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敝帚自珍》：在《桂子山上的树》背后

我是一个俗人，恐怕这一辈子也难以脱俗了。因此，我在这里还是要非常俗套地表示一下我的谢意。首先我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湖北省新华书店，感谢以上单位为我的拙著《桂子山上的树》举办这么热闹、这么排场、这么高端的一个推介活动；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王先霈教授、陈建宪教授，以及我的朋友江清和先生、金立群先生、董中锋先生、翟锦女士等，感谢你们淌着夜色、披着冷风来为我站台、捧场、助威；我还要特别感谢李蓉、白炜和徐佳晨三位美女，感谢你们为这次活动付出的辛劳、智慧与才情。上面这串感谢，虽说俗套，却是发自肺腑。讲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人生在世，该俗的地方还是要俗，有些真情实感，只有用俗的方式才能表达出来。如果要刻意地弃俗奔雅，那我们可能就会生活在一片虚情假意之中，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装神弄鬼，索然无趣。所以我认为，该雅的时候就雅，该俗的时候就俗，尽量做到雅俗同构，雅俗互动，雅俗共赏。为人如此，为文似乎也应如此。

好了，在一番感谢之后，我想着重讲一讲我这本散文集背后的故事。很多读者已经知道，《桂子山上的树》既是这本书的书名，同时也是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我先讲一下作为单篇文章的《桂子山上的树》的来历吧。

那是二〇一五年夏天，学校一年一度的毕业大典快要到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任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覃红教授的一个电话，他通知我参加一周后即将举行的毕业典礼，并要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典礼仪式上发言。接到这个电话，我既欣喜又害怕。欣喜的是，学校领导对我比较信任，否则不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害怕的是，我这个人一向随随便便，嘻嘻哈哈，幽默有余，严肃不够，从来没有在高大上的场合讲过高大上的话，担心自己狗肉上不了正席。说老实话，当时我的害怕远远超过了欣喜，感觉压力比山还大。我还试图婉言拒绝，但领导没有同意。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在那之前，我压根儿没想到要以《桂子上的树》为题写一篇文章，更没想到写出来之后还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压力有时候也是一种机遇。如果没有来自覃副书记的压力，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写《桂子山上的树》这样一篇文章，因此也就不会有《桂子山上的树》这么一本书。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真应该正视压力，珍惜压力，感谢压力。

接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任务之后，我开始琢磨如何写这篇发言稿。假如求简单、求方便、求轻松、求稳妥，我一个钟头就可以把发言稿搞定。因为，各种类型的讲话网上都有，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更是铺天盖地，鼠标一点便会扑面而来，我只需要复制、粘贴，然后改几个名称便万事大吉。但是，我向来讨厌干这种勾当，觉得复制粘贴比偷盗还丑。无论写什么文章，我总喜欢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积累、自己的体验和自己的感悟。接到覃副书记电话的次日下午，我下课后一个人去了学校的电影场。因为我知道，那年的毕业典礼将在电影场举行。我想去那里走走，为写发言稿找点儿灵感。

学校的电影场，我真是太熟悉了。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在那里看电影，一看就是几十年，至少也看了上千场。那里，还留下了我无边无际的回忆。比如，一九七九年，我们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场大型报告就是在电影场听的，做报告的是著名教育家陶军副校长。他曾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学贯中西，见多识广。陶校长事先准备的题目是大学生怎样谈恋爱，刚一开口讲，主持会议的人便急忙打断说，陶校长，现在的大学生是不能谈恋爱的。陶校长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哭笑不得地说，那我换个题目吧。遗憾的是，陶校长后来讲的题目，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他讲到恋爱两个字的时候，同学们的脸都涨红了，红得像烧锅。又比如，我当年看电影，大都是坐在银幕背面看的。原因是，我那时很穷，穷得连冰棍儿都吃不起。起初，我们寝室的几个同学总是一起去看电影。但他们比我富有，总是一边看电影一边买冰棍儿吃，还买花生瓜子之类的食品，并且还要给我吃，我不吃他们还不依。来而无往，我很难堪。于是，再到看电影的时候，我便先谎称不看，等他们走了以后再一个人去电影场。为了不被室友们发现，我就坐到银幕背面去看。从背面看电影别有一番味道，画面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字是反的。后来我认反字相当厉害，就是当年从反面看电影训练的结果。

