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表现为结构不对称的政治新现实

以竞争选举、议会政治、政党体制为三大支柱的西方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西方过去相当长时间的繁荣、富强和稳定，并且因具备制度韧性和包容优势使其虽历经多次挑战仍具生命力。然而，受全球化和人口转变进程加快的双重影响，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的异质化和多样性显著提升。受其影响的政治系统也在加速变化当中，并出现了一些多以负面为主的政治现象。政治“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证明西方世界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现实，且具有与人口结构不对称的特性。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民众政治分歧持续扩大

一定限度的社会合意是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基础，但它却正被显性的民众政治分歧所破坏。据皮尤调查中心披露，支持不同党派的美国民众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存在明显分歧且呈急剧扩大趋势，甚至超过了性别、种族和教育等传统领域的差距。欧洲同样面临选民日益分化的局面，且差异更为多样。尽管一定程度的分歧有利于激发政治活力，但分歧一旦超出政治系统所能承受的阈值就会严重侵害民主政治，社会极化、共识下降和否决政体就会接踵而至。原因就在于政党的中心职能之一是聚集和表达公民偏好，并将其转化为政府政策，那么当选民分裂时，政党就很难实现公民利益的有效表达。以美国控枪为例，枪支暴力加剧进一步激发了控枪的呼声。然而，枪支泛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治安问题，除了背后的利益集团、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外，“控枪”和“枪支自由”似乎也成为不同政治观念的“象征”。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及其背后的选民极度分化。如此，对于如何解决枪支暴力问题，国会很难拿出双方满意的方案。

（二）民粹主义再次迅猛崛起

民粹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产生以来，就像一个幽灵困扰着这个世界。作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政治现象，对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20世纪末以来，第三代民粹主义由抬头走向崛起乃至泛滥，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与前两阶段民粹主义更多地表征为左翼色彩不同，当下的民粹主义左右共振。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如在难民危机中蔓延的排外情绪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疑欧心态——使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势头更为猛烈。

民粹型政党崛起并进入议会掌握国家权力是民粹主义政治影响的集中体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和奥地利就出现了具有民粹特征的政党进入议会的先例。但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是2002年代表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国民阵线”（2018年更名为“国民联盟”）在法国首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当前，民粹型政党遍地开花，进入议会甚至赢得大选时有发生。目前，欧洲比较活跃且具备影响力的民粹型政党有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2015—2019年执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2013年大选获得25.5%的选票成为众议院的第一大党，2018年大选获得31%的选票，再次成为众议院的第一大党，并在2018年到2022年参与联合执政）、西班牙的“我们能”（西班牙第二大党）、法国的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多次进入大选第二轮，自诩为“第一大党”）和极左翼的“不屈法国”、英国的独立党（英国“脱欧”的主要推手之一）、德国的“另类选择党”（2017年大选获得13.1%的选票，将成为二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的“自由党”（曾参与联合执政）和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从2010年起连续执政，其党魁于1998年、2010年、2014年、2018年和2022年五次当选总理）等等。

民粹型政党的强势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国传统主流政党——右翼共和党和左翼社会党——已经连续两届未能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且得票率远低于与之对应的极右和极左政党。因此，为应对民粹型政党冲击，部分传统政党也产生了民粹倾向。比如，英国工党打出了“为了多数，而非少数”（For the Many，Not the Few）的竞选口号，而“多数”（Many）和“少数”（Few）的提法就是典型民粹话语。再有，英国卡梅伦（保守党）政府就有意吸收了独立党反移民、反欧盟的主张，甚至为了拉拢“疑欧”

派赢得连任而发起了更具民粹色彩的全民公投。

（三）西方民主制度机能失调

民主不是万能的，西方民主制度更不是万能的。其制度的固有缺陷可以在经济发展良好且贫富差距可控、存在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民众拥有妥协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情况下被尽可能地掩盖。然而，当上述条件逐渐弱化或发生改变，西方民主制度就会暴露出机能失调的问题，民众面临的种种困难和诉求难以在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得到有效回应。它不仅不能作为制度保障使一个国家走向善治，反而会使一个国家走向危机甚至失败。

