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边界感的养育
父母观念侵占孩子的内在世界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啊，你说他们一辈子为了我起早贪黑，最后的愿望就是看到我结婚生子，我有什么不能为他们做的？可是一想到结婚结得这么仓促，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有孩子之后又要过和他们一样的后半辈子，我真的好绝望，突然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怀孕六个月的梁女士在咨询室里崩溃了，两周前她刚经历了自杀未遂。
那么问题来了：怀着孩子的她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梁女士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批独生子女中的一个。
梁女士回忆说，在自己小升初期间，为了能让她上一所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子弟学校，他们举家搬到了市区，妈妈放弃了体制内待遇优厚又稳定的工作，爸爸更是错失了升职的好时机。背负着全家人的期望和付出，她来到了新的环境拼命学习，不仅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授课节奏，还要克服普通话不标准的“硬伤”。
从初中到高中，从童年开始到青春期结束，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电视，但这件事经常是不被允许的，更不要说玩游戏、谈恋爱，抑或只是同学聚会之类的活动。每个寒暑假她几乎都在各种课外补习中度过，甚至春节期间都在家复习。其他事情不重要，她只需要学习，提高成绩。这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谈何容易？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从高一的年级排名260多名逐渐提高到高三的年级前50名，加上特长分，她最终顺利进入梦寐以求的一流学府。
“我当时觉得终于‘熬出头’了，但进了大学才知道竞争有多激烈，为拼绩点和奖学金，大家都学到很晚，大三更是在出国、保研、找工作之间‘削尖了脑袋’。每年学校都有因学习或找工作的压力而崩溃的同学。”
说到父母，梁女士感慨：“回忆起这些年的求学之路，我深刻体会到父母有多辛苦。他们总是比我更早起床，比我更晚才休息，甚至帮我整理学习资料。在我大学期间，我也一直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经常担心我的衣食住行，一年两三次不远千里来学校看我。我爸大雪天还出门帮我弹被子，弹好了之后又给我寄过来。但我并不想像他们这样过一辈子，一想到以后抚养孩子的生活，我真的非常恐惧。”
在婚育问题上，她坦言：“我对做父母有心理阴影，从小他们就一直围着我转，这让我非常痛苦。说实话，读研之后我才后悔为什么小时候没有多接触社会，没有多学点生活技能，没有好好想想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一直以来，我就好像一个考试工具。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真想活得轻松一点。如果生孩子意味着要度过如此煎熬的一辈子，我宁可不要。”
然而，就在她工作第三年，一直催婚催娃的母亲查出患了宫颈癌，而且是晚期。为了让母亲最后几个月安心，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于是她接受了之前母亲介绍的相亲对象，迅速结婚，并且怀上了孩子，在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她含泪送走了母亲。逐渐平静下来之后，想着自己日渐凸显的肚子和已逝的亲人，梁女士却自寻短见，在家中割腕，还好赶回家的丈夫及时发现并实施了救援，没有影响到孩子。最终，她来到咨询室说出了开头的那番话。
很显然，梁女士父母的期待与她自己的愿望截然不同，父母希望她把所有时间用于提高成绩，而她更希望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无论她是否满足了别人的期待，她的存在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她的人生也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过去拼命提高成绩以实现父母期待的那个讨好的她，已然成为她的一部分，这个过程仿佛能让她认可自己的存在，迎合他人已经成为她的一种习惯。她的内在世界很大一部分被父母的期望牢牢地占据了，她的人生选择和父母的需求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所以她也几乎没想过自己想要什么。当一直给她树立人生目标的母亲离开之后，她感觉几乎失去了一切。
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结婚需要单位批准，节育都要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整个社会文化中还不流行边界感这一概念；相反，“人就是集体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非常普遍。这种观念从两个方面对个人的价值感和家庭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是“我的价值需要他人评判”这种极强的人际连接感。
“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强调的是一种无私奉献，“无私”就是丝毫不考虑自己，全心为他人。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动荡年代，这种想法无疑像一团火焰，能够点燃人们的希望和信仰，激发人们前进的动力和信心。但这种观念放在物质资源日渐丰富的和平年代，放在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中，就很难保持纯粹了。
为自己考虑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指向的就是人本能的需求和渴望。尤其是当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这种“本能的需求”有了更多觉醒和被关注的机会。如果依然保持着过分强调“无私奉献，一切为别人”这种道德观念的“超我”，“自我关怀和自我照顾”可能就意味着被道德所批判的“自私”，那么人们内心的诸多“本我”需求就无法被满足，冲突因此而生。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份不甘和期待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为孩子。他们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为孩子”就相当于“为自己”，同时“为孩子”也是“为他人付出”的道德文化所认可的。然而，“本我”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压抑和忽视而消失不见——于是，为孩子付出就成为很多父母被压抑许久的自我愿望和需求的唯一出口，成为仅有的一种被允许的选择。我们因此见到很多父母将自己几乎所有的期待和心血投注在孩子身上。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
另一方面，“我的价值需要他人评判”是集体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人际关系特点。这意味着为了实现集体的最高目标，个体之间能够极大程度地相互监督。对于个体而言，竞争结果和“面子”就成为自我价值感的重要依据。在家长制观念较强的家庭教育下，观念中深刻的竞争意识和过重的“面子”观就体现在了育儿上。
这样的家长可能总对孩子不满，总要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谁家孩子更优秀”是受到普遍关注的事情，而能“有效”证明这件事的就是分数和排名。孩子们也自然开始关注这些方面，将其内化成自我价值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在无形中被迫割让出了自己内心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