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男科学发展源流[2]

中医男科学源远流长。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早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中医男科学的萌芽，对男性及其生殖生理过程有一定认识，性医学研究亦已起步，有关文献亦载有治疗男性病的药物。晋隋唐时期，是男科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病因病机、治疗方药方面都有较大拓展，出现了性教育专著。宋金元时期，程朱理学对性问题的研究有所影响，但治疗男科病的方剂增多是这一期的主要特点。明清时期，性医学专著问世，对男科病及性传播疾病的论治方法日趋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医男科机构的成立、男科理论及临床的开展，使得中医男科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一、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为中国医学理论形成及奠基阶段。其中涉及部分男科病名、治疗和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并包括了男性生殖发育和性医学的内容。

（一）马王堆出土医书的有关男科记载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曾出土了大批帛书、竹简，内容以古代哲学、历史为主，亦有部分自然科学著作。其中医书14种，关于男科内容，主要集中在《五十二病方》《十问》《合阴阳方》《天下至道谈》《养生方》《杂疗方》中。这些古医籍都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距今已有2100多年，其成书年代很有可能为更早的先秦时期，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成书最早的医书。所载的男科内容，是中医男科学的萌芽，主要反映男科病的治疗、方药以及男性养生、房中医学。其中男科病症方面，公元前三世纪时的《五十二病方》出现了“（癃）”“（）”等病名。在《内经》中，涉及了阴痿、遗精、白淫、阴纵、阴缩、阴痒、阴痛、阴疮、癃、淋、疝、厥、疝等多种男科病症；并反映了对有关病因病机的认识及独特的诊断方法。

作为中医男科重要内容的性医学，自古就受到历代医家的重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把“房中术”视为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记有房中八家。在马王堆简帛医书中，其《十问》即有九问分别涉及性事的养生意义、方法原则、养精等。《合阴阳方》中强调性事前夫妇间缱绻绸缪活动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男子养精之法及十种性交姿势。

（二）《内经》男科理论的贡献[3]

《内经》在男性解剖、生理发育以及男科疾病的病因病机方面，都有许多阐发。所涉及的男科病症有遗精、早泄、阳痿、阳强、性厌恶、缩阳、不射精、房室茎痛、睾丸疼痛、不育、淋证、癃闭、下疳、疝气、绣球风、白淫、更年期综合征、房劳等近二十种。

生理方面，《内经》揭示了男性生、长、壮、老的发展过程及生殖机制。指出男子随肾气逐渐旺盛，到16岁左右“天癸至”，表明男性生殖器官已发育成熟，并具有排精的功能。故反映唐代以前医疗成就的《医心方》在促进阴茎发育的治疗中，主要选用温肾益精之药，以壮肾气。

“肾藏精”（《灵枢·本神》），“两精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决气》）。生殖之精产生于肾。男女生殖之精相合，能孕育新的生命，所以古今论治男性不育多以治肾为主。

对男子衰老机制，《素问·上古天真论》亦作了阐述：“五八，肾气衰，发坠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揭示肝肾之气衰弱，是男子衰老的根本原因，男子养生保健应重视滋补肝肾之精。

《内经》认为，人的精神意识受肾精的影响，“肾藏精，精舍志”（《灵枢·本神》）。男子40岁以后，肾精逐渐衰弱，不仅生殖机能减退，形体虚损，而且人的精神状态亦会出现“昼不精，夜不瞑”（《灵枢·本神》）、心悸失眠、烦躁、眩晕等一系列精神神经系统失调的病症，类似于男性更年期综合征。西医学认为，该综合征主要与男性激素水平下降和睾丸组织退行性变有关。根据《内经》理论，今人多认为该综合征与肾病有关，补肾为其基本治法。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指出肾对精液具有固摄作用，故在遗精、早泄治疗中，古今俱视补肾固精为一重要法则。

病因方面，《内经》强调情志因素。房事不节，以及热、寒、湿与男科发病有密切联系。《素问·疏五过论》曰：“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灵枢·本神》曰：“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素问·痿论》又曰：“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指出情志因素可导致虚劳、阳痿、白浊、遗精、早泄等病。后世医家以此为据，对精神因素所致的疾病，在病因和治疗方面都进行了补充与发挥。

