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政治学学科缺位

虽然很早就有了从政治法律制度、综合国力、战争和宗教等角度讨论人口对政治影响的研究，但真正形成具有学科属性的人口政治学则要到20世纪70年代或者90年代。因此，即便人口因素在行为主义的偏爱下得到政治学研究的重视，但人口政治学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具有缓慢与不成熟的特征。

（一）人口政治学

人口政治学，就是运用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人口问题如何对政治系统产生制约关系。虽然人口与政治在多数情况下呈现出互动关系，即政治系统会干预人口变动，但其出发点在于使人口变动更符合政治系统的需要。因此，人口政治学的落脚点在于新的政治现象，而前提条件是人口变化，是一种单向的逻辑关系。

虽然人口政治学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但关注人口与政治的关系却古已有之。比如，城邦政治的特性使得古希腊哲人对人口寡众十分重视，普遍认为城邦人口应维持在较小规模以便彼此熟知和保证公共事务的充分参与，但同时以确保物质供给和抵御外敌入侵为底线。亚里士多德认为：“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最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所限度，以适合上面所阐释的秩序。”为此，柏拉图还提供了一个准确数字——5040人。当然，这里的“人”指的是城邦公民，不包括孩子、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实际人口数量要数倍于公民数量。古希腊当时存有300多个城邦，其中九成以下的城邦规模都非常小，人口不过万，面积在几十平方千米以下。斯巴达和雅典已经是希腊为数不多的非常大的城邦了，人口不过几十万，公民的数量则更少，约四万人左右。这里体现的是人口规模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并被后世所继承，得出不同人口规模需要与不同政体匹配的结论。中国古代同样重视人口数量，但往往意在鼓励生育、扩大人口规模以壮大实力。中国在多个朝代出现了政府通过命令要求婚配生育的情况。比如，唐太宗即位初年，就下诏要求地方官府奖励民间婚嫁，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连同寡妇、鳏夫，都要结婚生育，并把“婚姻及时、鳏寡数少”作为地方政绩考核内容之一。可见，中国古代的人口观是鼓励生育。

当下人口政治学则更加关注人口变迁与政治的互动，这种变化既是人口变迁越来越活跃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类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及互动关系，其中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并可预测的个体的人的行为成为相关研究的核心，比如在竞选、投票等研究领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和量化的研究方法。这样也就将具体的个人与政治过程联系起来，人口因素更加被重视。

（二）人口政治学发展缓慢

一方面，人口政治学在学科构建方面要远远滞后于实践。在1971年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起草的一份报告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迈伦·韦纳教授对人口政治学做了初步定义——人口政治学是研究与政府和政治有关的人口规模、组成和分布的学科，并把关注点放在了人口变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上。这可以看做是“人口政治学”被明确提出的起点，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由杰克·A.戈德斯通在《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一书中搭建起学理性的研究框架。与之相对的则是，政治实践中对人口数据的利用有着既久远又丰富的历史。以广泛存在的政治选举为例，候选人、竞选经理和政治顾问对于不同群体拥有差异化的投票偏好这一客观事实有着清晰认知，他们会关注选区人口构成以及由此而来的投票模式，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竞选策略。例如，加拿大卑诗省拥有40多万华人，占人口比重的10%；首府温哥华的华人比例大约为20%；列治文市华人比例已经过半。如此背景下，向华人社区倾斜公共政策、委派华裔竞选经理、推出华裔候选人等方式就成为政党竞争的有力手段。温哥华优化城市党就两度推出华裔沈观健来竞选市长。

从人口数量的角度看，根据选民数量划分选区也是对人口政治学的实践。以美国为例，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根据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分配各州的国会众议员人数。因此，在人口迁移的大背景下，通过何种口径确定各州人口数量往往成为美国两党争夺的重点。因为美国两党都有自己传统的票仓，南部和西部地区除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等西海岸诸州外，大多数州在总统选举中都主要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则稳固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如果这些州在国会众议员份额上出现变化，则会影响两党在众议院的权力格局。州内部的选区划分同样竞争激烈，掌握州议会或控制州长职位的政党会利用选区重新划分的机会打造对本党有利的“安全选区”，以致出现不公正划分选区的情况。值得强调的是，美国不公正划分选区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第一次不公正划分国会选区始于1810年的马萨诸塞州。由此足见美国在政治实践层面对人口的重视，以及利用人口分布、数量和结构来巩固和提升政治势能的手段之精良与成熟。

