory）没有关系。真理对应的英文应是true theory或true rationality。
[27]黑格尔辩证法所关注的问题，参见Hegel，1986。
[28]中译本是“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马克思，2004：22），没有英译本的误读，但也没有将马克思的比喻翻译出来。参见Carver & Terrell，1975。
[29]换成哈哈镜、夜视镜、相控阵雷达，镜像会是什么？
[30]这里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
[31]三个人都在画面外，本体论的问题被置换成认识论的问题，三个人如何看鹦鹉照镜子。
[32]物理学家或化学家。
[33]好个应该！“应该”在此处指一种思维的缺陷：以规范替代辨析。
[34]除了历史顺序悖逆，更重要的是，这是马克思私人笔记中的自言，并非讲演。
[35]考试目的是一种知识记忆时，才具有效力。
[36]文本参见Plato（1892）。
[37]这里发生了概念漂移，从时间维飘向空间维，此示例混淆了条件和时点。
[38]2014年美英联合制作的科幻电影，原名Interstellar。
[39]从一个符号飘向另一个符号，就是无法下落到眼前的真实具体，这里是视频所记录的现象。
[40]那我们为什么需要两个术语？本本主义以书本替代现实，教条主义以原理替代现实，两者均忽略应用它们的条件和情境，汉语说“张冠李戴”，英文说reification。在这个视频中，教条主义没有具象，因而没有进入讨论。
[41]马克思已多次指明，从虚构开始会给社会学理论带来无历史、无形式的永恒真理的假象，因而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性：事物发展而带来的形式变化。参见马克思（2004）。
[42]以经验代替具体分析。
[43]理想主义的建构。
[44]韦伯的拿手好戏。
[45]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命根子。
[46]这对基于访谈和问卷（即基于叙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事实效度提出挑战。
[47]从自己的主观看，大多数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从观察者的视野看，即使是心甘情愿、自主自决的事情，也有可能为客观社会力量所驱动，从而让主观上的行动者，变成客观上的执行者。例如，马克思把资本家称作“资本的人格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资本的执行者。参见马克思（2004）。俗语也有身不由己的说法。
[48]更重要的是，所有行动都有时间域，换言之，具有时代和历史局限。若以实践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唯一检验标准，那么，和当前主流的行动不相一致或不相干的理论，就失去了检验的可能性。
[49]即使不考虑社会规律的二阶性，本体上的意识维度，也会让社会学理论验证的初始条件无法一再重复。在考试领域，重测效应是例证。
[50]这带来理论传承、研究评估上的混乱。在理论教学上，我们只有学者及其学说，没有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一部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变成孔德、斯宾塞、托克维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米德、布劳、帕森斯、默顿、科塞、科尔曼、哈贝马斯、曼海姆、吉登斯、加芬克尔、贝尔、埃利亚斯、福柯、利奥塔、布希亚、鲍曼等名人堂。在理论评估上，验证、否证、反驳、证伪等围绕真假属性的工具和标准，让位于评比、冠名、期刊和出版社评级、复杂的计分系统（正面）、相对主义（所有理论都是话语、信仰，中性）和怀疑主义（解构一切宏大叙事，负面）。
[51]在社会学中，我们对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是割裂的。当前的定量方法大量借鉴统计学，把一种处理随机性的形式方法，当作是对社会事物的恰当数学描述。定性方法则拘泥于符号和叙事，坠入研究对象的自描述迷宫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形式界定，是由公设、假定、概念、命题、假设所构成的系统，而不是一种本体界定，即理论是真实对象在符号上的抽象再现。同样，我们对方法的理解也局限于形式界定，即方法是固定的研究程序、工具。我们没有看到，研究方法是应用于知识生产领域的真理论或有效公设。在这种割裂中，我们看不到“理论的方法”和“方法的理论”这两种组合。前者让我们失去建构新概念的能力，后者让我们失去创造与我们研究对象相宜的新方法的能力。
[52]测试者在智力上的居高临下感在术语上暴露无遗。
[53]按照卢曼的形态分类，互动、组织和社会是三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对前两者，社会学研究者可以身处研究对象的边界之外。参见Luhmann（1984）。
[54]人类学家需要通过饮食关、语言关、交往关“三关”，才有可能让自己完成田野社会化的过程，从而具有初步的跨文化阐释能力。社会学家需要相反的步骤，通过异域视野和概念悬置，删除本文化的社会化效应，获取对平常的反常觉悟。马克思关于个体是社会产物的观点，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它和当前流行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不同，主张个体不是自变量，是因变量，因而不能以假定的方式加以建构，例如，理性人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