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牛花和城镇化

已故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一朵黄花》十分耐人寻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就开在路边上，一朵普通的黄花。我本来是停下来点根香烟的，却看它看出了神。有点像是那朵花也在看我，那种触动，有时候……您知道，谁都会有这种感觉，所谓的美感，就是那个。那朵花很美，那是一朵美极了的花。而我却死定了，我会在某一天永远地死去。那朵花很漂亮，永远都会有漂亮的花给将来的人们看。”（莫娅妮译）

暑假来乡下的我也每每出神地看某一朵花，看院子窗前某一朵花，此刻我就在看一朵大波斯菊（东北俗称“扫帚梅”），夕晖下一朵浅粉色的大波斯菊。触动我的是她的这样两个特点：一是简洁，利利索索，干干净净，八枚花瓣，平面展开，一览无余，颇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荷花风韵；二是显得聪明、灵动，所有花都不动的时候，她也机灵地轻轻摇颤，仿佛向我悄悄透漏遥远的宇宙信息。有时我甚至觉得她们就像一个个灵感的物化，特别适合装饰书房案头。

大波斯菊旁边是百日草（东北俗称“步登高”），盯视她则是另一番感受。这是东北最常见的本土花种，也是最能走进我内心的花。花色几乎涵盖了所有颜色，正可谓五颜六色，尤以红粉两色居多。我每每盯住一朵单瓣深粉色的看好一阵子。她让我想起老屋，想起祖母，想起母亲，想起她们的面影。如今，老屋不在了，老屋中日夜操劳的她们也不在了。而这朵花却分明让我觉出不在的存在感。不妨说，这朵花开在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临界点上。

清晨起床后看得最多的自然是牵牛花（东北俗称“喇叭花”）。若一朵朵开在万绿丛中，粉红色的，宛如一湾绿水中的点点渔火；白色的，仿佛启明星仍在眨闪眼睛；紫色的，则如某种夜行动物专注而深邃的眸子。不过我最钟情的还是今天早上在仓房门旁开的那一朵——薄如蝉翼的娇滴滴的小喇叭上噙着圆滚滚、光闪闪的露珠，给破旧而寂寥的仓房一角带来勃勃生机和喜庆气氛。较之我，肯定是小仓房更为感激。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那篇散文中说牵牛花“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作为陪衬，他认为最好牵牛花下疏疏落落长着几根细细长长的秋草。王小波则最欣赏紫色的——“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我的精神家园》）。郁达夫显然受到日本审美情趣的影响。日本人倾向于喜欢蓝色牵牛花，若配以细细长长的秋草，纯然一首俳句了。王小波则很快将牵牛花同西方哲学家、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有两点或可质疑：蜻蜓有蓝色的吗？蜻蜓会落在牵牛花上吗？反正我都没见过。当然这点并不重要。小波不是在谈植物学和昆虫学，他是在谈精神家园。

遗憾的是，牵牛花生命过于短暂。在东北乡下，早上五时许张开小喇叭，而九时许阳光开始变强的时候，她就慢慢收起小喇叭，蔫了——生命仅有二百四十分钟左右。仓房门旁这朵，即使有正房遮挡，也顶多坚持到十点左右。凝眸注视之间，不由得黯然神伤，得知美的极致是悲哀、美得让人想哭一类说法并非纯属文学修辞。是的，任何生命都要走向死亡，无论多么美丽动人。但另一方面，牵牛花的生命力又是极其强韧的。每朵花落后都留下一个胀鼓鼓的圆球，适当时候自行炸开，喷出二三十粒种子。一枝牵牛花不知开多少朵，喷出的种子就更不知多少了。第二年春天每粒种子都从泥土中拱出一对嫩芽。不仅牵牛花，前面说的大波斯菊和百日草也大体如此。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朵花，明年就会有许多朵花，所以胡里奥·科塔萨尔说“永远都会有漂亮的花给将来的人们看”。然而问题是，明年那朵花还是这朵花吗？——是这朵花的转世或再生吗？佛教的回答大致是肯定的，由此产生了轮回之说并推而及人。科塔萨尔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同的是他没有推而及人，而断定自己“死定了”“永远地死去”——“再也不会有一朵花”，并为此感到悲哀。

文章写到这里，大弟从不远的小村庄跑来兴奋地告诉我：好消息！这里要集中盖楼，全村的人都搬来这里上楼。要拆迁，要城镇化了！我听了却全然兴奋不起来。明年来我还会看到这三朵花，看到牵牛花吗？还会这么思索着看她们吗？我由衷地感到失望，感到悲哀，一种无助的深切的悲哀——哪怕牵牛花的生命力再顽强，种子落在水泥地上也是发不出芽来的。

2013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