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不确定的当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被供给不足所困扰，票证制度几乎伴随着一整代人年轻时候的记忆。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快速的改变，却又显现出诸多需求不足的征兆。从20世纪90年代部分行业面临竞争时显示的低竞争力导致的员工下岗；到次贷危机后由于自发需求不足，必须长期依赖财政政策的刺激来保持经济发展；疫情前，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美国试图降低中国对其出口，也体现了中美双方都逐渐需要追求更大的顺差，用对方的需求来满足自身过剩的供给。而随着疫情的发生，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中，在这样的困境里，全球性的总需求不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分析总需求不足带来了哪些问题。

全球债台高筑

在现实中，每个人都难免与债务打交道，小到人们平时使用的信用卡或是“花呗”“白条”等网上消费贷款，大到购房时的房贷、企业用于生产的经营贷款等，都属于债务，从信贷角度，债务常见的形式便是贷款。简单来说，贷款就是用未来的钱帮助我们进行或扩大当下的生产的一种方式。

类比而言，国债就是国家以信用为基础，以发放政府债券的形式筹集资金，用于国家的发展、建设或战争经费。适量发行国债，可以帮助国家弥补财政赤字，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在更早的历史中，当一个国家需要紧急支出时，国债通常扮演着暂时性筹资措施的角色。但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暂时性筹资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当作一种经常性的资金来源。国债规模的不停上升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毕竟历史上政府滥发国债并被迫超发货币挽救国债最终导致货币失信的例子数见不鲜。

2009年12月，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希腊的债务危机肇始于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希腊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推行了过度宽松的经济政策。截至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时，希腊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2800亿欧元[2]。然而长期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政府已经无力偿还为此产生的巨额债务，由此导致了投资者的信任危机，市场焦虑情绪急剧升温。

实际上，希腊的问题只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和希腊一样面临着财政问题的还有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这一次债务危机的爆发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其本质还是欧洲各国需求不足导致的。仍旧以希腊为例，其主要的支柱产业为旅游业和航运业，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经济陷入低迷状态，旅游业与航运业收入受到了极大影响。当希腊人民的收入受经济危机影响降幅明显时，普遍选择了“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消费需求下降，更进一步催化了债务危机的产生。

尽管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让全世界意识到了“高债务”的风险，但是大部分国家并未能摆脱这一模式。根源在于，自从大萧条以来，当经济出现总需求不足时，凯恩斯的政府刺激经济理论就变成了各国解决问题的“法宝”，希望通过政府的需求帮助经济体顶过下行周期，重新复苏。但自次贷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发现，经济刺激加上了以后就无法再停止、本来是用于“救急”的经济刺激措施变成了必须持续存在的经济调控政策，于是持续积累的赤字导致世界主要经济体债务数量不断攀升。

根据美国财政部2022年公布的数据，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已超过30万亿美元，而美国202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3万亿美元左右。日本财务省2022年3月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日本政府长期债务余额首次突破千万亿日元，达到1017.1万亿日元（约合7.16万亿元美元），与此同时，日本的GDP增长却远低于债务的增长，2021年的数据仅为4.931万亿美元。

不只发达国家的债务激增，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2022年，中国单从中央国债来看，总量相对较小，仅为26万亿元，但过去十年地方政府作为举债主体，承担了大量的刺激经济的任务，地方债务余额也达到了37万亿元，二者合计约为63万亿元，而2022年中国GDP为121万亿元[3]。由于财政体制的关系，地方政府的投资基本都需要债务融资来进行。举债投资虽然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也为未来如何化解那么庞大的债务提出了挑战。如果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各国需求水平大幅度下滑，大量的债务也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4]。

部分债务压力较大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2020年4月6日，受新冠疫情影响，阿根廷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其政府宣布延迟至2021年再开始偿还总价约100亿美元、基于阿根廷法律发行的外币债务，不久后，又因为无力偿还一笔约5亿美元的利息而发生第九次主权债务违约。一直以来，阿根廷的经济以农业初级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为主，新冠疫情开始全球性蔓延后，各国不同程度地“封闭”了起来，阿根廷的出口业务受到很大制约，对国内经济收入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加剧了债务危机。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不过在实体经济保持有力增长的情况下，债务问题的风险一直被掩盖。但债台高筑的现状对每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一颗“地雷”，随时有可能被引爆，引起经济的崩溃，使政府丧失公信力，各国都应该审慎对待这一经济课题。