一方面，在常规状态下被“选举民主”羁绊。对于民主的认知与实践，西方普遍产生了“祛价值而重事实”的意识。根据熊彼特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民主成为一种政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立法与行政的——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在这样的逻辑下，选举被认作民主本质，被统治的民众具备了挑选领袖的权力。那么，以执政为首要目标的政党为了上台就会极力讨好选民，以致出现不顾实际盲目许诺从而导致机能失调的情况，“福利超载”就是最好的例子。为赢得选票而允诺提高福利水平成为政党竞争的有力手段，然而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严重“脱钩”，“福利超载”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以分权和竞争为出发点的制度设计，决定了西方民主制度倾向于放大而不是弥合党派私利的属性，这导致西方民主制度不仅无力解决社会极化问题，反倒会打通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之间的通道，进一步加剧极化状态。在社会发展面临困境的非常规状态下，西方民主机能失调尤为明显，甚至存在政治衰退的风险，具体表现为政府逐渐缩水的治理供给难以匹配民众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如此，效能不足的政府面对政治困境——选民分化、民粹泛滥、社会极化等，难以通过既有常规体制如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等找到有效的治理途径，只能采取全民公投或信任投票等非常规手段，但这又会进一步降低西方民主政治机能。比如，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法入境问题，特朗普政府不从根源上寻找解决办法，而是执意修建一堵耗资巨大但效果有限的边境隔离墙。由于特朗普政府与民主党在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停摆”35天，创下史上最长“停摆”纪录。此后，特朗普为了绕开国会正常拨款程序，利用总统特权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从而使该地区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便从国防部等渠道调拨资金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为了阻止特朗普的“疯狂”，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决议，叫停特朗普此前宣布的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面对国会的掣肘，特朗普直接行使了总统否决权。边境隔离墙斗争凸显出西方民主制度在社会日益撕裂、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制度失灵的窘境。

（四）世界政治进入动荡变革周期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这并不排斥世界政治进入动荡变革周期的判断。从宏观角度看，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固有体系的打破和新体系的建立必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从中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乏力导致的社会民生问题恶化叠加政治转型等多重因素，持续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信任危机甚至是武装叛乱的风险不断加大，呈现长期化、复杂化特点，政治安全形势严峻。并且，政治局势不稳定表现出一种全球性趋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还是民主化转型的国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此起彼伏。比如，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发生了特朗普支持者暴力闯入的骚乱事件，造成包括1名国会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约140名执法人员受伤，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从微观角度看，发展赤字在多重危机的助力下越发显著，部分地区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下滑。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不仅出现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就连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有部分人群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在美国和英国出现跨种族、跨阶层的“零元购”现象也就不奇怪了。“零元购”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治安问题，它更大的破坏性在于对法制意识、社会秩序和群体信任的破坏。

形成上述四类政治新现实的驱动因素是多重的。首先，作为制度根基的西方民主体制因历史进程中的优势和成功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并且在“祛价值而重事实”的操作下被简化为一种工具，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时代变革。其次，全球化导致生产要素流动和价值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在国家内部流动的同时也出现了由西方向其他日益崛起地区转移的情况，经济不平等、被边缘化致使阶级分歧上升，社会分化超过西方民主制度所能承受的范围。再次，在民主化浪潮中转型的国家出现了政治转型失败，老牌自由民主国家则出现了政治极化和否决政体现象，使得政府的治理效率大幅下降，很多国家处在运转失灵的边缘。不过，诸多具有负面指向的政治新现实集中出现，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人口结构变迁。正是因为作为底层要素的人口在多个维度发生了结构性变迁，使得选民结构、族群结构、意识结构和政党结构出现相应变化。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未能及时与之匹配，导致表现为结构不对称的政治新现实的出现。例如，单凭竞争选举很难解决老龄成本脱钩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