要说起来，学校的电影场十分普通。场地不大，而且多为溜坡；舞台不高，设施极其简陋；场边的房子也没什么特别之处，看上去就像民居。但是，电影场周围的树却非常独特，非常别致，非常动人。其中有参天耸立的梧桐，有双臂难抱的香樟，有数不胜数的桂子。它们又多，又粗，又高，枝繁叶茂，浓荫如盖，遮天蔽日，将电影场紧紧地缠绕着、掩映着、簇拥着。看到这些树，我不禁猛然想到了一个人，还有这个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周挥辉教授。他早先在校报当主编，后来到学校宣传部任副部长，之后被派往传媒学院当了几年党委书记，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早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就跟他很熟。他比我晚两届，但我们经常在同一个教室里上晚自习。他总是坐教室最后一排，我也习惯坐教室最后一排，可以说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他身上的毛发特别旺盛，腿上长得黑麻麻的，脸上也有不少。他有一个爱好，喜欢一边看书一边扯自己的毛发，扯下来并不马上丢掉，而是整整齐齐地放在拐手椅上，等到快放满时，才鼓足一口气使劲去吹，将它们吹得四处乱飞，看上去仿佛一群横冲直撞的黑蜻蜓。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不同凡响，认为他有雄心、有壮志、有抱负、有追求、有理想，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果不其然，他大学毕业便留校工作，尔后一步一个脚印，步步坚实，步步高升。

周社长在宣传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曾说过一句颇富哲理的话。那一年高考结束不久，学校搞了一个名为开放日的活动，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应届高中生到桂子山来参观访问。活动由宣传部负责组织，具体牵头人就是周副部长。大概是因为朋友关系吧，他让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还让我代表教师给中学生们讲几句话。我讲话之前，周副部长把我介绍了一下。在介绍我时，他突然说到了树。他说：“一所大学好不好，看这所大学的树粗不粗就知道了。”周副部长对我的介绍，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他关于树的那句话，我却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他的孝感口音，我都记忆犹新。他把雌乌“粗”读成雌鸥“粗”，给人的印象格外深。说到这里，我禁不住又想多说几句。我发现，普通话固然好，但它的表现力有时候却远远比不上方言。比如我念大学时，给我们讲《诗经》的是温洪隆教授。他是江西人，不会说普通话，讲课用的都是江西方言，虽然有点儿难懂，但听起来抑扬顿挫，婉转如云，悠扬如歌，慢慢听就会懂个八九不离十，并且越听越有韵味。温老师讲《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一边讲一边将它翻成现代汉语：“关雎鸟关关合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小哥儿想和她成双。”温润而柔软的江西方言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讲得风生水起，情意绵绵，让我们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听得心旌摇荡，如醉如痴。假如温老师用四平八稳、字正腔圆、波澜不惊的普通话来讲这首爱情诗，恐怕是讲不出那种独特而微妙的情调和意味的。这就是方言土音的力量。

上面也许扯远了，我马上言归正传，继续讲周副部长那个关于树的格言警句。那天，我去电影场为写发言稿寻找灵感，当我被四周的树紧紧吸引住的时候，周副部长那句话像一只在草丛中潜伏已久的野兔，扑通一下就跳上了我的心头。我顿时灵感来袭，脑洞大开，当即就决定从桂子山上的树入手，由树及人，先写自然形态的树，再写精神形态的树。因为有了灵感的指引，我很快就完成了构思。当晚一回家，我就开始了发言稿的写作，写起来十分顺利，可以说文思泉涌，得心应手，不到两个小时就写好了。回首这篇文章的写作，我真是要诚挚地感谢周挥辉教授。如果不是他的那句话点燃了我的灵感，我很可能就不会拿桂子山上的树来做文章。