另一方面，人口政治学发展缓慢体现在政治学与人口要素的结合明显弱于其他学科。人口因素尤其是人口结构变迁已经成为诸多学科的关注对象和研究视角，如经济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和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以市场营销学为例，该学科把人口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来研究，认为人口是构成市场的首位因素。人口数量决定着市场的潜在量，而年龄、性别和民族结构、空间分布、婚姻状态、教育水平等人口特性会对市场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市场营销行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出现了很多非常成功的营销案例。比如，在20世纪中期，百事可乐发现13—19岁的青年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比较高，决定将青少年人口作为主要市场，提出了“新一代的可乐”等有针对性的营销口号，并选择足球和音乐等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元素作为品牌基础和企业文化载体，使百事公司的“新一代的选择”和崇尚“快乐自由”的风格被青少年广泛接受。这种消费习惯会形成长期甚至终生的影响，从而在关键人群中获得稳定的消费群体，使百事可乐实现了商业的成功。作为对比，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与人口变迁的结合并不紧密，人口政治学尚停留在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缺少从人口维度研究政治现象的成果。

举例来看，在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过程中，其口无遮拦、撒谎成性、政策激进、缺乏从政经验的执政特点被称为“特朗普现象”。学界对于“特朗普现象”的认识往往着眼于特朗普个人行事风格、过往经历等个体方面，虽然这些因素对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具有较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已经出现了适合其上台的选民基础：外来移民持续涌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建制派不能很好地代表民意等，使得民众需要能突破政治正确而直接维护其权益的反建制力量。比如，特朗普故意把自己塑造成“华盛顿政治圈外人”，借此拉近与底层选民的距离。特朗普竞选口号中包括“修完这堵墙”，并承诺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这些立场得到了“特朗普选民”一边倒的支持。甚至有选民公开表示：“就是因为特朗普要修这堵墙，我才支持他。”可见，“特朗普现象”也是典型的人口政治学研究内容。对此展开研究，既可以从人口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特朗普现象”及其背后的政治机制，也可以深化人口政治学研究。不过，现实情况则是，很少有人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角度认识“特朗普现象”。即便存在相关研究，也只是以人口为视角而非系统性研究，这进一步表明，人口政治学发展缓慢。

（三）人口政治学发展不成熟

人口政治学发展不成熟的根本表现是理论体系的欠缺。理论是庞杂知识的系统化、概括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框架支撑，指导着知识体系的构建。具体来看，人口政治学是人口学和政治学的交叉，但不论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方法上，交叉学科的既有研究范式都不如创建新的理论范式更能支撑人口政治学深入发展。然而，虽然人口政治学已被视作一门独立学科，但其理论体系尚在构建当中。

一方面，鉴于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在一些对政治现象进行解析或者描述的研究中会涉及人口维度。比如，在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的研究中，人口迁移可以作为一个分析视角，且这一分析视角存在国别差异。具体而言，美国主要是移民社会的种族歧视，欧盟主要是难民潮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成的冲击。再比如，作为全球性议题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溢出效应，在分析欧洲等一些国家发展困境时，人口老龄化往往被归为重要诱导因素。总之，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会有关于人口政治学的论述，但分布散乱、缺少线性逻辑、难以构成研究体系。

另一方面，在人口政治学的大框架下存在一些聚焦于专门课题的研究，但还未进行成体系的研究工作，总体分析框架尚不成熟。举例来看，有人口变化与国际安全，欧盟人口趋势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人口结构与选举，人口变化与暴力冲突，人口变化与国家、地区和州际安全之间的关系，老龄化与民主政治发展，以及“青年膨胀”与外交战略，等等。这些从人口因素出发探究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的专题研究，拓展了人口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但不可否认的是，严谨的体系、准确的概念、系统的方法对于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人口政治学来说仍比较缺乏。

囿于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人口政治学对于理解政治新现实的客观需求而言是缺位的，甚至愈发棘手的政治困境放大了人口政治学的滞后与不成熟。因此，在人口结构成为驱动社会变迁的主要人口因素的背景下，人口政治学研究应主动适应人口发展趋势转变的现实，进一步深化为人口结构政治学，以期为更加准确地理解人口结构变迁推动的政治新现实，提供更为聚焦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