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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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我对上帝的评价相当低(上帝对我的评价很可能也是如此),对长辈们的道德判断也嗤之以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飞快地读完了别人丢给我的第一本哲学书,而它让我从此迷上了哲学,它就是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这本书认为,关于上帝的陈述是无意义的,也否定了道德中的“客观性”观念。它有一种绝妙的豪迈风格,不带丝毫怀疑。它蔑视哲学前辈,果断地了结了困扰哲学两千年的问题,如关于上帝、伦理和审美的那些问题。

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本书中的观点基本上已经被抛弃了。这些观点的起源地并非英国牛津,而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它们几乎全部(但不完全)是从一群被称为“维也纳学圈”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那里搬运来的。

以下是一些关于术语的快速说明。学圈的成员是逻辑经验主义者,有时也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我们的知识来源于自然世界,而“我们对自然世界可以有确凿的认识”这一思想,也算是实证主义的题中之义。学圈将这一立场与现代逻辑的使用结合起来,其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哲学。但“逻辑实证主义”一词是1931年才在美国的一份期刊上提出来的,所以我将沿用维也纳学圈大多数学者的提法,即“逻辑经验主义”。撇开标签不谈,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逻辑经验主义一度是哲学界最雄心勃勃、最时髦的运动。它的许多中心信条现在已被否定,但至今世界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一学圈,分析哲学,这个英美哲学系中强调语言分析的主流哲学形式,就不会以现在的形式存在。学圈可能没有找到所有的答案,但他们提出了大多数正确的问题,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仍在努力解决。

关于维也纳学圈,已经涌现了一些卓越的研究著作。本书则意在满足更为通俗的阅读兴趣——解说学圈成员都有谁,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为什么他们很重要,尤其是在他们发展壮大的环境中来理解他们。

维也纳学圈是一个哲学团体,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它。它兴起于一座艺术、音乐、文学和建筑都很繁荣的城市。奥地利首都在本书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作为现代主义的诞生地,它是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记者卡尔·克劳斯、建筑师阿道夫·卢斯、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和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的故乡。学圈的思想与同样流传在维也纳的其他思想相互补充、竞争。

此外还有政治和经济因素。学圈的诞生背景是经济灾难和不断上升的政治极端主义,而学圈本身也终将成为其受害者。在本书中,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除了学圈哲学的革命与传道的性质,还有学圈活动的那个动荡年代。我开始相信,无论其学术价值如何,学圈的研究计划,尤其是它对形而上学的攻击,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也使它在极右派中制造了强大的敌人,而这些敌人最终必然会把它摧毁。

对我来说,维也纳一直有一种奇特的魅力。我之前和约翰·艾迪诺合著《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维也纳为背景的。就我的个人因素来说,我母亲是半个维也纳人。我的外祖母——当时的名字是莉瑟尔·霍利切尔(Liesl Hollitscher)[1]——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与学圈里的年轻成员在那里学习的时间大致相同。我的家族和许多学圈成员一样,都是中产阶级、被同化的犹太人,而且和许多学圈成员一样,未能看到政治将会出现的极端转折。

写作本书带来了一些挑战,其一在于他们的哲学。一直以来,关于学圈的文字少有可读性,因为其哲学太过复杂。在本书中,我对学圈的哲学立场以及成员们卷入的各种哲学争论,包括学圈内部的以及学圈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只做了示意性的描述;但我也会问心无愧地将一些(有时确实困难的)哲学纳入其中。讲述维也纳学圈而不涉其哲学,就像讲一段关于某管弦乐队的历史而不提音乐。

挑战之二在于人物。维也纳学圈里颇有令人着迷的人物,其中一些值得为之专门写作长篇传记(有几位已经获得了这种待遇),一些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比另一些更引人注目——比如非同寻常的奥托·纽拉特,但他在哲学界之外几乎无人知晓。要对他们所有人都做公平的评介,需要一本体量五倍于此的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假新闻”这样的措辞四处纷飞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经验主义更有着空前的意义。我希望,在重新唤起人们对这群杰出思想家的兴趣方面,这本书能起一定的作用。尽管他们在其中发展壮大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但他们的思想精神还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

大卫·埃德蒙兹
@DavidEdmond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