在《桂子山上的树》这篇散文中，我写到了我们学校的三位学术大师。他们分别是章开沅先生、邢福义先生和王先霈先生。曾经不止一个人问我，桂子山上的学术大师很多，你为什么要选他们三位？我回答说，因为这三位老师给我的感觉最早、感触最多、感受最深。

章先生在我读大学时就已经蜚声中外了，我们都知道他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轰动一时，国母宋庆龄先生还亲笔为该书题写了书名；邢先生一九八〇年给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将语言和文学紧密结合，既讲授了语言规律又传授了文学技巧，深受大家欢迎与追捧。每逢邢老师的课，同学们都要早早地去教室抢前排的座位。我们班上有一个早熟的男生，喜欢照镜子，喜欢梳分头，喜欢往脸上搽雪花膏，更喜欢抓住一切机会给班上的四个女生献殷勤。每当遇上邢老师的课，他总是不吃早餐，提前一个小时就背着四个女生的书包去教室占座位。他每次占五个位子，自己坐中间，两边各坐两个女生，像一个妻妾成群的皇帝。可怜的是，四个女生上课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邢老师，斜都不斜他一眼；王先生当年给我们讲文艺理论，每次上课都不带讲义，总是一支粉笔讲到头，从西方讲到东方，从古代讲到现代，成竹在胸，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说起来，王老师在穿着上并不讲究，裤子上经常有破缝和补丁。然而，他的裤子越破，我们越崇拜他，真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大师，桂子山上的学术大师。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说几句闲话。现在，许多看上去挺时尚的老师，上课时总是吭哧吭哧地背一台电脑，一上讲台就打开电脑往投影仪上放视频，其实放的都是下载或复制的东西。在我看来，这类老师与乡村放电影的技术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旦停电，他们就会瞠目结舌，束手无策，呆若木鸡。我认为，在大学里，靠电脑和投影仪是放不出学术大师的。

以上，我详细回忆了《桂子山上的树》这篇文章的来历。接下来，我再简要地讲一下《桂子山上的树》这部书。近段时间，不少朋友和读者经常问我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用《桂子山上的树》做书名？二是为什么要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今天，我正好借此机会回答一下上面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创作上，我的兴趣主要在小说，散文写作只是偶尔为之。几十年来，我虽然在不经意间写了近百篇散文，但佳作寥寥。相比而言，《桂子山上的树》这篇影响稍大一些。当时，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之后，学校新闻中心的党波涛先生第一时间便把我的这个发言稿发到了网上，居然一夜之间有近十万人点击，随后又被多家报刊发表和转载，《中国教育报》上还出现了一篇关于这个发言稿的评论，对拙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自认为，《桂子山上的树》是我散文的代表作，所以就用这个单篇文章的标题做了这本散文集的书名。

我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之所以把《桂子山上的树》交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这个出版社就在桂子山上，既然书名叫《桂子山上的树》，那么就没有第二家出版社比山上的这家出版社更适合出这本书。其二，我的老朋友周挥辉教授现在是出版社的社长，而我的《桂子山上的树》的最初写作灵感来自他，我觉得在周社长任职的出版社出这本书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不过，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说，我在桂子山上出这本书并不划算。趁此机会，我请求周社长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是否考虑多给我开点稿费。当然，我这只是开个玩笑，周社长不必当真，更不必紧张。再说，我现在也不太缺钱花，钱对我来说多一分少一分已没有多大意义。我现在最看重的是感情，因为我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感情对我来说比钱重要一百倍。

最后，我再俗套一下，衷心感谢参加分享会的各位读者对我的厚爱与支持。你们的厚爱与支持，是我写作的动力源泉。再次感谢大家！

于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