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西方与东方”和谐共生[4]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对蕴藏在自然规律背后的、推动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根本因素的描述，是各种事物孕育、发展、成熟、衰退直至消亡的原动力，是奠定中华文明逻辑思维基础的核心要素，它具有统一、对立和互化这三个特点。阴阳有阴阳互体、阴阳化育、阴阳对立、阴阳同根、阴阳共生五对关系。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阳力是维持力，可转化，可变化，并且是永不停歇的运动，具有绝对的运动特性。

阴阳对立，即指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如上与下、天与地、动与静、升与降等，其中上为阳、下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升为阳、降为阴。而对立的阴阳双方又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如上为阳、下为阴，而没有上也就无所谓下；热为阳、冷为阴，而没有冷同样也就无所谓热。也可以说，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每一方都以其相对的另一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这就是阴阳互感。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宋代周敦颐《太极图说》），万物的化身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哲学思想始自先秦诸家，如《荀子·礼记》说：“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又说：“天地感而为万物化生。”这两句话指出阴阳交感是万物化生的变化和根本条件，其中的“合”“接”“感应”等都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之意。故又可以说天地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乃是万物生成和变化的肇始。

乾坤之阴阳互体关系，这里的互体是指双方因为对方的存在而存在。通俗地讲，就是有了地的概念才相对有了地之上的天的概念。反过来讲，天是指地上的天，没有了这个天，也就没有了与之对应的地。天是因为地的存在而存在，地是因为天的存在而存在。

西方与东方文化的阴阳属性

宇宙间任一事物都具有其整体性、相互依存性和相对独立性。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不但具有以上特性，同时又始终存在至少三个方面的因素：东方文化认为是阴、阳、中，而西方文化认为是负、正、零。中和零既是一个事物的诞生地，也是一个事物完成一次循环发展过程的终结地。在人类目前所能认识的自然界中，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事物，无不遵循着这一自然法则。

人类文化作为一个宏观的整体，同样遵循着这样的自然法则。我们发现，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包含了无数个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阴（负）、阳（正）、中（零），客观遵循着“无阴（负）无阳（正），无阳（正）无阴（负），无中（零）无源，孤阴（负）不长，孤阳（正）不生”的法则，自觉地完成由低层次阴（负）、阳（正）、中（零）文化的融合、重铸，升华为更高层次的阴（负）、阳（正）、中（零）文化这一过程。在这样一些规律和法则的启迪下，我们认为，今天人类的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必定产生和存在其自身的阴（负）、阳（正）、中（零）属性。

东西方文化虽然各自经历着相同的发展模式，但其文化类型的内涵与外延都是截然不同的，就好像从文化诞生的中心，朝着相对背离的两个方向发展，一阴一阳，一正一负。这样的演变，纯粹源于客观规律，源于宇宙法则，源于大自然的赐予。

第一，自然环境的不同造就了民族性格属性的不同。因为，自然环境和条件对人类早期文化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社会心理、民族性格的作用。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其结果无疑地反映在文化形成的胚胎中，并始终伴随着整个文化的发展。就东方文化而言，东方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当时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高路险、野兽猖獗、水患频繁、气候恶劣，加之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着，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生存的人们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秉性。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人们就要团结起来，以整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去战胜困难，进而形成了注重群体的民族性格。与此同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很容易对人的心理形成潜在的压力，进而也造就了整个民族温文尔雅、相对内向的民族性格。

就西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古罗马，整个地中海地区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希腊三面临海，交通便利，人民生活富裕，西方文化正是孕育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逐渐形成了西方民族特有的自由、任性、开放、广阔、放荡不羁、注重个体的民族性格，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心理因素影响下，自然造就了西方民族善于冒险、勇于开拓创新的民族风格。

第二，产业的不同造就了文化属性的不同。在东方文化中，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中华民族的祖先主要以农业为主，习惯地形成了以重视农业、重视天时地候物候的自然平衡、重视安居乐业、重视稳重长久的“农业社会文化”。而在西方文化中，由于欧洲大陆海阔天空，交通十分便利，因而造就了工商业的异常繁荣，并使之演化成为独特的“商业社会文化”。就农业与商业的文化属性而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商业本身并不能为社会增加财富，因此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把商业视之为末，而农业才是根本。

第三，文化的组成不同决定了文化的属性偏向。在东方文化中，构成其文化主体的是三元文化，即儒教、道教、佛教文化。儒教崇尚礼乐，道教崇尚自然，佛教崇尚积善存德。可以看出，三教的宗旨几乎都趋向于道德精神的修养，追求道德、崇尚和谐、崇尚德治，追求教化修养，追求精、气、神的三合一。因此，注重道德精神始终是东方文化的主旋律。而在西方文化中，组成其文化的是两元文化，也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犹太基督教文化的融合。在这些文化中，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富有科学精神和法律精神，基督教文化富有道德思想，二者融合后，整个文化特征始终偏向于崇尚科技、崇尚法律、崇尚物质文化的属性特征。

第四，东西方的价值取向不同，同样影响着文化属性的不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习惯于慎终追远，发思古之悠情，注重实际，循序渐进，追求和谐，追求稳定有序。在此基础上，东方文化的实用主义精神得以充分体现。在中国古代，中国的医学、物候学、农学、兵法、天文、文化、艺术都堪称世界之最，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大发明更是耀眼夺目，光照世界，这些都是追求实用主义精神的结果。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于抽象幻想，注重逻辑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思辨和严密的公理化演绎体系。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十分注重群体的思想，即所谓“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通过“修身齐家”，进而才能参与社会，即“治国平天下”。从整体上要求个人牺牲自己，克制自己，为群体的利益服务。而西方文化则崇尚个人，认为个人是独立的整体，可以不依赖任何人而存在，因此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个人的人权不容侵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契约”。

在东方文化中，人们十分注重“合”，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需要和蔼，家需要和睦，国家需要合并，管理需要统一。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成功地实施了“道德、政治、宗教”三合一的管理体制，道德就是政治，就是法律，“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就是修身、立家、治国的法宝和标准。

第五，东西方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不同，其属性也就不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共同协调发展，因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发展的必然联系。天地是一大宇宙，人就是一小宇宙，破坏自然就相当于摧残人类自己。因此，人类只有集天地之灵气，自然之精华，才能得到升华和发展，天地人的融合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认为，人是上帝的产物，自然物质是上帝为了人的存在而造就的，一切事物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因此，人类向自然索取丰富的物质财富是自然而然的事，再加之西方文化中本身就具有崇尚物质的特性，所以，片面地掠夺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就成了西方文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它们之间都存在各自不同的阴阳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共存的。

同住地球村，东西方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面临共同危机和挑战，彼此命运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呼吁全世界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是解决当今世界各种难题、消弭全球各种乱象的“中国钥匙”。未来世界的发展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共同的选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着眼全人类发展进步，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和共同利益出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担时代使命、共尽历史责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中国致力于建设美好世界的大国担当。可以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将加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洪流，成为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的“行动队”，携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高度概括，就是“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5]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是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与追求，已达成全球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