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社会环境与秘密社会的形成

秘密社会就其主要特征而言，应该是“源”于宋代。秘密社会的主要特征，按照蔡少卿先生的理解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即组织的秘密性、秘密的宗旨或者教义、从事非法活动，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反政府行为。而宋代的诸多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大都具备这些特征，因此，传统秘密社会当“源”于宋代，不仅如此，明清以后的秘密社会最初源头或者主要特征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例如，宋代出现的白莲教、明教这类秘密教门和没命社、亡命社、霸王社之类的秘密会党，都曾对明清秘密社会的流变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秘密社会的“标签”性描述，如“夜聚晓散”“男女混杂”和“吃菜事魔”等在两宋时期开始普遍流传。显然以这三个词语指代与社会秩序相悖的秘密社会现象，“实系有意为之，而从来都不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

当然，这一时期的秘密社会还处于形成期，秘密社会组织与行帮组织或者民间宗教结社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北宋时期的一些流氓组织，如“没命社”“亡命社”等，都有自己的魁首，会众皆以游民为主，他们为侠乡里，巧取豪夺，以偏僻之术为业，“或不如意，则推一人以死斗，数年为乡人患，莫敢发”。这显然与近代秘密会党相差无几。也有一些带有行帮性质的秘密组织很难明确被界定为秘密社会，如把持民间诉讼行业的“业嘴社”，有公推的讼棍为盟主，组织不为外人知，成员“粗晓文墨，自称士人，辄行教唆，意欲骚扰乡民，因而乞取钱物”。这类组织黑白通吃，很难判定是否属于秘密社会。尽管如此，在宋代，秘密社会已具组织雏形是不争的事实，其形成的原因与宋代基层社会生存环境的变迁密切相关。

一是土地兼并的推力和城镇发展的吸力，使基层社会的流动不断加速。北宋时期，政府实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该政策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荒地垦辟，但同时也为豪族富家的土地兼并打开了方便之门，以至于各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到南宋时，豪族富家拥有的土地往往能绵亘数百里，“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乡村土地的大量兼并将许多农民“推出”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其成为流民；与此同时，城市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商业“繁荣”吸引失去土地的流民进入城市。两宋时期，国内外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城镇的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沿海工商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城镇发展所产生的“吸力”加快了城乡人口的流动，“游食”于城市成为流民重要的谋生手段。但是，两宋的城镇发展是畸形的，城镇“繁荣”的主角是在土地兼并中获利的城居地主，“地产、商业和高利贷三结合的发展，正体现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享受性、炫耀性、精神性、发展性的高消费所形成的城镇畸形发展，在吸纳流民的同时也造就了城镇基层社会庞大的游民阶层。

二是天灾人祸的袭扰和民间结社的膨胀，使基层社会控制趋于弱化。两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加上辽宋夏金政权对峙，战争不断，基层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的持续袭扰，以及两宋时期财政与军事上的“积贫积弱”，使得基层民众转而寻找体制外的力量以求“自保”。因此，两宋时期的民间结社较以往历朝历代都要更发达。在城镇，“民间开始流行举行社、会，各行除参与宗教社邑外，尚以行会为单位，组织各类社、会”，而乡村社会则流行互助性社团，包括各类武术团体，例如，河北的弓箭社。据苏轼调查，澶渊之盟以后，河北“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再如，北宋末年抗金自保的忠义巡社。忠义巡社推举豪右为首领，自备枪杖器甲，成员寓兵于农，在动荡环境下具有了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功能。研究表明，当时的忠义巡社“遍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诸省，发展规模甚大”。基于乡社而产生的民间结社遍及乡村，民间结社的膨胀既是基层社会寻求自保的产物，也是当权者对基层社会控制弱化的表征。

三是佛教异端的传播和江湖文化的崛起，使传统价值观念出现嬗变。宋代佛教结社盛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精神寄托。正统的佛教结社，如净行社、念佛施戒会等，通常只能满足社会上层的需求，而对于社会下层民众而言，世俗化的佛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两宋之际，社会风习在佛教信仰领域大致有两种趋势，一是正统，一是异端”。佛教异端在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传统的弥勒教及其宣扬的造反救世观念充斥基层社会，许多佛教异端，如孔清觉的白云宗、茅子元白莲宗及以金刚禅、二会子、摩尼教等名目出现的“吃菜事魔”等，成为此后明清秘密教门的前身。在佛教世俗化的同时，两宋时期传统庙堂文化呈现江湖化趋势。依托日益兴盛的民间私塾，高居庙堂的儒家伦理，借鉴佛教白话宣讲的传播方式，使江湖化的庙堂文化逐渐渗透到基层社会。基层大众在有选择地吸取过程中，形成具有亚文化特征的江湖文化，如“忠义”“侠义”“好义”等。所以有学者将宋代作为近代侠文化的形成期，并将秘密社会与武林、绿林共同定义为近代侠的“三种形态”。伴随佛教异端的传播和江湖文化的崛起，传统价值观念出现嬗变。基层社会的多元信仰动摇了传统道德伦理的权威，基层社会的江湖化逐渐使下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控制的内在机制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