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数字化迭代，放大单一市场红利

中国狂飙突进式的工业化，就像急行军，必定导致一些人掉队，传统服务业就是工业化进程的掉队者。

1.服务业掉队工业化，需要一次追赶

在中国，近40年是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但和先发国家相比，由于超快的发展速度，导致各行业工业化进度严重不平衡。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金融等领域，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但在农业和服务业尤其传统服务业领域，工业化的进程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在世界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非典型现象。

大部分工业化大国，农业和服务业的工业化相比制造业，虽有一定滞后，但差距并没有像中国这样显著。

中国农业和服务业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制造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其工业化中期实现了超速发展。按照笔者在《在危机中崛起——美国如何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一书中的观点：美国工业化中期大致发生于1865—1929年间，长达65年左右；日本的工业化中期发生在1945—1990年间，时长45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中期大致发生于1979—2015年间，只有35年左右。实际上，美国、日本的工业化中期进程已经远远快于英、法、德等传统工业大国。相比这些发达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中期进程是所有大经济体中最快的。

随着工业化后期的到来，制造业的工业化进程放缓，掉队的行业肯定会迅速追赶上来，这就是传统服务业将快速发展的基本逻辑。

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经历完整的工业化进程，就碰上了数字化时代。服务业中的金融和交通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由于电商的崛起，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零售新势力用极短的时间对传统零售业产生巨大冲击，已经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而传统服务业里占比很高的餐饮、住宿、文旅等行业的全面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餐饮、零售、娱乐、美容、家政、养老、中介等服务本地生活的传统服务行业，在信息沟通、用户体验、卫生、安全等方面的落后状态，给数字化在这些领域的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2.数字化放大单一市场红利

中国人均GDP12000美元的14亿人口，构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单一市场。过去几年，中国消费类互联网公司迅猛增长，“单一市场红利”其实是这一轮增长的真正原因。

有人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更多地归结于“人口红利”，但如果把人口红利单纯地理解为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应，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笔者看来，广义的人口红利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廉价劳动力红利，第二层面是工程师红利，第三层面是单一市场红利。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沿海地区的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加入全球化分工的秩序中，在这一阶段，劳动力价格对于产业转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90年代之后，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机械制造、电子电气产业为核心的行业迅猛发展，这一阶段的人口红利主要是工程师红利。

最近十年，以电商、社交媒体、出行服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领域高速发展，使中国的工业化中期进程在向工业化后期过渡的同时，也直接与后工业化时期也就是信息技术时代无缝衔接。尤其是最近几年，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消费类互联网公司，从云集到拼多多，从抖音到快手，从摩拜到滴滴，App正在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

而这一波App大爆发的真正基础就是单一市场红利，中国14亿人口的单一市场，相当于美国、欧盟、东盟人口的总和。当这14亿人口的购买力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时候，单一市场红利显现威力的时代便会迅速到来。

相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单一市场，中国的单一市场更加统一，这其中包括四个方面的统一：第一是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二是统一的税收和税制；第三是统一的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第四是统一的文字和信息交流体系。

与印度、俄罗斯等这样的主权大国相比，由于它们主体民族人口数量不占绝对优势且采用联邦制，各联邦主体在税收税制、法律和行政体系上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有的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别也较大，很难做到四个统一。而与人为建立的共同市场如欧盟相比，虽然它们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但其他三个方面还是各自为政，在税收、法律、语言等方面的差别很大。即使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因为其联邦制，各州在税收政策等方面有一定差别。世界上人口在一亿以上且经济在中等发达水平以上的大经济体里，真正实现单一市场的，大概只有日本。

单一市场的好处不言而喻。

首先是节约成本。在单一市场中，企业在一个市场获得的成功很容易在全市场内进行复制，而同样的商业模式要进行跨市场推广成本要高得多，在经营上要雇用很多人来处理税收和法律相关的合规性问题，语言文字的不同也会极大提高交流成本。

其次是降低了风险。进入不同的市场，经营者要面对来自不同市场、不同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动所产生的风险，还要面对不同市场法律和行政方式不同所带来的风险，甚至要面对不同市场国际关系所导致的税收通关方面的风险。

