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阴影下的《狂欢节之国》

《狂欢节之国》恰恰诞生在这样一个忧虑与反抗并存的时代，它与《巴西肖像》之间的联系似乎不言自明。在人物设定上，《狂欢节之国》的主人公保罗·里格（Paulo Rigger）恰似作者亚马多与保罗·布拉多的结合体。除作家身份外，布拉多还是一名咖啡种植园主，同时也是1922年巴西现代艺术周的主要赞助人。里格同样兼具文人与庄园主的双重身份，在写作的同时资助同伴的文艺创作，只是因为亚马多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故乡巴伊亚，主人公的收入来源也从咖啡变成了可可。除人生履历方面的相似之外，理念上的共鸣是《狂欢节之国》主角与《巴西肖像》作者之间更重要的联系。保罗·里格既表现出对巴西纵欲贪婪的批判，又流露出对国家未来的担忧。然而，就在他批判的同时，他本人仍坦然享受着奢靡富庶的生活，沉溺于感官情欲的冒险，仿佛他自己便是其批判对象的化身，使他对国家的忧思也不免带有某种高人一等的顾影自怜。这种巴西知识分子身上的浪漫主义倾向，正是保罗·布拉多在《巴西肖像》中早已批判过的：

浪漫主义者热爱自身的痛苦。这是其最丰盛的灵感来源。……事实上，浪漫主义正是悲伤的创作者，忧虑于人类的不幸、事物的无常，更悲哀于鲁贝尔（Joubert）所谓不可承受的欲望——希望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寻得幸福。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狂欢节之国》中各主要角色焦虑的核心。在小说中，保罗·里格和他的朋友们一边尝试在哲学、爱情、家庭中寻找幸福，一边断言只有蠢货才配得到幸福，从而将自己与普罗大众区分开来。虽然叙事者未曾明说，但这种矛盾感无疑来源于自我身份的异位，他们实质上都是在祖国生活的外来游子，正如若干年后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在《巴西之根》中所谈论的那样：

我们从遥远的国度带来我们共存的方式、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思想，并妄想在一个常常不利甚至与之敌对的环境中维持这一切，所以我们至今仍是自己土地上的流放者。

作为一个在法国游学7年、刚刚回归故土的年轻人，保罗·里格便是这类流放者的典型代表。《狂欢节之国》的开篇与钱锺书的《围城》颇有几分相似：一艘从法国出发的轮船缓缓驶向巴西海岸。在闷热的气息中，外国人与巴西人一同聚集在甲板上，吹风、休憩、闲聊。但与《围城》围绕本国人展开的情节不同，在亚马多笔下，一个名叫朱莉的法国女郎率先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她美丽优雅，又见识广博，在她身边，十几个巴西和阿根廷的男性旅客赌咒发誓，表明愿意为她付出生命，而“这一切都是用半生不熟的法语说出来的”。对于这种牺牲自身利益来谄媚外来者的行为，亚马多显然持批判态度，以漫画般讽刺夸张的笔法描绘从欧洲归来的富人、政客及外交官。此外，他还专程写到这些人楚楚衣冠下的汗流浃背，因为他们都穿着在伦敦或巴黎高价定制的厚重衣物。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些贵重华服无疑不适合巴西的热带气候，正如欧洲的制度、思想及生活方式同样会水土不服。

与此同时，作为占据优势的一方，朱莉坦然接受这些“热带人”的恭维，但对眼前这群欧洲文化的蹩脚模仿者并无兴趣。保罗·里格的命运则不同，他获得了朱莉的青睐，因为他几乎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却又对欧洲生活感到厌倦，这引起了朱莉的好奇。事实上，为了满足父亲临终的遗愿，里格年少时便前往法国学习。他在巴黎知识界拥有固定的社交圈，足迹遍布贵族沙龙与下等酒馆。然而，尽管在法国的生活满足了他全部的欲念，这种餍足却令他感到悲伤与迷茫。

