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对不起，我有很多人要谢。我先从那些我最感激的人开始。

在为本书做了好几年研究之后，我去找了Thomas Ue bel，他是研究维也纳学圈的世界顶尖专家之一。我有一些问题想向他请教，就问能否去曼彻斯特拜访他，因为他在那里做教授。结果我发现，他经常在伦敦。我们在一家“温馨舒适”（gemütlich）的咖啡店碰了面——讨论维也纳学圈的人理应如此。我们有许多次漫长的会面，要靠咖啡因撑下去，这就是其中的第一次。在这次会面中，他让我对维也纳的各种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通读了手稿，纠正了其中的错误。我对学圈的解释和本书中无疑依旧存在的错误，皆不由他负责。但是，谢谢你，Tho mas，谢谢你在时间和知识方面的慷慨付出。如果没有你，这本书会差很多。

有几个人阅读了手稿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他们是：Liam Bright、Christian Damböck、Josh Eisen thal、Nathan Oseroff、David Papineau、Ádám Tuboly和Cheryl Mi sak。Cheryl还把她关于弗兰克·拉姆齐的精彩传记在手稿阶段就寄给了我。伦敦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Barry Smith对本书给予了令我喜出望外的有用反馈。与我合写过三本书的好友约翰·艾迪诺不止一次，而是两次通读手稿，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Neville Shack总是在手稿阶段就读我写的书，也是我的“逗号沙皇”。Edward Harcourt点评了精神分析一章。非常感谢Friedrich Stadler读了书稿，他和Thomas Uebel同样是维也纳学圈的国际权威。在本书写作的最后一环，即在书稿发给文稿编辑之前，Christoph Limbeck-Lilienau通读了全稿，发现了不少别人遗漏的错误。Hannah Edmonds对全文进行了整理。

一些专家给我做了私人辅导，如David Papineau和Chris tian Damböck，他们分别辅导了我科学哲学和鲁道夫·卡尔纳普；还有历史学家Edward Timms，他邀请我去他家讨论维也纳文化。Timms教授是奥地利的大权威，于2018年去世。Friedrich Stad ler与我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兰特曼（Landtmann）咖啡馆度过了愉快的几小时，而后又通过电子邮件耐心回答了我许多进一步的问题（他还提供了书中使用的许多照片）。Steve Gim bel好心地将他对学圈成员的亲属所做访谈的全套誊写通过电邮发给了我。Peter Smith纠正了我关于塔斯基的看法，Eli sa bethNemeth则在理解齐尔塞尔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Ádám Tuboly给我寄了一些关于纽拉特的非常有用的文章。

有两位匿名评审盛情发来了长达数页的详细评论。我用波洛式的侦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但我不会打破惯例在此点名。你们自己知道。谢谢你们。

在研究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人物，并对她相当着迷，那就是辛普森小姐。关于辛普森小姐的章节，取材于我当时参加的一档BBC节目，由我的朋友、王牌制作人Mark Savage出色制作。随后，这些材料又结成一篇5500词的文章，刊于《犹太纪事报》，编辑是Stephen Pollard。

我要感谢乐于助人的档案员和图书馆员，本书许多文献都是在大英图书馆阅读的。这是一处了不起的公共资源，可惜食物价格过高，把读书的收益都抹平了。它的建筑师Colin St John Wilson受过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在这栋由他设计的建筑里工作，我竟然感到一丝莫名的安慰。我利用的档案在以下几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包括波普尔档案馆和英国大学妇女联合会[BUFW]档案馆），同样在伦敦的沃伯格研究所，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感谢Sam Lindley和Rosie Burke），以及康斯坦茨、明尼阿波利斯和匹兹堡的收藏。特别要感谢康斯坦茨大学的Brigitte Parkenings，她礼貌而高效地回应了我有关莫里茨·石里克的数次请求；还要感谢匹兹堡大学一向友好的Lance Lugar。两位Josh，即Josh Eisenthal和Josh Fry代我在匹兹堡进行了一些档案研究。Sara Parhizgari从明尼苏达大学的赫伯特·费格尔档案馆给我寄了几十封信件。战后的美国对左派人士进行了出于妄想的偏执追捕，我在以前的几本书中就利用了相关材料，这里我必须再次承认我受惠于联邦调查局对人畜无害的知识分子的勤勉调查，因为他们为我提供了好几位学圈人物的档案。

