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争

当然，这并非第一部讲述芝加哥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智利之间故事的著作。有很多文章、短文和专著都曾经讨论过这一主题。然而，其中很多论著在我看来都过度偏向于某种政治态度，从某种相当意识形态化的视角赞扬或者批评这场改革。无论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的论著都是如此。

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智利，最重要的著作来自胡安·加夫列尔·瓦尔德斯（Juan Gabriel Valdés）的《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们：智利的芝加哥小子》（Pinochet's Economists: The Chicago Boys in Chile）。这本书分析了几份档案，探究芝加哥经济学为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拉美经济学家中大行其道。瓦尔德斯的著作是一部经典，但是，现在这本书有些过时了。它最初的版本是1989年以西班牙语出版的，那时的智利还没有恢复民主制度，即将上台的帕特里西奥·艾尔文的民主政府还没有采纳芝加哥小子的大多数政策，智利也还没有成功转轨为其他新兴国家和转轨国家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典范。此外，自1989年以来，有很多重要的资料被列入各种档案，包括胡佛研究所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档案、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档案以及菲尼斯·泰雷大学（Universidad Finis Terrae）有关智利经济政策的口述历史。而且，1989年以后，很多亲历其事的芝加哥小子都出版了回忆录，2016年“艾尔”·哈伯格的口述历史被公之于众，弗里德曼夫妇自己的回忆录也出版了，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智利的资料。23此外，在经过多年之后，这个故事的主角们愿意更加公开地谈论他们经历的那些事件，而在当时，这些事件还没有得到充分披露。为了撰写本书，我采访了其中很多人。大多数采访都有记录，在少数情况下，受访者不愿意让自己的评论记录在案（有关情况，请参见书后的致谢）。

在瓦尔德斯看来，智利计划是美国的一项有蓄谋的行动，目的在于将外国的意识形态引入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根据瓦尔德斯的观点，芝加哥小子倡导的那些思想和政策不仅对智利的国情和文化而言是一种舶来品，而且无法奏效，这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贫困和匮乏，它们之所以能够得以实施，完全是因为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在1989年以及这部著作被译为英文的1995年，瓦尔德斯暗示，一旦智利恢复民主制度，芝加哥小子的这些政策就会被迅速废弃，继任的民主政府会实行一种更为适宜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智利这样的国家将更加合理。24这种更为适宜的模式将会遵循结构主义的观点，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各种控制和监管措施。这种新模式的基础在于国家发挥强大的作用，并采取大规模的分配政策。当然，就像本书详细说明的那样，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我的观点与瓦尔德斯不同。我相信为了理解智利发生的故事，最好的方式是了解如下背景知识：有关经济政策的各种观念相互竞争，而且世界观各不相同的思想家付诸努力，以便让政策制定者相信自己的观点要比其他观点更优越，更充分。在以前的某些著作中，我曾经论证从1950年至1990年的40年间，拥护计划方法和倡导市场方法的两大阵营进行了一场全球性的“思想之争”。这场战争的战火燃遍全球各个角落。在非洲，这表现为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非洲社会主义对阵世界银行和艾略特·伯格（Elliot Berg）的市场激励法；在亚洲，这表现为马哈拉诺比斯（P.C.Mahalanobis）的计划对阵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的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这表现为结构主义学派对阵芝加哥小子的市场方法。确实，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每种观点也有各自的变体和变形，在很多情况下，政策混合了计划和市场的要素。但是，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看，存在着两大阵营。

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判定哪种观点赢得了这场思想之争。最简单的方法是比较相似的经济体在遵循不同经济模式的情况下，各自的表现如何。比如，我们可以将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进行比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几乎完全相同，但是遵循了差别极大的政策路径。智利遵循的是芝加哥小子模式，哥斯达黎加选择了拉美传统的中间道路体制，将管制与市场激励结合在一起，厄瓜多尔则在包括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总统在内的几位政治家的领导下，走向了民粹主义的道路。在这场较量中，智利遥遥领先。2022年，智利的人均收入比哥斯达黎加高出50%，比厄瓜多尔高出一倍。如果使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而不是人均收入衡量，结果也非常相似，智利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另外两个国家。

但是，比较数字和指标并非判断哪种经济思想更为成功的唯一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分析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否能够说服对手承认自己的优点，或许我应该称之为一种补充方法。这种判断哪种思想获胜的方法依据的是“说服力标准”。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芝加哥小子在智利表现优异，而瓦尔德斯在1989年的暗示则正好相反。前文我已经提到过，而且我在本书其余部分将会详细地解释，正是那些很多年来严厉批评并讥笑嘲讽芝加哥小子的观点和政策建议的人，维护、改进和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内容。

如果说市场方法在智利赢得了思想之争，而且由此形成的政策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那么，又该如何解释2019年10月的叛乱以及加夫列尔·博里奇这位极左翼人士赢得了总统大选？他发誓要终结新自由主义。如何解释甚至在2022年9月新宪法被否决之后，人们普遍都在讨论要结束使智利登上本地区第一宝座的那些政策？我们如何解释这一悖论？这正是本书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我将带着读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来到目前所处的时代，考察一项又一项的政策、一种又一种的不满情绪，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失误乃至铸成的大错。

本书对有关“芝加哥经济学”25的大量文献亦有贡献，而我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文献是有所偏颇的。其中很多论著关注的都是由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乔治·施蒂格勒和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等人发展的思想。然而，几乎没有论著关注这些杰出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如何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政策和观念。而且，没有人试图将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两个分支区分开来，一个是“更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者”，比如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施蒂格勒以及其他很多人；另一个则是“实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包括“艾尔”·哈伯格、哈里·约翰逊和西奥多·舒尔茨。这两个分支的观点和建议常常相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相互冲突。在本书中，我区分了芝加哥学派的不同分支。米尔顿·弗里德曼当然是这些教授中最为知名的一位，但是，在智利或者其他拉美国家，他并不是最有影响力的。在拉美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和最具说服力的人物是“艾尔”·哈伯格，他是一位比弗里德曼更具实用主义风格也更为灵活的思想家（相关内容请参见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