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元、明、清对孙思邈的纪念和研究
宋、元、明、清是唐之后，我国封建社会的几个主要历史时期。其中，北宋、南宋历时319年，辽、金、元三朝历时461年，明朝历时276年，清朝历时267年，在千余年历史中，对孙思邈的研究始终是社会生活、文化活动和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内容。
有两件事在我国古代文化史和医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一件，北宋时期已实际应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马克思高度评价三大发明是“科学复兴的手段”，是“对精神发展创造的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二件，北宋朝廷在唐设立尚药局、药监、药园等国家医疗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医政机构体系，设立了太医院、医官院、御药园、尚药局、惠民局、广惠司等医药机构，特别是于1057年，专设了“校正医书局”，集中了当朝医家林亿，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等一批著名学者，收集、整理、刊校历代重要医籍。以上两件事对宋代及元、明、清各代的文化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和对孙思邈的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其中，对孙思邈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孙思邈著作的校刊、印刷、传播工作。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后10余年，约在1069年前后，陆续刊行了《素问》《针灸甲乙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典。其中，两部《千金》的字数、所列论、方、药为最多。从史录中可知，至今，《备急千金要方》唐刻本仅一卷，而全本60卷均为宋本。据左言富教授调查，国内现有《备急千金要方》传本27种（包括手抄本、日本传本、待鉴定本），其中有元刻本、明嘉靖本、明万历本、清康熙本、清同治本、清光绪本等。《千金翼方》国内现存传本16种，有明万历本、清乾隆本、清同治本、清光绪本等，国内还藏有日本17世纪至明治维新时期的翻刻本多种，这些版本大都以宋本为基础。
1985年10月，我国驻日本首任大使、原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先生，将他在任时日本国赠予的一部宋版的《备急千金要方》影印本转赠耀县孙思邈纪念馆永存。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医典《医方类聚》和《医心方》，其体裁、编制、组方与《备急千金要方》十分类似。据我国和朝、日学者考证，其核心内容和编撰方法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完全一致。
宋代，从朝廷到地方都十分重视书法艺术，宋编《淳熙密阁续帖》中收录了一副孙思邈的书法，为行书，内容是：“川芎不宜滋补。下白，纳少。粟米一石，资饮也。”这其实是一味药的说明，能在《淳熙密阁续帖》中收录，说明孙思邈书法修养之深。
二是，对孙思邈生平、贡献、学术成果、重要地位的研究。
首先，研究纪念孙思邈的遗迹、文物分布十分广泛。孙思邈羽化后，为表达对其的崇敬和纪念，人们把孙思邈采药、行医、晚年居住的五台山更名为药王山。家乡人民对其的纪念活动越来越兴盛，延续至今，有盛大庙会，也有朝拜仪式，如皇帝敕封，儒士著文、赋诗，林林总总。在孙思邈隐居、采药、行医的陕南、四川、河南、山西等地，陆续建起了20多处药王庙、药王祠等遗址，如陕南秦岭太白山、终南山、青华山；四川青城山、峨眉山和北川县药王谷；北京丰台看丹村药王庙；辽宁法库冯贝堡药王山；山西太行山；甘肃陇东；河南王屋山华盖峰和修武县太行山药王洞等。这些遗址，都有孙思邈生平事迹介绍和行医、采药、炼丹的有关记载。如河南修武县孙真人石像纪碑，此碑为南宋时所立，碑文铭记：“孙思邈者华原人也，7岁就学，日诵千言，弱冠，尤好老庄及诸子百家之说，深晓医术。在世经籍，无不读览。后注《老子》、撰《千金方》《千金翼方》《福禄论》《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流行于世，普济众生。由是观之，则孙思邈者非特杰于当时，亦垂光于后世矣。”这些地方远离长安、远离耀州，但人们对孙思邈的生平、著作有如此认识，并勒石以记，可见对孙思邈的研究在当时的影响之大。“药王”已成为百姓祛病纳福的象征，祭奉“药王”也已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在学界、医界，对孙思邈的研究，从未间断，并不断深入，积累了多方面的成果。
从历史年代看：
北宋。林亿、高保衡等医家，受仁宗命，校正《备急千金要方》。在校序中对孙思邈做了这样的评述：“有唐真人孙思邈者，以上智之材，抱康时之志，当太宗治平之际，思所以佐乃后庇民之事，以谓上医之道，真圣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遮。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上识三皇之奥者，孙真人善述之功也。”在后序中，高保衡、林亿、欧阳修再次评述道：“粹乎哉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之学。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北宋的医家、学者如此反复、广博、精明的评价，生动说明了北宋时期对研究孙思邈的重视。