感谢在德语和荷兰语的翻译上帮助了我的几位：Daniel Co hen、Hannah Edmonds和Tim Mansel。

特别感谢牛津上广实践伦理学中心，以及Julian Savulescu、Mi riam Wood、Deborah Sheehan、Rachel Gaminiratne和Rocci Wil kinson。我在该中心的兼职，已经持续了十多年，那里是一个启迪思考的地方，也滋养了我对哲学的热爱。

我感谢我在David Higham公司的经纪人Veronique Baxter，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团队的全员，尤其是Robert Tempio、Matt Rohal、Kathleen Cioffi和Anne Cherry（还有后来“叛变”去了另一家出版社的Al Bertrand）。

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我需要感谢。我向见过学圈成员的人发出过几次呼吁。其中一次发布在哲学网站Leiter Reports上，其余几次是通过美国的大学传递的。有几十个人联系了我，还有许多人也向我提供了信息，或是给我指出了有用的论文和书籍。我担心一定会有一些人被我遗忘，对这些人我表示歉意——但我想表达我对以下诸位的感激：

Albert Aboody，Laird Addis，Joseph Agassi，Thomas Al len，Bruce Aune，Harold Barnett，Mike Beaney，Bernhard Be ham，Robert Bernacchi，Jeremy Bernstein，Albert Borgmann，Ro bert Borlick，Alisa Bokulich，Liam Bright，Karen Briskey，Paul Broda，Sylvain Bromberger，Panayot Butchvarov，David Casa cu berta，David Chalmers，Robert Cohen，Susan Cohen，John Cor corol，Vincent Cushing，Richard Darst，Freeman Dyson（已故），Gary Ebbs，Evan Fales，Lorraine Foster，Liz Fraser，Cur tis Franks，John Gardner，Rick Gawne，Rebecca Goldstein，Leo nie Gombrich，Robert Good，Irving Gottesman，Adolf Grün baum，Alex Hahn，Phil Hanlon，Henry Hardy，Gil bert Harman，Rom Harré，Colin Harris，Alan Hausman，Mi ran da Hempel，Peter Hempel，Michelle Henning，Herbert Hoch berg，Gerald Holton，Mathias Iven，Charles Kay，Anthony Ken ny，Mead Killion，William Kingston，Richard Kitchener，John Komdat，Georg Kreisel（已故），Matt LaVine，Christoph Lim beck-Lilienau，Hugh Mellor（已故），Daniel Merrill，Elisa beth Nemeth，Ines Newman（感谢她在整理她的祖父，即我的外曾祖父的日记上的工作），Nathan Oaklander，Van Parunak，Michael Parish，Charles Parsons，Alois Pichler，George Pieler，Ann Plaum，Mika Provata·Carlone，Douglas Quine，Irv Rabowsky，Sheldon Reaven，Harold Rechter，Ma ria Rentetzi，Wayne Roberts，Lawrence Rosen，Felix Rosen thal，David Ross，Mar kus Säbel，Albie Sachs，Adam Sa nitt，Kenneth Sayre，Scott Scheall，Reinhard Schumacher，Eu gene Sevin，James Smith，Peter Smith，Raymond Smullyan， Ale xan der Stingl，Mar kus Stumpf，Thomas H. Thompson，Ale xan dra Tobeck，Á dám Tuboly，Joe Ullian，Frederick Waage，Brad Wray，John Win nie，Stephen Wordsworth，Leslie Yonce-Meehl，Michael Yud kin，Anton Zettl。

最后，感谢在我写这本书的漫长时间里，忍耐了最多的人：Liz、Saul和Isa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