房事不节，如纵欲、醉后行房等，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素问·腹中论》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认为“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以此告诫人们应节欲。热病后、大病初愈及虚劳，尤当戒欲。对于房劳者，应滋补肝肾之精。

《灵枢·经筋》“足厥阴之经，伤于寒则阴缩入”是寒主收引理论的延伸。不仅寒能导致阳痿，热亦致之，如《灵枢·经筋》认为“足厥阴之筋，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经筋之病，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湿邪亦可致阳痿，《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胸中不利，阴痿气大衰而不起不用。”男性生殖器官处于人体下部，湿性重浊，最易侵袭下焦，“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伤于湿者，下先受之”。

《内经》认为前阴为肝经所主，为肝筋之所合。《灵枢·经脉》曰：“足厥阴肝经，循阴股，入毛中，过阴器，抵少腹。”《灵枢·经筋》曰：“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阴器。”如果肝的功能失常，或肝经受邪，便会导致男科病的发生。《内经》提出，“阴缩”“筋痿”“疝”“狐疝”“睾肿卒疝”“纵挺不收”“卵上缩”“闭癃”等病，大多是肝经受邪的结果，根据《内经》的理论，我提出了“阳痿从肝论治”的观点。

《内经》认为“天宦”（先天性生殖器发育不全），是冲任二脉虚损之故。《灵枢·五音五味》曰：“有天宦者，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认识到太监去掉睾丸，而不长胡须；而有的人虽伤了外阴，阳痿不用，但男性特征正常，胡须仍正常生长。如《灵枢·五音五味》曰：“士人有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用，然其须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三）张仲景对男科病证治的贡献

公元2～3世纪，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对男子失精、精冷无子、淋证、阴狐疝气等男科病证多有论述。

对阴缩之候，《伤寒论》指出：“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病引少腹入阴器者，此为脏结，死。”对大病新愈，气血尚虚，体力未复，余邪未尽，因犯房事而出现的“阴阳易”证作了详细描述。在精病方面，《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提出，遗精、滑精、性功能障碍、两腿酸痛溲痛的阴虚型虚劳，其病与季节性有关。“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指出了阳虚精亏型男子不育的脉象。“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指出对阴阳俱虚的梦遗滑精，用调和阴阳、潜纳固摄的方法治疗。阳虚失摄用天雄散；革脉为“亡血失精”“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用小建中汤建运中气、调和阴阳等。

二、晋隋唐时期

晋隋唐时期，男科学的发展主要反映在治疗方法的增多、病因病机的阐发、病证范围的扩大、性医学研究的深入。

西晋王叔和著《脉经》，提出了“精液清冷”等病名。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采用望五色断男子病，同时还对阴疝、阴纵、阴痿、茎中痛等多种男科病证采用针刺疗法，并已有用针刺放水治疗睾丸鞘膜积液的记载。这一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肘后方》中记载了许多男科病的简易治法。如治男子阴卒肿痛、睾丸卒缩入腹急痛欲死、阴茎中痛不可忍、男子阴疮损烂、阴痒汗出、阴囊肿痛皮剥等单方验方，皆方便实用。其引《梅师方》治“外肾偏肿疼痛，大黄末和醋涂之”“男子阴疮损烂，煮黄柏洗之”，这些单方，在实践中都证明其有实效。该书还提出了精囊炎血精的治疗，“治失精精中有血方：父蛾二七枚，阴干之玄参称半分合捣末，以米汁同咀，一服令尽之”。南齐·褚澄《褚氏遗书》设有“求嗣”一门，并对男性优生及不育等有关问题作了讨论。

在病因病机方面，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诸多精病（虚劳失精、尿精、遗精、少精、血精）及男性不育皆有阐发，多以肾虚立论。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类似附睾结核等病证。孙思邈《千金方》与王焘《外台秘要》是唐代两部大型综合性医书。两书共载有疝气、核肿、囊肿、阴囊肿痛湿痒、疝等30多种男科病，反映了其认识范围的扩大。对病证治疗方法增多，《外台秘要》载治虚劳失精方5首，虚劳梦泄方10首。《千金要方》载遗精方14首，治阳痿、失精等29首。《千金翼方》载小便失精12种灸法。这时期对病证非单一治疗，重视综合疗法。如《外台秘要》载治疗疝气的方法就有针灸、内服药、外用药等多种方法。