最后是打断了垄断进程，给更多企业带来了发展机会。由于中国单一市场足够大，但同时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别也较大，这就给新企业的诞生和崛起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在电商领域美国亚马逊一家独大，而中国的阿里巴巴虽然体量巨大、能量超人，但也不能阻止京东的崛起；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被认为早已分割完毕的电商市场，又冲出拼多多这样的社交电商和云集这样的会员电商。

3.信息化给服务业带来“降维打击”

目前中国进入以消费为主要经济发展支撑的工业化后期时代，信息化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消费的相遇，使中国经济在零售、餐饮、生活服务、家政、出行、培训、招聘等各消费环节实现全面迭代。

在传统商业理念中，这些行业都属于技术含量低、从业人员素质低、人均创造利润低的“三低”行业，但信息技术的加入，引领着年轻一代中众多非常优秀的个体加入进来，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对这些传统行业的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全方位的变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降维打击”。

信息技术带来的成本降低，使得开发一套应用软件让每一个用户平摊的费用越来越少，甚至接近于零；而同样的信息体系如果应用在不同的市场主体中，成本和风险将大大提升。

对于众多创业公司来说，中国的单一市场红利期最多只推进了一半，在大部分消费领域，市场集中度还非常低，甚至在很多领域，行业前三的公司加起来连市场10%的份额都达不到。新生力量还可以抓住时机，完成对原有市场格局的迭代，机会随处可见。

单一市场加庞大的互联网用户所带来的机会，在任何一个消费领域都有巨大的潜力。

4.数字化：服务业的迭代密码

近三年街边店铺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零售小铺明显少了，餐馆关关停停但总数基本不变，美容机构多了，药店多了，奶茶店多了，宠物店多了；街边餐厅的门脸逐渐变小，很多门面房辟出来几平方米租给了卖炸鸡、卖鸡蛋灌饼、卖奶茶的小店。

分析这种变化，可以发现服务业迭代的密码。

笔者注意到一个卖小龙虾的连锁加盟小店，三年了还一直开着。这个店很小，不到二十平方米，没有堂食，只做外卖。小龙虾是品牌方直送的，加工也很简单，只通过外卖平台出售。

和店主聊了聊得知，疫情前在刚开业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如何让周围的居民都去下小程序上，甚至培训专职员工手把手地帮助上门的顾客在小程序或通过平台下单。从短期利益上来说其实这么干很不划算，因为还要给平台分账。

后来疫情来了，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新商业模式的威力，小店门口每天都挤满了外卖小哥，这种状况经常持续到深夜。

按照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外卖业务对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中的结论：外卖业务对餐饮业收入的贡献率显著上升，外卖利润成为餐饮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引擎。这项调查的课题组长赵萍指出：餐饮外卖还培育了更多餐饮新生态，更重要的是推动了餐饮企业信息化和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带动餐饮业向高技术赋能方向发展，例如大数据助力外卖企业精准选址等。

一家小型连锁餐饮企业生存与成长的背后，是“双重迭代”必然的结果。

5.大平台+微企业

数字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传统行业使用工具的革命性变革，这给传统行业的转型和模式创新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并工具化，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可以顺畅地使用这种工具，互联网不再构成传统行业转型和创业的障碍，而成为实现行业迭代的帮手。

在中国，已经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服务业企业，即使一个村镇上的小卖部，其数字化程度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中国，传统服务业的工业化和数字化是叠加的，这和其他工业大国服务业、工业化、数字化先后发生的进程有很大不同。

这种重叠无疑将产生更先进的商业模式和更快的迭代速度，最传统的小生意被信息化赋能，以新的商业模式，获取了活下去的先机。

除了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商业模式迭代，数字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工具迭代，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持续提高，那些跨界进入传统消费领域的创业者，看到的就是这种机会。

数字经济边际效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效应非常明显，而工业经济边际效益和成本的变化却是波动性的，是不确定的。数字技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组织成本，在超大规模人口形成的统一市场中，效益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让“大平台+微企业”成为消费经济中的重要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消费经济中大中小微企业“科层式布局”的传统格局，直播带货模式的火爆，展现出这种新模式的魅力。无数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开展自己的生意，个人凭借数字工具低成本创业，将造就无数个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新型个体户”。这种企业边界和经营模式的变化，开辟了劳动致富的新舞台，本身具有共同富裕的先天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