国债的持续攀升说明，凯恩斯刺激经济的政策，并不能解决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问题。头痛医头式的刺激行为，只能是饮鸩止渴。而要解决世界整体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探索能减轻需求不足的这个症状的方法而是要挖掘在21世纪以后世界会进入广泛而深远的需求不足而必须持续依靠政府刺激背后深层次的经济学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大国经济领域的博弈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在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高速发展期后，近些年的国际局势动荡不断加剧，大国间的博弈显然已经演变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层出不穷。经济一直是影响各国政策方针的重要因素。所有大国间的政治博弈都可以理解为背后经济领域的较量，这也是大国博弈的重中之重。而国家间不断加深的博弈，在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其实也预示着当前社会的整体经济已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艰难的阶段。

一种新能源或新技术投入使用时，往往能够推动各行各业快速发展，带动全社会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处于增量博弈阶段，主要关注如何获取更多资源以及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充分运用，或者是由于经济结构本身出现的一些问题，经济将进入缓速增长或停滞的阶段。进入这个阶段后，世界各国之间的增量博弈就演变成了存量博弈；而存量博弈将比增量博弈更激烈且残酷。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是导致大国竞争加剧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其更深层次表现是本国需求端的疲软，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在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前，都会更加依赖出口去消化无法被消费掉的产能，从而拉动经济增长[5]。然而，全球市场的总需求逐渐饱和，限制了各个国家的出口潜力，这无疑加大了各国争夺出口市场的竞争压力。可以说大国间博弈，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攫取出口的份额。

长期以来，美国对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美国使用美元换取大量中国生产的廉价而优质的商品。在这种国际产业链构成之中，美国本土制造业萎缩，由实转虚。但因为美国债务的危机使其化解国内需求不足的难度加大，叠加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国力，美国选择改造产业链结构，补全重要产业领域，增加出口。美国大举重建制造业，无疑将加剧与中国的成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推倒原先两国互补的贸易关系[6]。与此同时，更大量的产品将同时转而面向全球市场。这也是目前中美贸易战加剧的背景之一。

除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和摩擦，美俄博弈同样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美国希望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和实力，强化其对欧洲的整体控制力；在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等方面，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强化美国对应领域的对欧贸易；本质上也是基于美国国内需求疲软，经济放缓的巨大压力。欧洲在能源方面的需求对美国越来越重要，于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博弈和冲突逐渐加剧。

美俄博弈的重点首先是能源出口方面，俄罗斯本身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但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也产生了大量的天然气产能。在全球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两国在主要面向的欧洲市场上形成了激烈竞争。俄罗斯试图通过管道出口天然气来确保对欧洲的能源影响力，而美国则鼓励欧洲国家增加美国液化天然气的需求[7]，以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此外，两国在军事技术、粮食以及航天航空产品的出口上面，博弈也愈演愈烈。

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老龄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人们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一可预知的发展趋势。而如今比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令人关注的，是结婚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与生育率的下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人口红利。20世纪80年代，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大量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或进入工厂，或从事服务行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助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缓慢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8]，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出现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惊讶，由于育儿成本高昂、经济形势趋紧、生活成本较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近年来中国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降低，“少子化”不可避免地成为趋势。

不只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早已是主流趋势。比如，2019年，欧盟27个国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了9050万，占其总人口的20.3%，欧盟各国已整体步入“超高龄社会”；2022年，日本总人口创下了195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总人口连续12年出现减少。

出现全球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区房产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远超劳动者收入的上涨速度。由房屋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使得年轻人不愿结婚，即便结婚也不愿生育。而房价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富人对房屋的投资需求和一般市民对房屋的使用需求发生了“撞车”。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导致人们只能通过越来越窄的独木桥实现阶层跃升，反而阶层跌落变得更容易，这使得父母在子女教育上投入的时间精力成本以及财务成本都越来越大，也降低了很多家庭生育的欲望。而这两者，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的贫富分化程度急剧上升。财富在少数人手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加上新自由主义的低利率政策，富人们手握房产、股票、资金等资源，通过投资获取了大量的收益，因此导致了全球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而资产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张，社会中只掌握了小部分财富的大部分人的经济压力增大，由此出现了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9]。究其根本，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少子化趋势的背后，也是贫富分化这一推手在起作用。在我后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贫富分化也是导致总需求降低链条中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