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投资过冲：消费不振强化对投资的过度依赖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产出增长的“三驾马车”，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大因素的增长贡献度存在结构性变化。一般而言，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初期，扩大投资既是促进增长的主要途径，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例如，以城镇化和工业化为主要路径的投资增长，往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本书中的所谓投资过冲，是指在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中，消费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对投资形成过度依赖，导致出现持续进行没有效率的增量投资，并最终不可持续的现象。

发展中经济体随着经济起飞而逐渐步入较高收入国家行列，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经济起飞期，消费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两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在增长数量上的拉动作用。消费作为经济运行中的最终需求，其总量扩张会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体现为消费支出总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二是在增长质量上的牵引作用。社会整体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有利于牵引生产环节不断向产业高端攀升，从而引导经济增长动能向高质量转换。消费增长动能不足，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既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又会制约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经济体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消费支出总量在GDP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增大。但在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且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处于高位；而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缓慢，甚至因消费增速慢于GDP增速，而出现比重相对下滑。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多数时期，消费所占比重都处于下滑状态。

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长期短缺经济影响的回补，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超60%，扣除平均占比近14%的政府消费，居民家庭消费大体维持在略高于50%的水平。进入90年代，居民家庭消费占比逐渐下滑，占GDP的比重跌至平均只有46%的水平。随着2001年加入WTO后经济增速加快，消费占GDP的比重快速滑落，投资与消费的剪刀差也逐步扩大，消费占GDP比重的很大一部分潜在份额通过储蓄的形式被转化为投资。同时，净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也进一步降低了消费所占的比重。

在经济增长转折期，制约经济增速的关键是消费增长较慢，尤其是居民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过低，且增速乏力。在发达经济体中，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般为60%~70%，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达56%。作为发达国家，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家庭消费占比达70%。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为近80%，而在2003—2010年，这一比重下降了近一半，平均只有40%。在近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与投资和净出口相比，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作用有所加强，但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贡献度仍远远不够。

长期的高储蓄、低消费局面形成了对家庭福利水平的压制，特别是以购房、教育和养老为主的“目标储蓄”，更是使居民经常性消费呈现压抑状态。过低的最终消费支出导致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扩张，尤其是在出口也出现下滑局面时，缺少能够维持增长的抵补性力量。因此，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以及偏高的储蓄率，不仅直接压制了消费，也最终抑制了经济增长。只有积极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才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