可以说，此时的保罗·里格对自己“流放者”的身份已经有些许意识，并因此感到不适。他极力想摆脱法国生活留下的印记，也一直在试图抗拒朱莉的肉体诱惑，却每每以失败告终。他的数次挣扎也像一个隐喻，暗示了巴西部分精英群体逐渐意识到欧洲殖民的不利影响，却无力反抗。在保罗与朱莉拉锯战的第一回合，两人在驶向巴西的轮船上首次相遇，法国女郎主动发出邀请，保罗·里格却未曾赴约，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惧怕——“惧怕她的眼睛”——担心朱莉会像疥疮似的缠上他；二是因为倦怠——“她能为他带来什么新鲜感呢？”。此时的里格还未从久居异国的思乡之情中抽离出来，脑子里还是“回到祖国之后，要进入政界，创办一份报纸，提升巴西名誉”等充满热忱的想法。但刚刚回到巴西的土地，现实便浇灭了他的爱国热情：

保罗·里格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自觉是自己祖国的陌生人。他感到一切都变了……如果在里约尚且如此，那巴伊亚又会怎样呢？他本打算在那里定居，陪伴自己年迈的妈妈……他能够生活下去吗？他开始无比想念巴黎……

对巴黎的想念伴随着与朱莉的重逢，这绝非偶然。保罗·里格也毫不意外地放弃了抵抗，沉溺于同朱莉的男欢女爱之中，并曾因她妒火中烧。然而，在时隔7年再次回到父母家中后，情感上的震动又使他重新获得了在故乡生活下去的信心，也让他将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平和的家庭生活中。与此同时，法国再次成为他急切希望摆脱的枷锁：“巴黎从未向他展示过生活的意义。只是满足了他的肉欲。”与此同时，他也打算抛下朱莉，因为“对他而言，朱莉代表着与巴黎的联系”。然而，这次短暂的决心在当天下午就动摇了。仅仅跟母亲等人略微谈起巴黎的生活之后，保罗·里格便又想念起这个代表着他与欧洲连接的法国女人。于是，为了让自己的选择显得合理，里格不得不自我暗示，相信朱莉是真的爱他。但不久之后，当二人一起来到里格在乡间的农场，朱莉便迅速迷恋上一位体格健硕的农场工人，相比较而言，里格只有“过度文明的虚弱臂膀”，遭到背叛顺理成章。一位法国女郎千里迢迢来到巴西，寻找的自然不是一个欧洲翻版，而是某种能够为她俘获驱使的异域风情。最后，农场工人也确实因为屈服于朱莉的诱惑，而遭到了驱逐与清算，他在城市的一处房产也在里格的授意下遭到查收，导致他正在读书的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

陷入情网的保罗·里格自我欺骗，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朱莉深爱之人，这与部分巴西知识分子自我代入成欧洲人的做法颇为相似。其共同的逻辑误区在于：因为自己对强势一方有所倾慕，便笃定对方也会做出回馈，或毫无保留地接纳自己。因此，在朱莉的故事结束之后，亚马多便安排书中的几位巴伊亚知识分子代表聚集起来，围绕国情、社会进行讨论。对于巴西未来的命运，包括里格在内的所有人都抱着一种看客心态，甚至因巴西跌入深渊的可能性而发笑。在众人之中，戈麦斯说得最为直接：“我出生在巴西。但我的学习培养都是法国式的……我能成为今天的样子，全都依仗法国。哪里才是我的祖国呢？在一场巴西对抗法国的战争里，我应该为哪一方战斗呢？” 这一透露“叛国”可能的宣言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驳或追问，大家自然过渡到了对政治制度的讨论，也反映出彼时一批巴西精英的普遍心态。

如果说，在同朱莉的感情故事里，亚马多主要展示了摆脱法国文化影响的困难，那么在里格的第二段爱情冒险中，探讨的便是拥抱本土文化的阻力。在与朱莉分开之后，里格仅仅消沉了一段时间，便开始与巴西姑娘玛利亚·德·洛德斯交往。洛德斯的美不似朱莉那般绚丽张扬，她贫穷而又内敛、温柔而又悲伤，一双大眼睛始终雾气蒙蒙，发色在栗色与金黄间变幻不定，仿佛单纯无邪，却又令人捉摸不透。保罗·里格将自己对爱情的全部憧憬投射在洛德斯身上，将她视为理想的化身。也只有在这一时期，里格得以全然无视外来文明的影响，甚至在同洛德斯的蜜月规划中都不曾考虑欧洲，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生命的问题，达到了最终目的”，也就不愿再回到旧世界那充满疑虑与漠然的“作坊”里了。与之相对的，是巴西本土的吸引力急剧扩大，以致里格想在自己的农庄中度过蜜月，并在那里持续幸福下去。