日本人丹波康赖于公元982年撰《医心方》，系辑录晋隋唐间百余部医籍而成。通过该书可以较完整地了解晋唐间男科学的成就与论治特点。

晋唐间，性医学研究较丰富。《素女经》《素女方》《洞玄子》《玉房秘诀》《玉房指要》《玄女经》就是这时期出现的医学专著。《千金方》《褚氏遗书》及其他有关书籍中亦有许多性医学的内容，大多认为欲不可绝，性行为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内容。这一时期，有关性的研究已涉及性心理、性生理、性交方式等方面。《洞玄子》强调男女交合，先要用语言与触摸来激发起强烈的性欲。《素女经》总结了九种性交姿势与方法，用来除疾健身，《素女方》还记载了七首治疗房劳造成损伤病证之方。

三、宋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男科发展的特点是方剂增多，理论逐步深化。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三大方书记录了男科的许多常用方剂。如治疗阴痿的鹿茸散、阴痿失精的肉苁蓉丸、小便精出的枸杞子散等。《太平圣惠方》列梦遗方13首，阴痿方10首，尿精方8首，少精方7首，除复方外，尚有不少单方。所记治男科病证，多把病因病机与主证、兼证简要列出。《圣济总录》列白淫14方，阴疝19方；并把疝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狭义之疝（阴疝），专指男科中以睾丸部位为主的一些疼痛性病证。

金元四大家的争鸣为中医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男科论治起了指导作用，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提出寒主“疝”，又认为失精系体弱、思欲或房劳太过而致，用健脾育阴坚肾之秘真丸。其所创的防风通圣散在明清时多用于梅毒等病的治疗。张从正《儒门事亲》把疝病的范围扩大，提出“遗溺、癃闭、阴痿脬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把“疝”作为男子生殖系统疾病的统称。其“气血以流通为贵”的思想，在治疗阳痿、阳强、不育症及睾丸疼痛等疾病中，给人启迪。朱丹溪《格致余论》，对性心理、生理的认识颇具卓见。他指出“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渗漏矣”。在《丹溪心法》中，提出“梦遗，专主于热”。这些论点，为后世以清心坚肾为主治疗梦遗、滑精、早泄提供了借鉴。他认为阴精难成易亏，提倡晚婚，主张节欲以保精；所创大补阴丸、知柏地黄丸等名方，至今在男科阳痿、阳强、不育、更年期综合征中仍久用不衰。李东垣创“脾胃论”，认为饮食不节，过嗜肥甘，可致湿热蕴结，并提出脾胃内伤，脾气不升，致湿热下流。这些思想，为许多因湿热而致的男科病的病机分析提供了理论指导。其所创的治疗肝经湿热的龙胆泻肝汤，在前列腺炎、睾丸炎、阳强等男科病治疗中，具有确切的良好效果。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男科病的辨证施治渐臻完善，病名概念明确，理论丰富发展，在性传播疾病上亦作了一定的研究。

明代万全《广嗣纪要》对性医学的内容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认为性生活之前，男要达“三至”“男有三至者，谓阳道奋昂而振者，肝气至也；壮大而热者，心气至也；坚劲而久者，肾气至也”。性生活时，行“九浅一深”之法，并认为“浅则女美”。对于求子，“男当益其精，而节其欲，使阳道常健”。并指出“其交勿频，其动以正，其接以时”，及“戒夜酒”。男性不育，“用枸杞子、菟丝子、柏子仁以生其精，使不至于易亏；山萸肉、山药、芡实以固其精，使不至于易泄”。还论述了“五不男”，指出原发性阳痿、睾丸先天发育不良、隐睾、性病、两性人等，均可致男性不育。

在高濂《遵生八笺》中，反对滥用壮阳药，谓：“其房中之术横矣，因之药石毒人其害可胜说哉！”并列举了种种“春药”；“若服食之药，其名种种……十服九弊，不可救解，往往奇祸惨疾，溃肠裂肤，前车可鉴”。

朝鲜许浚所著的《东医宝鉴》（1611年）指出：“梦泄属心。”提倡清心安神来治“阳盛情动于中，志有所慕而不得，遂成夜梦而遗精”者，用清心莲子饮。该书对阴茎疼痛进行辨证施治，将其分为八种类型，并指出均与“厥阴经气滞兼热”有关。对增强性欲及减低性功能的药物均有记载。

