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经济增长潜力与对韧性的审视

在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期，人们常用“潜力大、韧性足”作为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也是宏观经济能在较长时期内实现中速增长的依据。根据IMF的统计，2022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刚刚超过1.21万美元的世界人均GDP水平，[1]远低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人均水平，如日本（3.93万美元）、德国（5.08万美元）和美国（6.93万美元），在全球经济体人均GDP排名中居第68位，属于较低水平。因此，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的成长潜力和提升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表明，[2]基于人口结构和其他要素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经济增长潜力前景的预测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但整体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对2021—2035年经济规模的预测显示，按不变价格计算，在基准情形下，2035年的GDP规模是2020年的2.0倍，是2025年的1.6倍，并且三次产业结构将出现明显变化，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超60%，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将下降至23.1%。

但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人口红利具有突出意义。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中有1/3来自人口红利。人口结构是动态变化的，随着新增人口总量和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人口红利期结束，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人口负债”。2015年后，中国人口出生率下跌超出预期，无论是净出生人口数量，还是新生儿数量，都急剧下降。2016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效果也逐年递减。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生活冲击，加速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85万，正式步入负增长时代，同时中国老龄人口逼近3亿大关，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

未来，出生率不断下降和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大制约因素。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长期要素供给潜力的变化，老龄化对储蓄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同时还会间接影响投资和资本存量的积累。目前人口结构发展趋势将导致劳动力减少，老龄化问题加重，并拖累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出现“未富先老”的趋势。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就离不开对其他经济增长潜力的有效释放。

经济韧性是一个经济体在经历冲击时，能够通过变革调整，有效应对干扰和抵御冲击，并实现经济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韧性强的经济体在遭受冲击后，能够快速复苏并重新实现稳定增长；而韧性不足或脆弱的经济体，则缺乏修复能力，增长会跌入长期下降通道。能否承受重大宏观经济冲击，长期保持稳健增长，是考验经济韧性的重要依据。

尽管中国经济在40多年的发展中曾遭遇各种风浪和冲击，但始终能够跨越波折，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这本身就是经济韧性强的体现。无论是遭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最终都能平稳度过，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韧性十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济韧性与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在经济增速的上升期，增长动力充沛，韧性自然也更加强劲；而在经济增速的下行期，或者经济增长的回落阶段，经济韧性自然也会下降。这就如一个人的肌腱，在青年期和成熟稳定的壮年期，韧性十足，而一旦进入中老年时期，韧性就会开始下降，脆弱性明显上升，非常容易拉伤。对一个经济体而言，亦是如此。

经济韧性更多地体现为宏观表征，但其根基则在于微观层面。微观经济主体的财务健康状况、经营活力水平、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创新发展潜力，都是决定宏观经济韧性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步入中速增长期以来，转型升级压力和持续疫情冲击，使微观经济主体承受了持续的巨大压力，脆弱性也明显上升。

从国家统计数据到媒体报道都能观察到，由于在增长转折期遭遇疫情冲击，很多中小微市场主体大批倒闭并消失于市场，更多的市场主体则深陷资产负债表受损之困，包括很多大型企业也是如此。这导致微观市场主体抗冲击和抵御风险能力显著下降，自我修复机制和能力严重受损，经营活力明显衰退。这些微观变化必然反映为宏观经济脆弱性的上升，并存在危及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风险。微观市场主体承载着就业机会，无论是其在市场上的消失，还是脆弱性上升，都必然使原本就压力巨大的就业形势更加困难，这也是政府把“保市场主体”作为宏观政策重要着力方向的原因。

[1]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的影响，如果按照2023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国人均GDP还低于世界人均GDP水平。

[2]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李雪松，陆旸，等.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及指标研究［J］.工业经济，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