然而，一切过度理想化的美梦都终将被现实击碎，这正是自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以降，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在巴西无法走通的原因。保罗·里格无法接受带有缺憾的现实，因此他放弃了已不是处子之身的洛德斯，尽管他明白这并非洛德斯的过错，而是他败给了自己一贯鄙视的陈规旧俗。为了让里格从自责中解脱出来，好友若泽·洛佩斯发表了这样一番论述：

我们不可能如此轻松便战胜社会习俗。……它身上蕴含着19个世纪以来积攒的力量。是种可怕的遗存。

或许没有比“可怕的遗存”更能准确形容欧洲殖民历史在巴西留下的痕迹，因为即使在葡萄牙的政治统治结束之后，以英法两国为主的经济与文化操控也未曾停歇。事实上，就连巴西独立都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实现的，因为充当里斯本与里约热内卢之间调停者的，正是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脱离葡萄牙的控制之后，巴西大举引进欧洲艺术，在位近50年的皇帝佩德罗二世正是最知名的法国文化拥趸。来自旧世界的影响源远流长，渗入到巴西社会的各方各面。因此，即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西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也无法立即找到方法，来战胜此类可怕的遗存。那时亚马多还不满20岁，自然也不可能给出确切的解决方案，他所能做的，仅仅是记录下巴西知识分子彼时的焦虑与无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的编者、同时也是巴西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人施密特（Augusto Frederico Schmidt）在前言中写道：

这本书需要以一种全然不同于看待虚构作品的视角来看待。它首先是对我们当前情况的有力记录。我们这群巴西的年轻人自我封闭，找不到出路。我们迷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在这里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既然是对一代人的精神记录，自然不会只有一个主人公。因此，在《狂欢节之国》中，除保罗·里格之外，还有几位主要角色，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文人圈子。其中，佩德罗·蒂西亚诺最为年长，大多数时候都充当着精神导师的角色，其思想上最大的特点便是对怀疑论的坚持，或者说对现状的放任。在面对现实困境时，他认为一切道路皆不可行，无欲无求、得过且过才是最好的状态。其他人的观点也各有不同：戈麦斯鼓吹金钱是一切的基础；热罗尼莫接受了宗教带来的慰藉；里卡多·布拉斯认为浪漫爱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而若泽·洛佩斯则主张在哲学中寻找答案。保罗·里格多多少少受到他们的影响，享受他们的陪伴。不仅如此，由于此时精英与大众之间巨大的差距——蒂西亚诺就常常说只有普通人才能得到幸福，而不幸正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或许只有在他们身上，里格才能体会到“祖国”或“同胞”的真正含义。然而，这也意味着，在里格与真正的巴西大众之间，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

然而，在小说结尾，蒂西亚诺因病去世；戈麦斯成为政界与报业的掮客，与朋友渐行渐远；热罗尼莫完全放弃了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满足于过上安稳平庸的生活；里卡多·布拉斯为养家糊口前往小城任职，过得并不幸福；若泽·洛佩斯在哲思中感觉到幻灭，转而变成一个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毫无信念，只是将此作为迷惑自己、逃离现实的手段。因此，对于《狂欢节之国》的主人公而言，一切现成的答案都宣告无效，巴西的不幸亦无法纾解。保罗·里格似乎成为孑孑独行的悲剧英雄，正如他本人的自白所言：

我走到了极为不幸的境地……我是我这一代人的绝佳代表，痛苦的一代人，见证了民主制度最后的叹息与共产主义最初的啼哭。承上启下的一代。受苦受难的一代。我迷失在怀疑的黑夜，日渐消失。看不见的臂膀拥抱着我。……也许只有我们的孙辈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因我们的祖辈和孙辈痛苦。