张景岳《景岳全书》对寒疝、疝、狐疝、水疝、筋疝、血疝、气疝的症状、病因及治则作了阐述。在梦遗滑精上，景岳继承了丹溪的学术思想，该书“妇人篇”还列举了男性不育的种种原因。所创之左、右归丸，赞育丹，在当今治疗阳痿及不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阳中补阴、阴中补阳的学术思想，为治疗男科病的重要原则。

岳甫嘉《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篇》对男性不育治疗独具匠心。认为男性不育以养精为主，列有34种内服之丸药。《本草纲目》中亦载有许多治疗男性病的单验方，如男子阴肿：“蛇床子末，鸡子黄调敷之。”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对癃闭与淋证，梦遗与精滑进行了鉴别。《嵩崖尊生全书》提出梦遗为“心肝肾三火相夹而成”。其后之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亦继承此说，并提出“当先治其心火，而后及其余”。作者还介绍了气功、引导及治遗泄的23方。傅山《傅青主男科》提出精滑梦遗“宜心肾兼治”。对阳强不倒，认为是虚火炎上，肺气不行。周垣综《颐生秘旨》中记录了“阳强用朴硝擦两手心”之单方，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治疗阳强的好方法。唐宗海《血证论》中有“男女异同论”专篇，从生理与病理上，以气血水精互相转化的观点阐述男女的异同；并认为男子排精同女子月经一样，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吴尚先《理瀹骈文》中，用外治法治疗多种男科病证。

清代中医外科发展较快，对男科疮疡瘘管等的认识更加深入。高锦庭《疡科心得集》载有肾岩翻花，这是对阴茎癌的详细阐述。祁坤《外科大成》记述了“囊痈”（阴囊感染）与“脱囊”（严重的阴囊溃烂）。马培之《外科全生集》对子痈与囊痈进行了区别。徐大椿《洄溪医案》有长灵根方，其谓治下疳烂尽复长如初。邹岳《外科真诠》制造假模型，作男性生殖器矫形术。

明清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增多，性病在我国流行。据文献所载，梅毒传入我国的年代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左右。明代正德年间韩懋著成我国第一部梅毒专书——《杨梅疮论治方》，惜已失传。嘉靖六年（1522年），汪机《石山医案》中已提到梅毒的传染途径有直接与间接的区别，即由两性不洁的交合与不洁的厕所传染而得。《薛氏医案》更提到了与遗传（先天梅毒）有关。1632年，海宁陈司成著梅毒专书《霉疮秘录》，成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梅毒专书，用问答方式记述亦很准确。创用了含有水银和砒的“生生乳”一类的药来治疗，为后来德国艾利氏发明“六〇六”驱梅砷剂的先驱。并指出梅毒从广州由南向北蔓延。自此以后的许多医籍中都记有“梅疮”一证。淋病，在明清书中已有记载，如《嵩崖尊生全书》就有关于淋病的载述，如谓“茎痛尿精，窍端有聚”。陈实功《外科正宗》与《嵩崖尊生全书》记载的“鱼口便毒”，就包含了现代的性病淋巴肉芽肿的内容。

五、近现代时期

民国期间，张锡纯之《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对某些男科病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见解。

尽管各代医家从不同方面充实和发展了男科内容，使男科医学代有发展，但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对男科疾病特点认识的不足，中医男科一直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无相应的专著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中医学虽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男科医学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际“男性学”热潮的出现和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的相对宽松及社会的客观需求，中医界开始重视对男科学的研究。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开设了男科门诊、男科医院，中医男科研讨会亦相继召开。这些均为中医男科学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1985年我着手从临床实践和理论构建两方面开始了创建中医男科学的工作，1988年由我任第一主编的《中医男科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医男科学作为中医临床医学的一个专门学科得以形成，其学科基本体系得以构建。随后出版的《中华中医男科学丛书》《男科纲目》《王琦男科学》等男科学专著，从深度、广度进一步充实、完善了中医男科学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了中医男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丰富、充实和发展了中医男科学的理论内涵。近年各地出版的其他中医男科专著，从古代房中文化研究，男科疾病的临床、方药等不同角度为中医男科学体系的完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