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1956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是国家“211”工程重点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及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校之初，遵照毛主席重视发展中医药的一系列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一批全国各地中医药界前辈聚集北京，为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奠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9月10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纪念建校30周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专程出席校庆大会致贺并讲话。全校师生记忆犹新，深受鼓舞。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国家教育、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都给予了学校多方面的重视和关心。

建校至今，学校已累计培养中医药学各专业博士、硕士、本科和专业进修毕业生10多万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多数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大都有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进修的毕业生。学校先后为94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2万余名留学生；与30多个国家的118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德国、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率先开办了海外“中医中心”。在2018年国家教育部组织的专业认证和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中，学校被专家们一致称为中医药学的“首善之校”。

我是2010年秋，经组织批准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的。在学习中切身感受到，学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任务、根本问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医药教育实践密切结合，强基固本、培根铸魂；注重传统经典教学，以文化人；注重临床经验积累，实践育人；注重医德医风教育，以德立人；注重面向时代、面向世界、开拓创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服务社会。学校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校、院两级领导班子建设，尽职尽责，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在学校老师、同学们身上，无论是深受敬重的“国医大师”，还是新入职、新入校的青年，都踏实勤奋，看不到浮躁之气；艰苦朴素，看不到奢靡之气；彬彬有礼，看不到乖戾之气，尽职尽责，看不到懈怠之气。学校浓厚的育人环境、文化氛围、学习空气和创新精神，使我深受感染、深受教育。

学校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我心中始终充满感恩和幸运。感恩我们的时代，感恩我们的祖先创立的中医药学，感恩学校接收我来学习，感恩给我各方面关心、鼓励和支持的领导、老师、同学们。

在学习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学校还先后安排我参加了部分有关学术活动。这本文集，主要是参加这些活动的发言和学习体会，有学习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医药学系列论述的笔记，有学习中医经典和当代医著的思考，有对中医先祖、前辈和我的老师们的部分感悟，还有参加活动的部分发言节选。有的文章曾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本次收录基本保持了原貌。本书所收录文章的写作时间是2011年10月到2018年年底。期间，自2014年5月至今，我和老师们共同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这个课题和《文集》的主题一致，相互补充。所以，本书也是《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书名冠之为《学中医悟大道》，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学医悟道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系列重要论述，开辟了对中医药认识的新境界，迎来了中医药振兴发展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也进一步展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大起来的民族雄姿；蕴含着“民族复兴”“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形成了光明、智慧的时代之“道”。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医药犹如一颗数千年的参天大树，扎根于祖国辽阔土地，沐浴着阳光和空气，以自己特有的功能、品格和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顶天立地，充满生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健康繁荣的生命之“道”。

新中国、新时代高度重视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以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标志，实现了对中医药认识的两次飞跃。这两次飞跃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刻认识；就包含着中医药与中华文明博大深邃的大道至理。

这正是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上，学医悟道的客观要求。

第二，学医悟道是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在中华文明典籍中，有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本原之道；有《大学》中的学问之道；有欧阳修的“人不学，不知道”的修为之道；还有颜回的“夫子之道至大”，庄子的道“至小无内、至大无外”，以至今天王力先生《龙虫并雕斋文集》中的“大道、小道”等等。所有这些典籍对中华文明“道”的论述和应用，在中医药学中贯穿始终，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如唐·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引用《尚书·序》说：“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然后，概括了《黄帝内经》“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等特点；列举了《黄帝内经》“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等内容；称赞《黄帝内经》“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并对《黄帝内经》做出了总结性的评价：“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至道之宗”“奉生之始”八字，尤见学医悟道在中华文明和中医药学中的重要意义。

第三，学医悟道是中医药学的内在要求。仍以《黄帝内经》为例。“道”是《黄帝内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计有280多处。一开始，就将上古身心完美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称为“其知道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淳德全道”“合同于道”“故合于道”（《素问·上古天真论》）。称中医药学为“精光之论、大圣之业、宣明大道、通与无穷、究与无极”（《素问·气交变大论》）；讲中医药学“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可以为宝”（《素问·著至教论》）；强调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乃后可传”（《灵枢·逆顺肥瘦》）。讲中医药的传承，必为得道之人，因为“无道行私，必得其殃”“与道相失，未央决灭”，所以“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是为得道”。讲“天人相应”的基本道理有“天道”“地道”“圣道”“至道”“妙道”等等；讲疾病的诊断治疗有“阴道”“阳道”“脉道”“气道”“营卫之道”“气血之道”“水谷之道”“三焦之道”“津液之道”等等。在《灵枢·外揣》中还以治国论中医治法治方之道：“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为一乎？”

可见，中医药作为一门独特的生命科学，其博大精深的理、法、方、药，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养生理念，几千年丰富卓越的临床实践经验，道为其本、道贯终始，须亦不可脱离。

第四，学医悟道的基础是“学”，关键在“悟”。《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素问·举痛论》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张仲景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强调：“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俱而学之”“默而识之”。讲的都是“学”与“悟”的关系，并强调了“悟”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的先祖最早从“一划开天地”，辨阴阳两仪、识四季八方，到《易经》总结六十四卦象发展规律，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坚实基础。这个基础体现于人本身，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这其中的每一步，都体现了“悟”的重要作用。正如《论语》所说：“道不远人”“天命之为性也，率性之为道也，修道之为教也”。

从这个意义上说，“悟”，就是将已经形成的正确认识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相结合。结合得好，就是智慧，就是创新，就是创造。感悟、结合和创造，是人类智慧和思想力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医药临床实践、诊断治疗疾病的生命所在、价值所在。

在中医药战线，我仅是一名新学。《学中医悟大道》一书收录的体会是很稚嫩、很肤浅的。在《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系列丛书陆续完成的时候，将部分体会作为课题的阶段性成果集结出版，既是向学校和老师汇报，也是想多求得大家的意见。

在我学习过程中，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学校书记谷晓红、校长徐安龙及各位领导，学校原书记吴建伟、原校长高思华，《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组和学校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科技处，后勤、保卫等部门，学校团委、校友会、图书馆、博物馆、教育技术中心等单位及各学院的老师，给予我多方面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东直门医院熊敏博士、管理学院洪峰同学协助做了大量工作，熊敏同学还担任了本书前期编辑工作。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范吉平社长，华中健、王秋华主任和责任编辑王爽同志为本书编辑、出版尽心尽责，辛勤努力，我一并衷心感谢。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给予我理解、支持的家人和朋友们。

苟天林

201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