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政治或文化殖民给巴西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就像祖辈留下的诅咒；而此时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将现有困境原封不动地传递下去，他们注定成为率先向时代宣战的一代。也只有当一代知识分子真正经历过痛苦的蜕变之后，巴西才能真正迎来曙光。然而，在1930年这个急速转变的时代风口上，大多数巴西传统文化精英却并没有足够的勇气，无法宣告与过往的彻底决裂。因此，在肯定现有手段都无法帮助巴西摆脱困境之后，保罗·里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逃离。他决定回到欧洲，以便忘记一切，重新变得高贵、优雅、冷静、淡薄。在离开的那一天，他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逃兵，无能而又愤怒，狼狈地从狂欢节喧闹的人群中穿过，最后一刻才登上前往欧洲的轮船。一切都仿佛是他归国时的样子，但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彼时的心境。在甲板上，他将狂欢的都市同自己的灵魂进行比对，发现两者都布满阴影。当城市的阴影随着灯光亮起而一扫而空时，保罗·里格注意到正张开双臂庇佑里约的耶稣像。船只起航，“狂欢节之国”在视线中逐渐消失，他举起双臂，向耶稣像发出恳求：

圣主，我想做一个好人！圣主，我想变得平静……

亚马多的处女作在这里戛然而止，这一结尾也被公认为是作者在宗教中寄托希望的证明。尽管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亚马多在书中特别强调了自己的中立态度，因此将书中人物表现理解为作者立场恐怕会略显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亚马多确实同一批天主教作家走得很近，其中就包括他日后在意识形态上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奥塔维奥·德·法利亚（Otávio de Faria）。在评价亚马多的这部作品时，法利亚赞赏有加，认为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体现了“对‘当下’悲痛的挣扎”。事实上，就在《狂欢节之国》问世的同年，法利亚也出版了论著《马基雅维利与巴西》（Machiavel e o Brasil），并就巴西现实问题表现出与亚马多相似的态度，毫不留情地指出：

直到今天，除了模仿外国，我们一无所成……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总是在向外看，在远方、在其他国家寻找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方式。

由此可见，外来文化的威胁确实已经成为彼时巴西知识分子的共识，巴西作为“西方”的身份也开始发生根本性动摇。余下的，便是如何寻求另一种身份来作为替代。针对这个问题，以法利亚为代表的天主教作家自然选择在信仰的普适性中寻求出路，而亚马多却与原先的伙伴们分道扬镳，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如果将保罗·里格最后的恳求视为对宗教的皈依，不免会认为亚马多的这一转变十分突兀，但部分学者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狂欢节之国》结尾的方式。如苏亚雷斯（Marcus Vinicius Nogueira Soares）便强调，保罗·里格之所以主动选择离开巴西却又悲不自胜，是因为他终于明白，身为精英的自己无法认同巴西大众的生活，正是在回归祖国的两年中，他确认被判处了流放：

通过主人公的人生道路，我们可以说，流放主题在此处并非以远离故土……来实现，而是通过阶级的错位来体现。换言之，想要理解祖国的尝试与巴西社会的结构性错位相矛盾，并由此决定了主人公的文化视角：里格所解读的国家就像任何一个陌生国家一样，与他毫不相关。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当他看到耶稣像张开怀抱，庇佑未受洗礼的城市时，眼中的悲伤会达到顶点。他深知自己无力打破与大众之间的隔阂，正如他无法认同掺杂了非洲宗教信仰的天主教，无法接受嘈杂且混乱的狂欢节。因此，他只能临阵脱逃，继续做一个富有却懦弱的流亡者，任凭自己与祖国——“狂欢节之国”——渐行渐远。

表面上看，《狂欢节之国》结尾里格的出走与其爱情经历的不幸直接相关，但事实上，就其懦弱犹疑的性格而言，即使爱情美梦未曾碎裂，他最终选择留在巴西，也不免走向悲剧的结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亚马多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可可》中可以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