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

在我为了撰写本书而进行的访谈中，没有一位芝加哥小子承认，他们建造的这栋庞然大物是以新自由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每当抛出这个议题，我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我们是新自由主义者？当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是为了败坏我们的名誉；我们钟情于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就像联邦德国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二战之后提出的那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目前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声誉不佳。然而，为了严肃细致地分析经济思想和政策制定的演进，重要的是不管这些标签，并仔细考察所实施的经济模式的本质。探究政策制定依据的信念以及政策效果，也是必要的。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做的工作。

胡安·安德烈斯·方丹（Juan Andrés Fontaine）是第二代芝加哥小子，也是1990年之后两届保守主义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告诉我，在这一时期，智利拥有无数的国有企业，包括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铜矿企业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这违背了激进资本主义的理念。他还提到，很多年来政府都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很多部门都受到了严格的监管。他断言，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体制与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尽管大量文献都声称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我与他们谈起智利和新自由主义时，其他的芝加哥小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包括罗尔夫·吕德斯和塞尔希奥·安杜拉加（Sergio Undurraga），这两位重要人物参与了皮诺切特时期的政策制定。在2022年1月的一次访谈中，吕德斯否认智利曾经实施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声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理念是一句口号，不管在智利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如此”。26与后独裁时代的中左翼政府有联系的经济学家甚至更加坚决地否认他们实施的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有任何关联。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说法就是一种诽谤。

当然，这种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与一部小说佳作中的人物一样，它会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极大的变化。关注的重点在不断改变，目标的优先次序也会转换，因为新问题迫在眉睫，新人也会占据最重要的内阁席位。实际上，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从1973年至1982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早期新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第一代芝加哥小子掌管大权。价格自由波动，经济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休克疗法得以实施，以抗击顽固的高达三位数的通胀，大规模地放松管制，很多国有企业被私有化。1979年，皮诺切特决定将这一模式扩展至社会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和养老金。他的目标是改革自共和国初期以来就已存在的制度，并且改变智利的文化。他颇为自负地将这一计划称为“七个现代化”。1982年6月，智利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也随之终结。正如我在第10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经济表现非常糟糕，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不平等程度非常高，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第4—8章讨论了1973—1982年的这段经历。

1984年，在军方短暂尝试了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道路之后，由第二代芝加哥小子组成的新团队占据了关键的内阁席位。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实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自由化，在几乎每个社会层面都引入了市场机制，推进私有化进程，吸引外国投资，保持出口部门的竞争力。与第一代芝加哥小子不同的是，消除通货膨胀并非这个更年轻团队的主要目标，他们可以容忍每年高达20%但是会逐渐降低的通货膨胀。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1990年3月民主制度的恢复。第8—9章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发展，在这两章中，我讨论了芝加哥经济学家和智利军方的关系，并且考察芝加哥小子对独裁时期人权遭到系统性侵犯是否知情。

第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包容性新自由主义”，这个阶段开始于1990年民主制度的恢复和以帕特里西奥·艾尔文总统为代表的中左翼政治势力掌握大权。在他之后继任的爱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里卡多·拉戈斯和米歇尔·巴切莱特都是中左翼领导人。弗雷来自基督教民主党，他的父亲是智利的标志性人物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曾于1964—1970年担任总统，拉戈斯和巴切莱特是智利社会党成员，这是一个由萨尔瓦多·阿连德创建的政党。

在这些政府当政时期，社会福利项目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些项目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的，就像独裁统治时期一样。通过国际贸易，经济进一步开放，采用了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颁布了竞争法，设立了大学教育贷款制度，建立了使公共支出受到严格控制的财政纪律，更多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与此同时，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了，几个旨在减贫和使更多人可以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社会福利项目得以实施。对于令人羡慕的“智利奇迹”，大多数成就是在这段时间的前些年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些年，社会不满情绪开始增加并蔓延。2019年的示威者和2021年总统大选期间加夫列尔·博里奇的支持者反复提到的“三十年新自由主义”，指的就是这段时间。第10—15章将分析这段时间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运动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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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正式讨论之前，我先简单地讲一下本书的使用方法。全书使用的是“分析性叙事”的方法，我在之前关于非洲、拉美和美国大萧条的专著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这就是说，我整合了源自档案、数据分析、图表和统计调查的各种信息。对于大部分内容，我尽量避免使用学术术语。本书使用的图表是为了概括相关的观点，并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提供有用信息。

有些时候，在我认为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我会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插入整个叙事。尽管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了美国，但是我毕竟在智利出生，并且对智利经济进行过广泛的研究。我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学术训练，是“艾尔”·哈伯格的同事、合作者和密友，而他在思想方面是芝加哥小子之父。在很多方面，我都是一名非正统和非主流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反对独裁统治，并于1977年逃离智利。正因为如此，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芝加哥小子中的一员。

在开始讲述新自由主义兴衰、智利计划和芝加哥小子的故事之前，有必要简单谈一下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人权记录。27在军队掌权之后，数以千计的民众被投入监狱并经受了折磨，很多人被处死，一些反对者在国外遭到了军政府特工的暗杀。1990年，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得出的结论表明，在将近17年的独裁统治时期，有2 279人被军方暗杀，还有很多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多年之后人们才确知，很多“消失者”是在监禁期间被杀害的，然后他们的尸体被直升机扔到了太平洋里。282011年，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断言，独裁统治期间的受害者人数超过了4万，其中包括被处死、折磨、绑架、骚扰以及从工作岗位上被解雇的那些人。此外，在1 100万总人口中，有将近25万人被流放。29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对于研究智利市场化经验的学者来讲也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如果在民主制度下，这些创建了所谓智利模式并且创造了智利奇迹的改革措施，是否还有可能实施。我的整部著作都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给定特定的时间范围和历史时刻，也就是说，在距离柏林墙倒塌还有15年的时间里，在一个民主体制下，如此规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是不可能实施的。由此来看，1990年之后的民主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就变得更加不同寻常。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这位俄裔美籍诗人和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令一篇故事成为佳作的并不是情节本身，而是这篇故事的叙事顺序，“哪些内容在前，哪些内容在后”。在决定如何讲述智利计划、新自由主义、芝加哥经济学与芝加哥小子的故事时，我面临两个选择，可以按照主题来叙述，每次讨论一个主题，比如休克疗法、私有化、贸易开放、养老金体系等；也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随着时间而推进，每次讨论一段时期。经过仔细考虑并请教了我的几位同事，在尝试了按照主题来组织叙事之后，我决定还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整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法更加平淡无奇，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策略，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把握这个长达几十年、出场人物众多的故事的线索，其情节复杂多变，且经常出人意料。在这些出场人物中，当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一些声名显赫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他们接二连三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令全世界都为之赞叹。