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活中的对门与小说中的对门

《北京文学》的读者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说《对门》的作者晓苏，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谈谈《对门》的创作。

多年以前，我经历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我还住在大学校园内，对门住着一对身材高大的北方夫妇，男的在外国语学院教英语，还去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女的在马院教思想品德，多次得教学竞赛奖。两口子都说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像央视的播音员。他们的性格都很粗犷，而且容易冲动，经常敞着大门激烈争吵。有个夏天的中午，正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又吵架了，一边吵一边摔碗砸碟，后来居然还动手打了起来。我爱人心肠柔软，害怕他们伤筋动骨，便要我去劝架。开始，我只是站在门口劝他们住手，可惜毫无效果，反而火上浇油。他们越打越来劲，你揪我的头发，我揪你的耳朵，你给我一拳头，我给你一巴掌。没办法，我只好踩着满地打碎的瓷片去拉住了男的，然后将他带到了我家里。到了我家，他直接就坐在了沙发上，顺手从茶几上抓起一瓶农夫山泉就喝了起来。喝完矿泉水，他一边摸嘴一边问我爱人，你们吃过了？我爱人说，吃过了。他停了片刻又问，还有吃剩的吗？我饿坏了。我爱人说，只剩半盘饺子了。他说，饺子就饺子吧，先对付一下。吃饺子的时候，我爱人问，夫妻之间有啥大不了的事，至于动手动脚吗？他毫不隐瞒地说，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妹妹，曾做过三陪女，后来改过自新了，想自己开个超市。她装修门面缺钱，我支持了她一万元，老婆知道后就不依不饶，还一口咬定我和她有染，因此我们就打了起来。对门的男人讲到这里忽然问我，你这儿有啤酒吗？我说，对不起，我们从来不喝啤酒。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麻烦你下楼给我买两听吧，最好是蓝带的。我说，你就忍一下好了，待会儿回家再喝。他顿时有点儿不高兴，扭头质问我，是你把我请来的，喝两听啤酒不应该吗？我一下子哑口无言，只好去给他买了两听啤酒。此后不久，我们就搬出了校园，再没有见到过那对夫妇。后来我听说，他们离婚了。再后来，我又听说对门的男人和他那个同学的妹妹结为了夫妻。也就是说，他娶了那个曾经的三陪女。这个故事十分有趣，我一直想写，但始终没有找到创作灵感。直到去年冬天，又一个故事在我身边发生，它犹如一根火柴瞬间点燃了从前的那个故事，让我陡然觉得灵感来袭。

这个故事与我从前的一位同事有关。同事是研究宋词的，被圈内誉为柳永专家，关于柳永的学术专著就有十来本，加上其他著述，可以说著作等腰了。他在学术界名声响亮，还上过百家讲坛，一度成为众人追捧的学术明星。遗憾的是，他连续三年申报长江学者，结果都没有评上，每到最后关键时刻，总是遭人举报，不是说他师德师风有问题，就说他论文一稿多发。他为此伤透了心，公开发誓再不申报长江学者了。后来，他爱人在体检中发现患了宫颈癌，已经到了晚期。这对他来说仿佛晴天霹雳，他差点被击垮了。此后，他开始淡泊名利，一心照料危在旦夕的爱人，每天奔波在学校和医院之间，还要亲自打扫卫生和做饭。时间一长，他也撑不住了，于是托人请了一个保姆。保姆高考落榜后在武汉打工，比我的同事小二十岁，虽然出身于贫困山村，却长得貌美如花。同事一见，甚是满意，立刻出高薪将她聘为住家保姆。大约过了一个月，保姆的父亲突然找上门来，说在乡下为女儿找到了婆家，要她赶紧回去成亲。同事一下子慌了，为了留住保姆，便把藏在自己心底的想法告诉了她。同事诚恳地说，你别走，待我爱人去世后，我就和你结婚。当时，我的同事说的的确是真心话。可是，保姆没有马上答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配不上教授。同事问，为什么？保姆低声说，实话告诉你，我以前在洗脚城待过一年。同事哈哈一笑说，这有什么？即使你做过三陪，我也毫不介意。就这样，保姆留下来了。半个月之后，学校为了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又一次推荐同事申报长江学者，并且说学校已为他疏通了各种关系，可以说十拿九稳。在校方的鼓动下，他又一次申报了。去行政楼递交申报材料的那一天，主管科研的副校长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地对他说，为了这次申报万无一失，不给举报者以任何把柄，学校建议你把那个年轻漂亮的保姆辞掉。同事听到这个建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点了头，当天回去就把保姆辞退了。据说，保姆临走时哭得天旋地转。一个月后，同事顺利地评上了长江学者。不幸的是，同事评上长江学者的第二天，他爱人去世了。

正是由于这两个真实故事的相互刺激，我构思了《对门》这个小说。在小说中，我无意批判什么，也无意赞美什么，只是想客观真实地再现高校的现实生态。在作品中，我着力刻画了牛尖和康庄两位教授。一个是不顾一切坚持逻辑原则的学者，一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毋庸讳言，我比较欣赏牛尖这种人，他虽然性格怪异，行为反常，顽固偏执，甚至不顾自己的名声，但却能时时处处恪守逻辑原则。可悲的是，在我们高等学府里，到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争名逐利，名利双收，而坚持逻辑原则的人却寥若晨星，少而又少。这既是高校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北京文学》发表这篇小说。

于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