南宋。当朝藏书家晁公武编撰的《郡斋读书志》说：“思邈博通经传，洞明医术，著用药之方，诊脉之诀，针灸之穴，禁忌之法，以至导引养生之要，无不周悉。后世或能窥其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医家、史学家叶梦得撰文说：“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宋元年间进士郭思，在华州衙任职时，认真研读《备急千金要方》，深为感动，并择其要撰《千金宝要方》，勒石布世，成为当时深得民心的一件盛事。郭思说：“况一州一县，几家能有千金方，而有者亦难于日日示人。因此孙君之仁术仁心，格而不行处有之，郁而不广处有之。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余亦概尝阅诸家方书内，唯千金一集，号完为书。有源有证，有说有方，贯万精而不忒，以儒书拟之，其医师之集大成者欤。”
南宋和元朝对孙思邈的研究，除继承了北宋的研究成果外，更加注意孙思邈对后世的影响和当时社会的需求。
明代。陕西耀县籍人、进士乔世宁，曾任承德郎南京户部贵州司署郎中，他在任期间，经认真研究，认为孙思邈的著作：“盖删辑上古以来医书，定为此编，道洽古今，学殚术数。自华佗以后一人而已。世以其书神验。余览之，益怅然慨焉。”他认真校订了《备急千金要方》正本，其父命其弟“自刻于家”，代代相传。他对孙思邈深悟老庄学所说“胆欲大、心欲小、行欲方、智欲圆”十分重视，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陕西三原人马理，长期为官，也给予孙思邈很高评价，认为孙思邈：“但以方药济人。其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者与，乃后道流。目之为真人，医家宗之为明医，史家列于唐书方技传中。观孙子言天必质之于人，言人必本之于天。乃以临深履薄为小心，以不为利回义疚为行方，以见几而作为智圆。”马理还强调，孙思邈对老庄思想的阐述，是“至论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则天地之灾可消；学者取之，斯精粹不易之言”。福建参政、医家王肯堂对孙思邈的生平、言行、著作研究后说：“真人以应化圣贤，现神仙身，行良医事……心真人之心，行真人之行，而后可以用真人之方，其为真人不难矣。”
以上说明，明代对孙思邈的研究已从医家、学者扩展到朝廷、地方官员。其研究内容已从较为专业的医药学扩展到了为人、为官之道。
清代。当朝著名医学家张璐，在自己的行医实践中，感受到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十分重要、十分难得，他伏读《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深感其“法良意美，圣谟洋洋，其辨治之条分缕析，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孰能于斯乎”。他感叹“此书不为之阐发，将天下后世竟不知有是书，深可惧也”。张璐凭借一生潜心医学之体会，六十年的临证经验，乃汇取善本。参考互订，撰成《千金方衍义》一书，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备急千金要方》注家。《千金方衍义》也成为明清中医名著。在清康熙和乾隆年间，朝廷先后组织编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这两部大型丛书对孙思邈都做了介绍和评价，并收录了孙思邈的主要著作。
同时，《四库全书》对孙思邈生于西魏辛酉开皇元年的史记提出疑问，引起至今二百多年来的讨论。对一个著名历史人物的生年，学术界在这么长时间里考证、探讨，本身就说明了孙思邈的重要地位，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对孙思邈的重大贡献、主要事迹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家乡群众、学者和历届领导，都坚持“辛酉开皇元年”的观点，并以药王山北洞141级台阶为证。干祖望教授同样做了系统考证，南京大学的吉文辉教授指出了《四库全书》本身存在的五个问题，并支持干祖望教授的考证。陕西中医药大学任春荣教授通过考证，编制了孙思邈辛酉开皇元年起的“活动年谱表”。这些专家在讨论中的科学态度、艰苦工作，都令人敬佩。
总之，清代对孙思邈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了。
从宋到清，对孙思邈的研究还有两个重要情况。第一，中医药在这千余年的时间里，从理论到实践都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出现了妇科、儿科、脉学、针灸、推拿、药学、养生等各方面的专著，涌现了以刘完素为代表的寒凉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下派、以李杲为代表的补土派、以朱震亨为代表的滋阴派等“金元四大家”。很多专家研究和考证后，认为这些著作和医学流派的不断涌现，其理论和临床经验都是与继承和发展孙思邈的两部《千金》这本“百科全书”密切相关。第二，在这千余年里孙思邈的学说通过不同渠道陆续流传海外，以日本学者为主，对孙思邈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多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